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向科学进军”、“攀登科学新高峰”成为时髦的口号。但是在老百姓心中，“科学”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人们往往把神奇的东西和科学联系在一起。于是，“耳朵认字”被当作科学上的新发现。）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该省“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察，确有其事。”“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则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报纸纷纷以科学珍闻的形式转载了这条消息。《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3月13－20日，四川医学院派调查组到大足县进行调查，结果认为“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只是作假。在25次测试中，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后认出的。“唐雨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是魔术师的那一套。”这一调查结果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所以导致了后来“耳朵认字”的泛滥。
北京一8岁女孩姜燕在得知唐雨的报道后宣称，“耳朵认字”并不难，她自己也会。4月15日，《北京科技报》报道了这一消息。4月底，姜燕的功能被报道后，又发现11岁的王斌和13岁的王强姐妹俩也有“耳朵认字”的功能。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燕的“功能”进行了测试，发现凡是她认出来的都是通过作弊手段偷看的，并拍下了她偷看的照片；凡是用胶水粘上的都认不出来；闭上眼睛后也不能辨认。
5月，《科学画报》刊载读者4月10日来信《用耳朵能看见东西吗？》，指出这条新闻在科学上是不可信的，国内外这类现象都是骗局，用的手法是偷看，因此必须用科学知识来加以认识和识别。
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祖甲）和《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叶圣陶）。文章认为，所谓“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了科学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之后，一些报刊转载了这两篇批评文章。《四川日报》的有关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耳朵认字”作假被揭露之后，唐雨和姜燕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7月，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一些人在北京考察了王强和王斌两姐妹“耳朵认字”的功能，并把“耳朵认字”成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在“眼见为实”的信念下，他们写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观察报告》一文，认为“‘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这种异常功能确有其事，值得探索”。从此，《自然杂志》就成为宣传“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的最重要的阵地，并重新掀起了对已经受到批评的“耳朵认字”的宣传。《自然杂志》于1978年5月创刊，在当时是一份档次很高的杂志。而到1997年，这份杂志只排到第86名。
8月，北京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到姜燕家中考察她的“耳朵认字”功能。
9－10月，陈守良写成《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技能的调查报告》的论文在《自然杂志》2卷11、12期上发表。之后，他成了“耳朵认字”最积极的宣传者。17年后的1996年，他还在《中国人体科学》上发表长文《耳朵认字是真的吗？》，重温那一段历史并为自己辩护。但在1997年的一次小型报告会上，他说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而他的辩护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和让人信服。
11月8日，胡耀邦同志就特异功能问题给中宣部领导作了这样的批示：“这类事情（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某些科学家）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但是，中宣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贯彻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所以后来特异功能的闹剧就愈演愈烈。
1980年
相对于1979年，1980年是比较平淡的一年，“研究”只是在量上又多了一些特异功能人，同时在器官上，从耳朵认字发展到全身都能认字，同时，“特异功能”开始引起哲学界的思考和争论。
年初，发现辽宁本溪人张宝胜能用鼻认字，6月，该市科协组织对张的测试，肯定了他的功能。后又发现他能作人体透视。在以后的特异功能争论史上，张宝胜是个关键人物。他一直被当作“国宝”保护起来，很少露面，不像其他“大师”那样频频表演，只是偶尔作些“汇报表演”。但是在1988年的那次关键的汇报表演上，他又“辜负”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
1月，《文汇报》发表安徽袁一志的文章：《耳朵、腑下“认字”目击记》。之后，他并向报社表示要登广告：凡经他测试证实耳朵认字者，他个人馈赠二百元。
2月，《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参加的特异功能人包括唐雨、姜燕、王氏姐妹等，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他们除耳朵以外，在身体的其它部位，如头顶、腋下、手指、手腕、臀部、膝弯、脚底等，也具有这种功能……目击者都叹为观止。但是，2月4日那次正式表演却没有成功。对此，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洪东流写了一篇《“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结论是：“王斌的‘耳朵认字”证明了，去掉腊封胶盒和知底熟人在场两个致命障碍，“特异功能’就会大显奇效。
6月，某著名科学家访问《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人体科学”这个概念。
10月6日到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认为一些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
10月20日到11月4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草稿修改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相信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因为那是“眼见为实”。于是在那本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把特异功能作为意识能动性写了进去。
1981年
在忍了两年多之后，反对派终于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于光远在1981年7月后连续发表讲话和文章批判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于是1981年就成了对立双方公开交锋的一年。
5月，在重庆召开了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同志出席了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酝酿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于光远认为这件事影响不小，并给科协负责同志写了信，要求科协“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的问题”。在其后的六年中，中国科协一直不承认这个学会是由他们组织成立的。
