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之变 [复制链接]

韩 华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穷根究底精神为主线而发端的，随后渐变成以安身立命为特点的学问。穷根究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所在，安身立命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之变。中国传统哲学源于中国古人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思索，变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诚然，变化本是自然，传统哲学意识中对“变”常是取“道法自然”的客观认知态度，其方法是遵从客观规律，进而把握客观规律，老子称其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学习和实践的精神。就传统哲学的真精神而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以乐观、奋进、探索、兼容的情怀兼济天下，用刚强与柔静互为协动的方式来演变进化。偏事与愿违，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王冠，民族心理的缩影，在中华历史的代换朝改的演变中，其精神特质出现了随遇而安，相安而变，由变入衰，由衰而微弱的窘迫景象，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此状，严复在其《天演论》中痛心疾首地写道：“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究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尤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昏也哉!”严复提到的发其端、拟其大的东西，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而后人无能致其变，使一变而几于退化到未化的状态。?
针对其上，考究古人发其端、拟其大的东西应为《周易》(当然也应该包括最早的儒学与道学以及法夏的墨学等)，这是古代中国哲人想穷究世上万事万物的根源与彼此之间关系的大典，其内容大而包之，更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社会发展进行了哲学性的高度概括，并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做了想当然的分析与知其所以然的解释，故《系辞·下》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做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关于“易”的解释，有三种含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 不易，三也。”(郑玄《易赞》及《易论》)原本三种含义是互为因果的体现着“易”的精神，因为“易”所包含的内容是那样的精密、细致，又是如此的睿智、达观，代表着传统理性思维的最高成就。用一系列的符号来况寓并类推事物的变化，用数理的方法探究事物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故“易”的语言是经验性的数理化的推论。这是现代科学才普遍采用的，是建立在分析、综合、比较、评价的完整研究方法上的知识建构。通过一系列相同与不同的类型变化事例，获得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并由此抽象出世间万象种种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其中，在哲学精神意义上所反映出的智慧对应在神秘的认知之中，神秘体现于智慧的探索之下。这是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贯通的哲学精神。故“易”，是穷根究底的学问，是对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要求知其所以然的探索。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可见的精神之变下的实用态度，将“易”其理性与神秘相统一所形成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神而化之”，将“易” 的智慧与神秘妄加分解，并将其神秘性方面，单一的片面化、简单化，继之绝对化、神话化。对变易与不易任意发挥，将卦变为卦术，拉起大旗做虎皮。将“易”幻变成神道、王道玄学。求证“安身立命”，入玄而又玄的变数的“易”道来。可民间也有明白人说“善易者不卦”，有道文人、学人讲“易则不易”。对“易”的精神定义从内到外作出了概括，“易则不易”道出“易”对未知与已知的世界探索的无极限，从而去掌握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至于想当然的对“易”的附会与“易”无关。当然可以对这种“变”做直观理解，就是说“易” 的思维建构在自然与社会、人与天地都为闭合、模糊、混沌的时期，中国先人对天、地、人只能依照着经验性思维。如现代的数量统计，以卦计数，故称“卦术”。当社会发展到需要明了并确定具体的事物形态时，作为政治层面的需要，神秘的“易”由此被“ 神道设教”作用于政教之下。从此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就找不到北了，定性概括基本上排除了定量分析，就连对天文的探究也要对应在权力的变易中作想当然的分析。此以“谶纬之学” 为最典型。也就完全了“神而化之”的形态，其最终状态也就成了皇权的陪衬罢了。?
这样探源传统哲学，“穷根究底”就是它的起源与内核，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而“安身立命”的提出，则是相对于国家形态变化下，在现实状况下传统哲学的精神之变。?
究其变化之始，传统哲学精神首变在中国哲学的天命观(宇宙观)中。因为“天”是传统哲学对应于宇宙的解释，“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用语无一日能够离开天”。承上所说，“易”是神秘与智慧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故言天必说地，天与地配。可以将其看作智慧的地与神秘的天的对应，是相辅相成、天然混成的辨证关系。但在后起的解释中，天代表着一切。以天命论的意义来说，“天有过主宰一切的人格神的含义，这样‘天’就等同于‘帝’了，或者是‘天帝’与 ‘上帝’”，“当然历代哲人所阐释的天似乎更趋向于自然存在的宇宙，相当于‘万有’‘大全’或‘大一’”。“在传统哲学中与‘天’相并举的概念还有‘道’。‘道’有时似乎是与天相对对待的概念……相当于西方的绝对精神”。道学的创始人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金岳林在《论道》中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这样道与天是并行不悖的同一体。就老子所言，“道法自然”就是说“道是自然而然存在于天，并与天同在的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 。所谓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而“天行有常”，“天道无亲”，天行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道”。“天道”就是万事万物的“道”。故此道与天不可分。《诗经》也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并未把“物”与“则”分为两撅；宋儒明确地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更成了不可移易的定论。从这样的天命观出发，传统哲学为真为实的精神体现是这样的完备无暇，更是这样的精彩纷呈，有天、有地、有道。而智慧在这之中，是探索，是寻求，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无穷无尽的追求态度。传统哲学精神无可置疑地认为天即是真实，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源而歧出，同体而异用，循宇宙自然而然的规律而生灭变化。因此，传统哲学无论就其本原而言，还是就其主流而言，都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自然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哲学。?
