武则天与张昌宗的关系是这样的！
《列仙传》说，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喜爱声乐，吹笙引得凤凰和鸣，于是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乐不思归。若干年后，王子乔乘鹤仙去，后人在缑氏山立祠纪念。何敬宗《游仙诗》吟道：“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这其实是列仙故事的传唱版，无甚新意。东晋兴起的道教上清派颇看重这位神仙，《真诰》说周灵王38位子女中，共有五男二女7人得道，其中王子乔的尊号是“右辅侍帝晨领五岳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宫王君”。唐代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专门编绘一卷《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以连环画的形式介绍这位神仙王子的事迹。但教内尊崇，总不及皇帝提倡。
武周圣历二年（699）则天皇帝幸嵩山，经过王子乔祠庙，见“山扉半毁”，“庭宇凋疏”，忽生感慨，于是“为子晋（即王子乔）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之庙”，并以“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名义，御制御书了《升仙太子碑》。这篇洋洋两千余言的碑文不特辞藻华丽，碑额的飞白，正文的章草，皆显示女皇帝的文化修养不在丈夫李治之下。据碑阴御制《游仙篇》提到，“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意即希望神仙太子庇佑女皇长生不老，武周王朝长治久安。
武则天晚年，为编辑《三教珠英》，设立控鹤监，令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掌管。“控鹤”是驾鹤的意思，来历当然与王子乔有关。据《隋唐嘉话》、《旧唐书》记载，张昌宗是王子乔后身。有一次宴会，女皇遂令昌宗“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升仙太子碑》第七段铭文说：“青童素女，浮丘赤松。位称桐柏，冠号芙蓉。寻真御辩，控鹤乘龙。高排云雾，轻举遐踪。”于是后人相信，《升仙太子碑》其实是圣皇武则天送给张昌宗的礼物。连赵明诚的《金石录》也说：“升仙太子者，王子晋也。是时张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宠，因昌宗为子晋后身，故武后为葺其祠，亲铭而书于其碑。”
笔者本来也同意这一看法，但偶然读到宋之问诗，又有些疑惑。这首咏升仙太子庙的诗说：“王子乔，爱神仙，七月七日上宾天。白虎摇瑟凤吹笙，乘骑云气吸日精。吸日精，长不归，遗庙今在而人非。空望山头草，草露湿君衣。”宋是张昌宗的党羽，此诗的伤感情调，与庆贺祠庙落成的气氛并不融洽；尤其是“空望山头草，草露湿君衣”一句的主语，显然不是作者本人，或许另有原因。
站在武则天的立场，最符合“升仙太子”身份的，应该是她的长子，暴卒于上元二年（675）的太子李弘。尽管史书堆砌材料，竭力暗示这位24岁太子死于谋杀；但无可否认，高宗和武后给予这位儿子极高的待遇，不仅破例追授他为“孝敬皇帝”，并以“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的方式来追荐他。据《宝刻类编》记载，高宗、武后曾分别为卷帙浩繁的“一切道经”作序，今敦煌尚存一篇《御制一切道经序》，专门感叹这位孝敬皇帝“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即驾鹤西去。
当然不能据此来确定李弘的道教信仰，并直接与升仙太子发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升仙太子庙的前一年，即圣历元年（698），武则天终于恢复庐陵王李显的太子地位，但李显、李旦之暗弱无能，女皇帝自然心知肚明，由此思念富于政治天才的李弘，建庙立碑，似乎也顺理成章。张昌宗的生年紧挨着李弘的卒年，因李弘是“升仙太子”，而张六郎是李弘的后身，于是自然被说成是“升仙太子”，因此，张昌宗通过太平公主的引荐，被思子心切的武则天赏识。
原来，张昌宗（张六郎）是李弘的后身，也就是“升仙太子”王子乔的转世，所以，他被非常怀念儿子李弘的武则天呵护有加！
为圣者正名，是功德无量的圣事！
（本文资料来自学者王家葵先生博客玉吅 神仙故事之王子乔）
为圣者正名，是功德无量的圣事！
在此对学者王家葵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