7月，著名学者、理论家于光远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发表演讲。他认为所谓“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并从哲学上批判了一些人“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错误。这次演讲的动因是，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出版前加了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而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灵学的变种，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批判过华莱士等大科学家做了灵学的俘虏。
10月，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小组不定期地出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
10月，美国一个著名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克里普纳带领的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具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儿童。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在一位华侨妇女的协调下，考察团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儿童的特异功能表演。他们发现，尽管一些儿童在不正式的条件下表演很成功，但对他们从美国和加拿大带去的密封样品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异功能来。那些成功的表演全都是用小戏法的途径完成的，可是在场的研究者大多浑然不知。对这样一件大事，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却一直闭口不谈，直到1998年才有航天医学研究所的何宏博士指出，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相当成问题”。
11月，《知识就是力量》第11期开始连载于光远同志的长文：《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这篇重要论文主要内容主要有：(1)回顾了历史上所谓的特异功能，指出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有过，它们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2)指出特异功能完全不符合科学，也经不起科学的严格检验。(3)指出这种宣传的认识论基础是主观经验主义，作为其表现形式的“眼见为实”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4)由于“耳朵认字”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
于光远在文章中提出了进行科学检验应该遵守的一些规则：第一，试样要密封；第二，测试中不允许用手接触试样；第三，测试前应接受检查以防止夹带；第四，与特异儿童有关的家长、教师等人员在测试中应回避。这样一些规则是严格的科学测试所应遵守的，而且这些规则并不妨碍特异儿童的“功能”。
11月4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讲话《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12月，他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外〉》，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灵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判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并存的”。
1982年
1981年的那场争论持续到1982年，直到6月份中宣部发出指导性通知：不宣传、不介绍、不争论、不批判，对弄虚作假者要给予批评或处分。之后，反对者就基本上没有再进行批判。但是支持者以“研究”的名义进行宣传的活动却没有停止。
年初，《百科知识》和《中国社会科学》分别发表了于光远的《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PSI和他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这两篇文章论述了我国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PSI（超心理现象）根本不是事实，Parapsycho1ogy是一门伪科学。
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科学报告会。会上于光远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他用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论证再次批评了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说，他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不相信所谓人体特异功能。2月25，《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报告会的新闻并加了编者按，说“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但是对“特异功能”是科学还是伪科学问题的争论不是由《人民日报》来裁定，可以按严格科学程序和方法组织对特异功能进行测试。
3月3日，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张震寰找到曾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的伍绍祖等人观看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并希望伍绍祖能向胡耀邦反映。虽然“那夭的表演实际上很不理想”，但还是给伍绍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从此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
4月10日，胡耀邦给胡乔木、王任重、方毅、邓力群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个问题（指特异功能），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做过三次批语，指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纸刊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这两条路线（指“不介绍”和“不宣传”）。请宣传部门把关。”
4月20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说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对耳朵认字之类不要介绍和宣传”。通知发出后，某著名科学家致信给中宣部某副部长。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对特异功能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以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5月18日，叶剑英在家中观看了张宝胜的表演。6月15日，中宣部再次发出通知，重申在科学上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组织批判和争论；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人体特异功能表演；同时指出，对个别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的人，可以给予批评或处分。
4－7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组织了几个省市联合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实验设计的“五项原则”：(1)试样具有唯一性；(2)辨认“目标”采用“不透光、不可逆”的封装；(3)主试人和被试人均不知“目标”的内容，以做到“双盲”；(4)现场监测可靠，不允许将试样带离现场；(5)实验结果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比较上述实验设计原则和于光远提出的检验规则，只有一项原则性差别就是测试过程允许不允许用手。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如果是测试手的“辨认”功能；那就允许用手；如果是测试耳朵、脚底或腋下的“辨认”功能，那就与手无关，因而不必用手。而且这并不妨碍用手“发功’。因为如果“外气”存在，它的特点就是能够不接触而对物体起作用。