“天为一个真实不虚的存在，天为一个大化流行的过程”。对天既要知其变，且要用其变，也要守其拙，循其道，这就是传统哲学精神对天运行变化的态度。?
传统哲学对天发生的运动变化的描述，其连类之广、析理之精，是无可厚非的。一部《周易》全是讲的变化，“天地之大德曰主”(《系辞·下》)。为的是要表明，在中国的先哲看来，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进化总系统。故后世的文人写道，“绿满阶前草不锄，以观万物生意”，“数点梅花天地心”，都是对理性的事物感情化。说得是这样的有声有色，从小至大，有情有景。就是这样，中国哲学早就识破天机，将天看作一个有机体，并且是运动不息的大系统。就此看来，中国哲学精神对天的解释是无依无傍，是可以探求，并获得其规律性的认识与探见，是无可厚非的至诚至真之理，是中华民族智慧之光。由此而开端了天象，(天文)气候与物候，有了大禹治水，有了“天工开物”。但这一光芒竟暗淡在“体用”之下，异变于皇权的伸张与超越里了。竟然连本是自然的天，也异化为皇权服务的东西，皇帝为天子，而皇权天授则就是无可厚非的解释了。?

慢慢的神秘主宰的“天”的概念存在并繁衍于民间的信仰中。而趋向与自然存在的天命(宇宙)运行演化的解释由此而变，并在后来由哲人或者是学人对应的演绎下，中国哲学对天命( 宇宙)的探源就成了为皇权的存在而变、为皇帝的绝对权力而变，从此发挥出特殊的政教功能，终于成了为皇权的规范与统治的秩序而变的制度解释，原本是美好的哲学智慧变成了绝对权力的弄臣之术。而与此对应的是作为神秘的、主宰万物的“天”的概念演变成民间的信仰，生活化的宗教，这就是中国普遍的、纷乱的道教神仙系列，五花八门的佛教西天极乐世界。就连以标榜入世的显学孔教，也由于神化的成分不够，于是就创造了一个文神张亚子，相备以文昌帝君的身份享受着世间香火。这一切的变，前者将哲学精神的智慧变在中国封建制度完善并成熟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后者将神秘运变的天定型于权力统治的制度里，并进入、扩张在社会各层面的精神世界里。当天命(宇宙观)的认识开始变的同时，中国哲学的人生见解也必然发生变异，且变异得更为尴尬无奈。?
本来中国哲学精神从来将人的认识放在宇宙这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人处在进化的顶端，也就是处在最高级。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中国自古有“三才”、“四大 ”之说。三才出于《周易》，其辞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这是说在中国原始的宇宙图象中，人已经与天地并列为一封三爻中之一爻。四大出于《老子》，其辞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样，人不但与具体的天地等值，而且与抽象的道等值。“人为万物之灵”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信念。传统哲学在面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关系时，对人与君的关系，天下与民心的关系作了一种历史性的判断，如“民重君轻”、“民心项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传统哲学对人生观在解释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得出了人性本乎天道、人心通于天心的结论(钱钟书《谈艺录》第71页：“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也。”)。人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在其有灵明知觉，也就是有心。这个灵明知觉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王阳明将人心称之为“天植灵根”。《礼记·礼运》说得直白：“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把人作为“天地之心”已达极致。?
在中国哲学看来，人“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春秋蘩露·天地阴阳》)。因此，“人之生真可为贵也，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邵雍《皇极世经·观物外篇》)。这样，人的价值源头就在于天。?