8月，受国际超心理学会的邀请，航天医学研究所的陈信等人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超心理学年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中国有关的研究。当时，中国的特异功能的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除发现耳朵能够认字以外，还发现人体手、腋下、脚底等部位也能“认字”，并“证实这些部位具有感知和分辨可见光波段颜色的能力”。研究者们还研究了“特异致动和转运”等功能。研究报告指出，“人体特殊感应机能辨认目标时，具有展开、放大、分层辨认、对比选择、分步显示、自动调整方位等特点。”有些刊物还宣传特异人能进行遥感、透视、甚至能看见死人的灵魂。我国特异功能研究者参加国际超心理学大会表示他们承认，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西方研究了一百多年的“超心理学”或称“灵学”。
10月，在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某著名科学家发表了《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讲话。他批评《科学美国人》的编辑马丁·加德纳和霍夫斯塔特，这两个人一直是激烈地反对特异功能，说人体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他说：“真正吸引着我们沿着这条曲折而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呢？谁呢？”这段话表明，他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是因为他预测那将导致科学革命。作为一个敏感的科学家有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直到今天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不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特异功能可能导致科学革命，反而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特异功能不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方向。
10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该书披露了震惊欧美的以“特异功能”行骗的以色列人尤里·盖勒的真相，但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1983年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特异功能的宣传开始改头换面，与气功联系在一起。认为“气功”可以开发“特异功能”，于是掀起了气功热。
某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那是翻天覆地的事，是科学要整个改变面貌，整个世界也会大大地向前发展。”
钱伟长同《中华气功》杂志编辑人员谈话。他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也没有万能的东西。科学是各种事物在发展与进步中互相促进的。科学是没有顶峰的。宣传气功也一样，应该留有余地，不要有迷信。”
3月14日，某著名科学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作“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之后，到1987年10月5日，他在该所一共作了一百多次报告、发言，就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以及科学革命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报告后来整理成一本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这些观点对人体科学研究影响很大。
3月30日，《文汇报》发表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香桐的文章：《对大脑研究的哲学思考》，批评了特异功能。认为人的感觉器官具有专门的功能。“前一段时期盛传的‘耳朵认字’，用所谓特异功能否认感觉器官的特异性，否认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所提出的问题就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要科学地回答它的挑战，需要脑科学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某著名科学家看到这篇文章后，批评张教授不知道特异功能的进展。“我看这位老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
5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80年10月15日创刊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
6月12日到19日，在北京举办“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
1984年
2月10日，某著名科学家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就会到来。”他认为，不能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这是模仿《共产党宣言》把人体科学比喻成共产主义运动。并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5年
《气功与体育》杂志在西安创刊。主编郭周礼原是一个体育教师，气功爱好者。此人值得一提是因为，他后来任“国际气功联合会”和“中华体育气功研究会”两会秘书长，并利用气功进行诈骗。
7月，《读书》杂志发表于光远的文章：《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他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过去不被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重视，而今天成为一个反对伪科学宣传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写它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写的这篇论文，是对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出现的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有力驳斥。”
8月2日，于光远把他在三四年前写的文章收集起来计划出版，但是这本书直到1986年1月才出版。
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6年
2月23日，某著名科学家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就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该闻名于世了。”
3月，《气功与科学》发表一篇介绍严新的文章：《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严新开始引起全国的关注。这位“现代济公”后来成为中国气功界的风云人物。他曾在中国大地红极一时，几十元一张的带功报告门票被炒到几百元，几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有人半开玩笑他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外，在公开场合，群众对任何名人的狂热程度没有超过严新的。
4月5日，某著名科学家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对特异功能，“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现代科学的范围。”他支持特异功能是因为，“它真正变成科学革命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最后将引起科学革命。”
5月26－31日，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某著名科学家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发言。认为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的革命。”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许是因为感觉到人体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相冲突，因此他认为，“我们工作的环境”不像1981年那时想象的那么好，“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同时批评“一些人创造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是‘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的。……有的同志提出这个‘场’，那个‘子’。无非使用一个说不清楚代替另一个说不清。这不能叫做科学。”会上，杨超作了《哲学界在思考》的发言。他说，“人体科学的发展必然引起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6月，严新到北京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资本，但是却为他在北京传功创造了条件。中国气功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了他。9月至12月，严新开始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和一系列气功“外气”实验。
11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这是严新第一次在全国大报上露面。
11月，于光远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时特异功能已经在中国闹腾了近八年。这本书收集了他从1981年7月到1982年4月左右的文章。讲话、书信等，是我国反对伪科学的一本经典之作。
这一年还成立了“人体科学”三人小组，成员有当时国防科工委的伍绍祖、安全部的贾春旺和中宣部的滕藤。之后，这个小组一直领导中国人体科学的研究。1987年，改为四人小组。1990年12月，又改为六人小组。这个小组虽经多次变换，伍绍祖一直在其中，并在1990年后明确他为领导。
1987年
1987年是气功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严新与清华大学合作做气功“外气”实验。实验“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改变物质”，应“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二是张宏堡“宗师”创立了“中华养生益智功”，并正式出山。
1月2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实验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2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予以转载；26日的英文版《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也发了消息。这里也涉及到一个科学态度问题。他们的实验是在1月23日完成的。在没有写好实验报告时就向新闻界公布，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是不慎重的。
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李升平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同月2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接见了实验代表。
《气功与科学》第1期发表暨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梁荣鳞的文章：《对气功及气的不恰当描述》。该文否定了对“外气”的五种观点：1．外气是人体的一种潜能；2．外气具有物质性；3，外气是电磁波；4．外气是低频调制红外线；5．人体是有生命的磁体。
2月，“特异功能高医”张维祥在北京开办特医门诊。他自称和宇宙间的高级生命有联系，能听到宇宙人对他下达的指令。
3月，张香玉从青海到北京，并开始传授她的“大自然中心功”。
5月3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那时于光远已经调离国家科委。但是这个学会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是1992年的事。
5月15日，严新在辽宁向外界透露，辽宁方面邀请他作气功扑灭大兴安岭火灾的试验。他说：“过去气功有呼风唤雨这个说法，人们都把这看成迷信。现在应重新看看这个说法究竟是封建迷信还是科学的。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做的实验说明，气功能使温度升高，使气压升高。如果气功师发功，使气压升高，就能把地下水压上来；地面温度升高，水蒸气就会上升，水蒸发多了，就会降雨。”这样看来，气功“呼风唤雨”是有科学道理的。不过，这事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在火灾发生的初期不发功，而是等到解放军奋力扑救之后才发功呢？
8月，张宏堡“宗师”出山。那时他刚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据说“拿了十几个学位”，但是《大气功师出山》一书却说，这位“累计旷课90余天的学生”的“毕业证书至今还存在校方”，原因是他没有时间去领，“忙别的事去了”。
8月，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把与严新作实验的7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某著名科学家对这组论文予以极高的评价。他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9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0月12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大会。唐雨在会上对记者说，他由于忙着做“耳朵认字”实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因而初中毕业时没能考上高中。由于他经常埋怨自己的特异功能，根本没有想到要保持这种功能，致使他的功能已逐渐消退。
1988年
一方面，由于CSICOP于3、4月间来中国考察“特异功能”，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张宝胜的“汇报表演”以失败而告终，国内掀起了揭露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第二次高潮。
1月，新闻界掀起了一股张宏堡热。1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神奇的事业——气功大师张宏堡小记》；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张宏堡掀起气功热》；22日，《中国电子报》报道：《张宏堡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气功班》；31日，《天津日报》报道：《中华养生益智功风靡京城知识界》。
2月，在龙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播放了张加陵表演的“纸上站人”、“气球站人”、“纸吊灯管打秋千”等轻功节目。但是据知情人士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经过剪接的。
2月，《气功与科学》增刊本刊发了《严新报告》。严新在这次报告中宣布了气功阻挡原子弹和大兴安岭灭火实验的新闻。该刊还同时发表了陆祖荫、李升平等人与严新合作实验的一组论文：《气功治疗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
3－4月，受《科技日报》的邀请，“对于声称的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来到中国考察特异功能现象。考察团由哲学家库尔茨（主席）、魔术师兰迪、心理学家阿考克等6人组成。这个国际性的科学与教育组织成立于1976年。其宗旨是：以负责的态度，科学的观点，批判地考察各种声称的异常现象，并通过会刊《怀疑的探索者》和讲演、电视节目等传播考察研究的结果，向公众进行“科学的目的与方法”的教育。自1964年起，兰迪就随身带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声称“任何人能在符合要求的条件下显示特异功能，我马上付给一万美元。”至今测试过七百多名全世界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却没有一人能取走这张支票。这次来中国考察，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地作报告和试验，结果是所有“超人”都失灵。相反；他们发现一些不可靠和作弊的证据。