既然人的价值源自于天，来自于宇宙的“生生不息”、进化不已的总系统，那么，人的生命意义就在于认识、顺应，以至于推进这一进化的过程。关于这一点，用张载的话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因心而知天”，“天假人以立心”。“立”字体现了人的认识能力与能动作用。“立”字表现了一个无限开展的过程。既是参赞化育，更是替天行道。到了这个境界，人就不但是天的产物，而且是天进化的推进者，甚至是天的意志的执行者。这样“天不但是人的价值源头，也是人的价值归宿”。?
世上何以而有人?人何因而有生?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哲学是一种反思，那传统哲学精神的反思就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下》)显然，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对称而来，对称而出，秩序井然则无二致。这个最高产物却因此有了天然有序的规范，传统哲学的精神在封建制度高度完善下就此而变，形成为与生产方式相对称的生活方式，并相生出一整套千年禁锢、上下对应的文化关系、伦理关系。“上智下愚”，“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与人就此有了不同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围绕着封建皇权所需要的制度强化，因此“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因人而异，天之骄子皇帝，天命所归，自然是无所不能的了。所有一切都是定性不移的皇权至高无上。更多的文化人(读书人)在对事物变与不变的解释里，增加了对皇权天授的反复证明的考证与宣传，增加了三纲五常，增加了君臣之礼，增加了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一直到了明末清初才有了顾、黄、王等一揽子文人进行了相对的质疑，而中国传统哲学在封建时代漫长的发育和发展中，太多的文化糟粕似乎使它患上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它没有能力来分析并判断历史进步的正确坐标。正是这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内容就变得相当的苍白，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也只是史载的流寇作乱，连假西方宗教来进行造反的太平天国的革命最终也落在封建观念的思想架构里。使中国的正史永远记载着正统，而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人生观的精神内容就此变得缺乏活力，为封建皇权而形成的制度、典章桎梏着人的灵性与天性，一切灵明知觉消然殆尽。这样，作为传统哲学的价值观也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变化。同时，对实现人的价值而言，在传统哲学的百家争鸣中，本应是由理解自心出发到理解天，是后达到个人与天的冥合，使个别者同于普遍，短暂者归于永恒。虽然各家修养的路数不同，或者尽心知性、尽心知天，或者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或者“至虚极，守静笃”， “归根复命”，大致一样。作为传统哲学的价值观与价值的实现，要求人要通过一定办法的修养，以达到“参天地，赞化育”的境界。传统哲学对价值的实现有两个概念，曰仁、曰诚，孔子讲仁较多，孟子说诚较透，后人说经以诚为自我一致，以仁为推己及人。前者相当于曾子所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的忠，后者相当于恕，也就是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如此一来，“仁和诚用于反观内心，穷究人性去了”。可是，就人的价值体系来说，忠、信、礼、义、廉是人的价值与品质，而立德、立功、立言，则是人通过内修外敛的功夫进入的人生价值等级。人是社会的人，那么，具体的实现价值，人必须要在人间舞台上尽力的当好角色，这样在中国社会普遍的问题与矛盾是做人难，做事更难。人的一生由自己命定的天数角色充当来循规蹈矩，一切原汁原味的传统哲学精神被曲解、图画。整个哲学变化成“仁”术，“仁者爱人”始终围绕着怎样生活和怎样做人。而怎样去“开物成务”也就是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开进了中国才让人恍然大悟。起之于变法、又继之于“五四”以来对传统的继承与批判，永远是这样的艰难，中国的传统哲学精神总是被误解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科学的精神难以为继，人文的理念不能完整形成。在很多方面，似乎传统的哲学自皇权而出现的缺陷倒成了优势。其原因在社会进化的演变发生后，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寻找传统哲学的精神基因，并将这些正确的精神基因作为民族的灵魂、社会向前发展的精神坐标，而总是在外部形式的框架上去变化样式。当然出发点与旅途的目的地往往发生方向性的错位，必然出现迷路和断路，由好的开始就出现必然的倒退和回归，而这种倒退与回归并不是本着守旧的哲学信念能够解释得了的。

中国哲学的真精神是什么?从《周易》开讲“极深而研几”，后司马迁又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继之禅宗提出“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总之，“要对广大至天道，深微到自心，一切的一切，都要问个究竟，以至于问到无可在问”。这种最后的问题及其最后的答案，以及这种寻根究底的探索本身，乃为中国哲学的真精神。?
原本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涵寓着中国释、儒、道三家知识体系的建构。可当三家知识体系依托并附会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层面，作用在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就悲哀地看到了直接体现着中国哲学精神之变的全部过程与内容，直面“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现实实际。?