5月13日，张宝胜进行汇报表演。起因是CSICOP代表团访华活动及其调查报告引起很多人的异议。“人体科学工作组”决定邀请反对派参加，组织一次特异功能汇报表演。会议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信主持，反对派人士有林自新、何祚庥等人。表演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尽管张宝胜作了很大努力，却始终没有完成指定的表演项目，在做非指定项目时，又调包作弊。因此，双方都认为这次表演失败。但是这次张宝胜败走麦城事件的真相，直到1995年才曝光。
6月29日的《科技日报》和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表专题报告指出，人体特异功能迄今未获得科学证明》。某著名科学家在7月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会议上提到了这些报道，以及《Scientific American》8月号的文章。
7月19日，《科技日报》发表“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在中国考察时的演讲：库尔茨的《谈谈科学与异常现象》和肯特列·弗莱兹尔的《用科学知识帮助人们弄清真相》。
库尔茨在演讲中指出，异常现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心灵力”，即人体特异功能，包括超感知觉（ESP）和意念制动（PK）；第二类是“空间时代的宗教”，如占星术；第三类是“不明飞行物”，即所谓UFO。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异常现象呢？他认为，“首先要有开放的思想，而不应仅仅由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现象或违反常规的理论对我们的观念构成了挑战，就反对它们。”“其次，只要任何声称的异常现象有真实依据，而且它们的效果在其它实验室也可以观察到，或者受试者可以有其他独立的研究者加以考察和验证，我们也会重视的。”“第三，一旦这些数据被确认有无可辩驳的可靠性，下一个步骤就是要设法阐明或解释人们声称发生的事。”但是，异常现象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文章还指出：
1．传闻故事是不可靠的，不能根据表面现象就相信。
2．迄今为止，“超感官能力”还未在实验室得到证实。
3．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弄虚作假和欺骗。
4．由于存在“超自然的诱惑”，卷入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人相信特异现象，不是靠事实，而是靠先人之见。
5．必须特别警惕那种为了支持异常现象而不加批判地认定“眼见为实”的态度。最后，库尔茨提出两点意见供科学界和教育界人士参考：第一，必须要让公众知道科学界对各种异常现象的声称的批评。第二，我们需要在公众中培养对科学事业本身的重视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向更多的公众。特别是大中学生传播对科学方法本质的认识。
7月23日，《科技周报》再次发表心理学家阿尔考克的报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吴小平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探索未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6月13日第24期发表的介绍兰迪的文章。
吴小平的文章把“对于声称的异常现象调查委员会”的一些观点作了归纳。主要内容包括：1．科学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想象的那样排斥任何可能性，但是科学可以估量可能性的大小。对那些异常现象，要极其审慎地对待。2．轻信特异功能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现象，甚至一些科学家也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3．关键在于弄清客观的事实。4．在对“异常现象”进行周密考察时，魔术师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5．1987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对“超心理学技术”的评估结论是，最佳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致动存在的结论。6．对声称的异常现象进行科学考察很有必要。用科学观察的结果反对迷信，揭露骗局，迎接“异常现象”对科学的挑战。
8月20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章：《是气功还是“气功教”？》。文章认为气功是一种功夫，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能受益，想靠听几场“大师”的报告就能获得神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防止把气功锻炼变成气功教。
8－10月，《自然杂志》第8、9、10期发表严新在清华大学作的外气系列实验。该组实验总共7篇，其中包括《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影响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把“气功外气”神化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气与人间科学”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这些论文。
11月，香港掀起讨伐神怪气功热。《大公报》发表化学博士甘巨庭的文章：《姑妄评之，姑妄听之——评《〈严新报告、的科学实验〉》。
12月，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了某著名科学家等著的《论人体科学》。
年底，张香玉在北京成立了“自然中心功研究所”。她自称会说“宇宙语”、会唱“宇宙歌”、会写“宇宙文字”，能与鬼神相通，受命于天，传功于世人，准备拯救本世纪末的“世界大劫难”。
1989年
1月9日（农历戊辰年十二月初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于光远的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他说，“我想有朝一日再写一批文章，再来一次战斗。”
2月，针对于光远的文章，聂荣春写了一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这篇稿子在聂荣春去世后，于1991年发表在《中国人体科学》第1卷第4期上。
3月11日，《健康报》发表气功研究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负责人张洪林的文章。
4月13日，《健康报》发表清华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宏涛的郑重声明《某些气功研究与清华无关》。报道说，“以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名义发表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反响很大。”“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科研成果。”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既没有提出过成果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评审、测试测定，更没有经过成果登记。张宏涛还说，某报刊登的“清华大学东方健美研究中心”有关科研人员研究“气功减肥”的消息，“证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效减肥手段”。对此，他强调，“东方健美研究中心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单位，也没有专家对气功减肥的方法进行过评价或鉴定。”
8月20日，《中国体育报》发表张洪林的文章：《清华大学科研处应进一步澄清事实》。
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某著名科学家等著的《创建人体科学》举行了首发式。该书收集了某著名科学家全部有关论述和各种典型实验结果。
1990年
2月，张香玉在青海西宁授功21场，获利9.7万元。3月18日到31比张香玉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旗号在北京北太平庄进行“万人受功”。14天共授功27场，牟取暴利40余万元。
4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醒民”的文章：《警惕迷信附体》。文章严厉谴责张香玉借气功宣扬迷信，同时提出疑问：“为什么政府不管？”当天下午，张香玉被公安部门收留审查部门收留审查，并于12月5日正式逮捕。
5月，《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创刊。
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龙主编的《现代哲学观念》。该书第十二章题为《主体思维和人体特异功能》，大约是因为人体特异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古典形态推向了“现代”形态。
8月10日，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郭正谊的组织下，北京科学会堂举办了一个“弘扬科学气功，揭露封建迷信”报告会。会上，张洪林等人作了《神化气功探源》等几场报告。另外，面对科学界、医学界和新闻界人士，一位名叫司马南的“大师”表演了意念认字、抖药片、白水变味、一指禅停电扇、电气功等“特异功能”。但是表演完后，他声明那不是特异功能。原来那是会议特意安排的。那次活动标志着司马南正式出山，开始揭露伪气功。
11月3日，同样在北京科学会堂，张宏堡作了一次“生命科学学术报告”。
12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期上发表文章：《论科学与伪科学》。这篇论文对科学与伪科学作了界定。并指出，同伪科学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必要对伪科学作社会科学研究。
1991年
在苏州市电子局领导等人的支持下，沈昌成立了“沈昌特功求是者协会”。此后，他在苏州、吴县作了多场带功报告，同时在苏州公园等地开设“信息茶座”。
1992年
2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发表文章：《坚持科学态度》。
8月14日，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澳星B1取得圆满成功。12月30日，香港发景国际集团和世界华人协会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40万元。出入意料的是，在捐赠仪式上，发景集团提出将20万元奖给某“大师”（指陈林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10月，郭正谊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参加CSICOP学术年会。会议期间，委员会主席库尔茨主持了中国特异现象专场报告会，中国代表团介绍了中国江湖门派、八卦、“特异功能”、《周易》及气功“热”等问题。
1993年
2月2日，《科技日报》发表最早揭露“耳朵认字”的陈祖甲的文章：《何必求助于神魔》，认为唯物论者应该依靠科学技术，而不能求助于神魔。
5月，于光远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与科学规划》。文章谈到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曾发表有人根据阳光辐射的数量来计算粮食产量的文章，来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可能的，并把这事与特异功能相联系。
1994年
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贾西平的文章：《“气功师的预测”及其它》，揭露陈林峰所谓“预测澳星发射成功”。
据《中华民政医学杂志》第6卷，因练气功导致精神病的病例上升。
10月11日，民政部发出解散“国际气功联合会”的命令。命令说，该组织是未经民政部注册的非法组织，自1990年起就擅自打着“国际气功联合会”的牌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坏。
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一些迷信、愚味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决依法取缔。”
1995年
随着中央关于科普工作《意见》的下达和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我国反对伪科学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众多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反伪科学的新高潮。
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希望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伪科学。
3月5日，《中国科协报》发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中国科协四届五次会议上的发言：《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
4月中旬，“法力无边”的“佛子”张小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落入法网。张小平被收押表明，以搞气功为名、行诈骗等违法之事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5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揭露了张宝胜在1988年5月的那次表演失败和作弊的过程。
5月28日，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会上作了《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的报告。他作报告中说：“现在社会上有人鼓吹可能存在新的相互作用力，以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辩护，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6月，《中国青年》第6期发表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
6月，中国科协酝酿成立了一个包括多方面人士的“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9月在友谊宾馆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大型研讨会。
6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何柞麻等人的呼吁：《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
6月20日至24日，柯云路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组织了“柯云路健康万里行报告团”，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报告会。经查，这个“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是一个未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8月5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作出“停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筹建工作”的决定；12月5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今后如有人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7月，司马南著《神功内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7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小波的文章：《迷信与邪门书》。文中所指的“邪门书”就是柯云路那些“特异功能”、“生命科学”的书。
7月26比《工人日报》发表五篇评严新在清华大学做的“气功外气”实验及其它一些表演的文章，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这些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认为那些实验和表演“甚不科学”。
8月8日，《工人日报》以“伪科学为什么在当前的我国泛滥”为主题召开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龚育之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的发言。
8月9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原清华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宏涛，他重申五年前的声明：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校方无关。并声明，“严新不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校也从未聘请过包括严新在内的任何气功师担任教师或兼职研究员。”