再看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唯物主义的精神状态下，孔子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须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才能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大学之道》) ，开宗明义地道出儒学的“格物致知”的哲学精神，要求任何要有作为的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必须是有着广泛和扎实的知识准备和文化道德修养，具备了所有的品质修养和文化修为后，则应该努力地去发现、创造，这些都体现为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之后，作为儒学开始的知识体系，进化为儒家，并形成了作为一家之言的经典之述的四书、五经，而慢慢地演化成为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普遍意义上的儒教。在中国的主流精神上演绎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君臣之礼、春秋大义。并开始形成为他们万事之主的圣人孔子与亚圣孟子，合称孔孟之道，俗称孔教。开始了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歧义所出的儒学异化。入世成了一种政治依附，使学术政治化，早早地丧失了先秦儒者的平民性格和独立精神，而成为世之显学，学之圣教，亦成为学之牢笼。?
道教也是与儒教一样经过了相同的变化过程，在老子《道德经》中提出的知识体系形成的道学，言“道”承“德”，“道”是“德”之轨，“德”是“道”之用，认为“道”比“天” 更为根本，“天”出于“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士”，士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而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另外老子提出“道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故“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必须遵从这无所不在的“道”。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普遍规律的先在性，是抽象的绝对，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是自然界最初的动力和创造力。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哲学自觉，也是中国哲学精神的耀眼光芒。而老子的道学思想在庄子的完善与发展下成长为道家，居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庙堂之外，由多少失意的文人在求道与闻道的哲学意境中对未知世界想入非非地进行精神会餐，就此道家门生依照想象的神化世界，为中国老百姓描绘出五花八门的神仙天界，并就此装点为道教。而道学的思维程式一变为百姓安天乐命、皈依伏法的精神快餐。其道教亦成了落魄文人和老百姓躲避现实苦难、异想天开、不亦乐乎的精神后花园。?
佛学进入中华，也不过是一个知识体系的进入，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佛学思想取“援佛入儒 ”的实用合成后开始形成为佛家，有了禅的开悟、顿悟的新知、新解，真正是一派新鲜。而后在中国广泛精神世界的实用需求下汇同道教现成的天界仙班来组合佛学的“因缘合和说人生”，天变为对来生和来世的认识，成仙与成佛同义，求神拜佛是有求必应。有对现实的逃遁，也有对来世的企盼，对付着中国世俗人群的苦难生活，开始成为生活化的宗教——中国佛教。?
正是如此，传统哲学的精神追求与探索，在初露端倪、始见辉煌就“走火入魔”，当然也就没有可能去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知识论来，为能够真正地进入天地人心的各门学科发展奠定基础，或者说是打通道路，而是由释、儒、道三家相互交融、砥砺。似乎这才是中国哲学精神之变的落脚点。可从出发点到落脚点所出现的差异似乎玩笑开大了点，难道中国哲学精神的最大的成就就在于通过哲学的传习与运思找到个人自己在天地中的正确位置，得以从容处理环境与命运所给予的各种遭遇和挑战，不论穷通祸福都能作出正确的反应而保持心理上的安静和平？“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上》)。这话看起来似乎是孟子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它贯穿在多年来儒、释、道的精神变异之中。中国哲学的目的追求与实际情况的窘境要求人尽可能去完成一种精神人格、道德人格的修炼与养成，整个哲学精神变迁在《周易》中所说“穷理至性以至于今”，而“今”是哲学精神变化后的归宿，这可以说是传统哲学精神之变的“异”点。?
此所谓“异”也就是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而异在传统哲学无可奈何的要求于“安身立命” ，偏偏精神的“立命”要有“安身”的条件才可能实现。这样，中国传统哲学穷根究底的科学精神之花，只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土壤里结出安身立命的学问与知识来，故“安身立命”——传统哲学精神之变矣!?
“安身”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原文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说：“子曰，君子安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安其交而后求。”“立命”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原文说：“夭寿不二，修身也诶之，所以立命也。”后人将“安身”与“立命”合为一个成语，所谓“安身立命”，则是传统哲学在无法实现精神与社会意义上的“穷根究底”之后，对物质世界取无可奈何、随遇而安的认知方式罢了。如果“安身立命”能够在变中获得新知、新见，那么，它就将无法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而今天的我们应该是努力地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中，去寻求我们民族的灵魂。历史要求我们更多地打破迷信，去掉束缚，多来些唯是崇真求实，少来点惟上媚上夸张。要想获得明天的真辉煌，我们还没有吹牛的本钱。

转自 灵源网 http://www.lingyuan.net/bbs/dispbbs.asp?boardID=127&ID=7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