8月21日，《工人日报》报道：8月5－9日，在广东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上，与会华裔科学家纷纷向中国科技界表示祝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表示支持中国科学界、新闻界，支持何柞麻反对伪科学、伪气功。
9月1日，柯云路写了一封致杨振宁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人体特异功能真伪之辨》。认为他们在华人物理学大会上的表态“过于轻率、急躁”。他可以就“人体特异功能”向世界公证。
8月3－5日，香港《中国时报》发表“大陆反思特异功能系列报道”：《媒体“发功”，特异功能首当其冲》；《“超人”特异功能，多属子虚乌有》；《伪科学蒙蔽人心，十二亿人之耻》。
9月21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捍卫科学精神”研讨会。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作了《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发言。
9月25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的文章：《评陈林峰的“预测”》，揭露陈林峰所谓“预测”的荒谬。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官杉的文章：《灵魂的新装——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揭露柯云路装神弄鬼的面目。
11月，沈昌来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宣传“沈昌人体科技”和“沈昌哲学”，被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师生反映到校长那里。校长决定取消沈昌的另两场报告。
12月20日，《人民月报》（海外版）发表记者孔晓宁的文章：《向伪科学宣战》。
1996年
1月20日，伍绍祖在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讲了自己如何从不相信特异功能转到相信、支持特异功能的过程；对特异功能表演，他认为“100个当中即使有99个作假，只有一个可以完全地排除作假的可能，也是值得研究的。”讲话还谈到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的变迁。最后，针对去年5月以来对伪科学、伪气功的批判，他提出了十六条意见。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对中国人体科学（特异功能）17年的一个总结。由于没有取得结果，而且“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他最后的一些话流露出一种悲壮的语气。
1月26日，《工人日报》发表秋云飞的文章：《听沈昌吹牛，心想事成太荒唐》。4月8日，沈昌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工人日报》社和秋云飞。10月10日，法院认为被告“不涉及侵犯名誉权问题”，驳回原告沈昌的起诉。
2月7日，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科学界要同社会各界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3月1日，《求是》杂志第5期发表郭正谊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5且17日，龚育之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认为要对伪科学作理论的、案例的和社会的研究；同时要把握好伪科学的界限。当前反对伪科学，就是反对那些用“科学”的名义、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来宣传迷信和进行欺骗的学说和行为。
6月12日，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发出《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在对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这类重大问题上，新闻宣传要勇于捍卫科学与真理，不能模棱两可，对违反科学事实、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荒诞学说，对反科学、伪科学的‘奇闻怪事’，对求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对违反科学规律的弄虚作假行为，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批评和反对。”
6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指出这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伪科学图书，居然得以正式出版，而且出版后确实迷惑了一些人。结果该报接到900多封法轮功信徒的围攻信。
6月，世界怀疑论者协会“第20届国际学术年会和第一届世界怀疑论者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我国申振珏等人参加了大会。
8月30日，《工人日报》报道：《北大学者奋起批驳沈昌到北大贩卖所谓“人体科技”》，北京大学教授黄捕森、赵光武揭露，沈昌人体科技的所谓“意识调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9月1日，由何柞麻主编，刘华杰、潘涛编辑的《伪科学曝光》一书出版发行。在首发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瑜、邹承鲁、庄逢甘、何祚庥和龚育之等多位老科学家和理论家为公众签名售书。会后香港多家报纸对首发式作了详细报道。曾经喧嚣多年的“气功大师”、“预测大师”和“发明大师”们，在书中露出了它们的“庐山真面目”。
10月16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研讨会。
12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信息茶”探秘。该节目揭露了沈昌“信息茶”的骗局。记者问：“信息茶能治哪些病？”沈昌：“很难说。信息茶只是告诉你一个技术。主要要靠心诚。它的作用超出我们的想象。想象是一种生命信息，这种信息在所有的仪器上都是不能检测的。”记者：“你是如何给茶叶加信息的？”沈昌：“就是靠想。一想信息就进入茶中，时间和距离不成问题。”
12月，由于李洪志将气功宗教化，违背了气功的宗旨，中国气功协会将“法轮功”从直属功派中予以除名。
12月17－18日，“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科学技术馆召开。
1997年
2月26日，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针对作假问题，他说，一百次失败都允许，但是一次作弊、变魔术也不行。
3月30日，宣称“每期版面都由气功名家进行特定的气功信息处理，带功于字里行间，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就能接受功益”的《国际气功报》被查封。
11月18－19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第四次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最后，原任理事长陈信作了总结报告。
12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沈昌一案，宣判由苏州市技术鉴督局、物价局对沈昌行政处罚651万元。
1998年
年
2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何宏博士在参加“国际异态心理学联合会第40届年会”后认为，相对是西方的超心理学研究，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还缺乏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态度；人们在对待特异功能问题上，可能会犯相近的观察性错误。这种来自人体科学研究者内部的反思声音很难得。
2月，司马南在西安挨胡万林的打，《南方周未》2月13日第1版报道：《司马南、胡万林决斗终南山》。
2月27日，西安市警方联合行动，一举取缔胡万林在长安县大乙宫镇的非法活动的窝点。胡干警方缉拿前闻风潜逃。年底在河南被缉拿归案，后又神秘失踪。
3月13日，《南方周未》发表“周未故事”：《揭开民间邪教“法轮功”的真面目》。实际上，“法轮功”既非气功，也非佛法，而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新型的民间邪教”。
3月，山东《齐鲁晚报》刊登两篇揭露法轮功的短文。4月1日刊登《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7日刊登《要旗帜鲜明地宣扬科学》；8日刊登《“法轮功大师”聚财有道》。6月1日，上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前往该报围攻，3日达到近2000人。该报和《大众晚报》在给上级的书面汇报中指出，法轮功危害社会，应坚决予以取缔。
3－4月，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第3、4期发表陈星桥的长篇论文：《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文章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作了详细评论。认为法轮功是“一种颇具民间宗教性质及浓厚意识形态内容的新型的现代迷信和附佛外道”。
由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书中介绍的“当代华佗”胡万林成了众多媒体、读者、患者关心的热点。受中国科协委托，中华医学会、中国中医药学会分别于3月27日和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关于黄帝内经专家座谈会。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李乾构说，《发现黄帝内经》内容违反科学。
4月8日，中国科协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科学与法律”主题研讨会。与会的著名科学家和法学家强烈呼吁，科技界和法律界要携起手来，依法严厉打击那些假借科学名义诈骗钱财。祸国殃民的反科学和伪科学活动。4月23日，《法制日报》发表文章：《向伪科学扬起法律之剑》。
5月，北京电视台在《北京特快》节目中播出了揭露法轮功的一些镜头，遭到大批法轮功练习者的围攻，结果迫使电视台致歉并解雇了该节目的制作者。
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司马南先生郑重宣布：悬赏百万人民币，奖励特异功能人。自1998年5月1日起到2010年12月31日，凡经过科学验证得到科学界公认具有特异功能的中国公民，将一次性得到100万元人民币奖励。
6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短报道：《女儿不幸炸双手 母亲邪术疗伤痛》。文章揭露该母亲愚昧地依靠法轮功意念治疗，致使女孩双手残疾并危及生命。该报社被法轮功围攻3天，人数最多时达1800人。
6月，《真理的追求》第6期发表何祚庥的理论文章：《经验不等于实践》。主要论点有：1．实践高于理论，但是理论高于经验。2．经验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3．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不会被新的实践所推翻。4．信仰特异功能的所谓“眼见为实”只是经验。
9月20日，《环球时报》报道，曾对“特异功能”悬赏1万美元的美国魔术师兰迪再次挑战“通灵人”，并把奖金提高到100万美元。
9月底，司马南在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表演，向全省人民普及“特异功能”。
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虚妄的智慧》，批判柯云路，公布了部分中国伪科学档案。该书还用照片揭露某报社领导接受沈昌神功长新发实验。
11月15日，李政道在北京会见何祚庥、司马南时明确表示不相信特异功能。他说，“科学不特异，特异非科学”。
1999年
1月，《三思评论》第1卷发表记者在1998年7、8月问关于“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的五人访谈录：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对特异功能的观点是：第一，它违反现在一般的科学常识；第二，它违反经过多少年建立起来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认为，特异功能和宗教不是一类东西，却与邪教或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科学家不要被那些在其研究范围以外的东西所迷惑；非科学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目的，“我有责任反对它”。
中国科普研究室主任申振珏认为，科学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或标准是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科学是客观的，无论是信仰者还是不信仰者，科学都是一样的。特异功能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因此还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
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易成是在看了王强、王斌的表演后“上钩”的；在看了一个甘肃孩子的表演后就几乎深信不疑了。他做了很多“致动”、“穿壁”的实验，并认为这些实验不是不能重复，但是因为“功能人”年纪大了。做“疲”了，因此很难重复。在做不出来时，他们就会作弊。另外，他认为特异功能实验与一般的气功研究有区别。
这个谈话中最有意思的当属507所人体科学专业副研究员何宏的谈话。他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牛津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但是他一直坚持练气功，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独到的见解。他回国的初衷是想找到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然后用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是现在的情况与其初衷差异很大。对于特异功能研究，他主张用严密的实验，可靠的方法进行检验。虽然专职从事人体科学研究，他却是中间派；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还不能肯定。他还另著文认为，迄今为止，气功研究总是个别研究者所在的研究组才能获得惊人的结果，外人重复不出来。“他们既不屑于做给别人看，却又连续不断报道新项目、新发现，满足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发现。”
这次访谈的对象双方层次都很高，大家各抒己见。遗憾的是，访谈是单独进行的，而不是双方面对面地交谈。
3月3－11日，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祚庥、王夔、洗鼎昌等人向大会提交了三个有关胡万林的提案，均已立案。4月11日，天津教育学院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刊登了何祚庥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文中提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一位同学因练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只好把他送精神病院抢救。出院后，又继续练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再度送精神病院。该同学还不断说“李洪志老师在不断关注我”。文章指出，那些伪气功的宣传者。神功异能的鼓吹者是在毒害青少年。这就“惹事”了。于是，4月19日到23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不断围攻该杂志社，人数越来越多。24日又围攻天津市政府。
4月20日，一些反伪科学的人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会议。于光远在会上作了《极严重的现象 极严重的责任》的发言。他指出，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其实，当时法轮功已经在天津“显示力量”，虽然于老还不知道。
果然，5天后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就有组织地聚集在中南海附近“显示力量”，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这是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7月2日，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发出通告，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修炼法轮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政府终于行动起来了；但是，反对伪科学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任重道远”。用于光远的话来说，“三尺之寒，非一日能解”。“同伪科学至少要斗一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