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文化
所谓的文化就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它主要指人的思维、行为、宗教等等，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继承性。十九世纪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因此，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习惯对于一个人，有句名言叫做“没有习惯就是最坏的习惯”，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成了一个没有习惯的人，其实那也并不是没有文化传统，而是拥有了最坏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地模仿他人，不考虑他人形成此种习惯的条件和原因，所染上的也只能是恶习。
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多层面，如爱尔文·哈奇（Elvin Hatch）就将语言就视为潜文化（sub-system of culture），而且认为以语言使用为标志构成了民族文化。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所共有的，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它显示着自己的独特性。因为构成世界文化的民族文化首先就必须是民族的，不显示自己民族特性的文化是没有生命的，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就会失去民族自信心。
二、礼仪之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通过“礼”来展示的，在中国众多的思想学说中，儒家最重视“礼”，所以人们常常把儒家思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
然而，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孔子一些言行，特别是孔子的言行在历史上也被不同时代的人赋予自己的理解，使之着上了不同的时代色彩，宋明时代的人对儒学的理解显然不同于汉唐时代的人。但就其继承性而言，我们说宋明时代的文化是对汉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而这“新”的文化是不可能摆脱“旧”的文化传统的。在对待两种冲突的力量的价值判断方面，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太容易陷入简单化的判断模式，即，革命的对立面一定是反动的，这其实是人类幼年时代的──也即原始的思维方式。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正义的力量不相容的现象，亚里斯多德在论述悲剧的理论时就肯定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而全盘否定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主体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百年历史也充分证明了离开自己的民族传统是行不通的。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文化，在我们高举着反封建的大旗下，一切旧的文化观念似乎都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然而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我们之所以反封建，是因为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社会制度阻碍了产生力的发展，而文化的继承性是客观的规律，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旧的传统文化必然要有所保留，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中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吸取精华、剃除糟粕”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继承”。这个批判并不是不加分析的大加鞭笞，而是从理论上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要对传统文化某些成分进行分析，看它是否还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如果适应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应当继承。如果脱离了理性的分析做盲目的批判、盲目的继承，就会出现“吸取糟粕，剃除精华”的可悲的现象，因为“文化”的继承是必然的，如果继承的不是精华，那么就必然是糟粕。
文化传统在其被继承的同时也在被改造着，这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传统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直接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一旦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传统文化某些部分必将被淘汰或被修正。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所定的“礼”真可谓繁琐之至，就是在封建文化达到鼎盛时期的宋代，也未得以全部施行。
传统在形成时期必然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那种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已经消失，可是所形成的传统却依然存在着，甚至开始产生消极影响。我在大学任教时，在我们系每周的教师例会上，领导总要先念上个把小时的报纸，问其故，名之曰“老传统”。而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形成是在五十年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新闻媒体不够发达，看不到新闻联播，个人的报纸拥有量也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文盲也太多，他们只有听一听“有文化”的人念一念报纸才能了解一些国家大事；而今，这种传统就显得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已被新闻和广告所包围，会上念报纸，就自然影响了会议的效率和质量，搞得每个人头脑昏昏，淡化了会议的主题，失去了例会的意义。
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叫“吃文化”，孟子说：“民以食为天。”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吃”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几乎个个对“吃”都有一番论述，描写吃的文学作品也多如牛毛。因此不论是婚丧还是嫁娶，都要请客人来大吃一通，自己家人在一起要赶个节日，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端午吃棕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大年三十吃饺子。这种文化的形成完全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并不是儒家的传统思想。那些酒足饱之后的食客们，何尝想到了孔子的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谁又曾想到孔子赞美其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吃法”──“一箪食，一瓢饮”？在中国吃喝风大兴之时，也有人提出了批评，可是，那些食客们说：“在西方国家很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可是这些食客如果真被请到不太了解中国吃文化的外商的餐桌上时，一定会大呼上当，会骂这些洋人太吝啬、做生意太没诚意。这些可爱的食客们把中国的吃法（当然是大吃大喝）和西方的吃时（工作之中）结合起来，对洋人讲这是中国的传统使然，对国人讲则是为了照顾洋人的习惯，也还有人将此视为一种新的“吃文化的崛起”呢。
在今天，可以说对那些能够大吃大喝的人来说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然而却仍然享受着新的“吃文化”，这种已丧失了其存在理由的“吃文化”的传统除了误工误民耗费人民的血汗钱外，就只能促使其人堕落。
如果在婚礼上被请来的客人只求一饱，这婚礼也不易再叫做婚礼，当叫做什么，恕我迟钝，暂想不起来。
中国的传统，对婚礼是极重视的，有种种的仪式。我们今天认为那是旧传统，要不得，要“新”，因而呢，新娘子扯去了盖头（那东西也确实不能再要了），着上了婚纱，浓妆艳抹，站在大酒店的门口迎接来客，真让洋人也大开眼界，这哪里还是什么新娘，是什么，我仍然想不出来。
婚礼大概应是充分展示妇德的时刻，辜鸿铭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精神时就认为“羞涩”就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之一，《诗经》的第一首是《关雎》，最著名的句子莫过于“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了，辜先生考证说这“窈窕”便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羞涩”，所以《毛诗序》认为，这首诗赞美了“后妃之德”。不论怎样，“君子好求”的决不会是上面所描绘的站在酒店门口的那种新娘。也许有人便不满了这种降低妇女地位的言论了（不让妇女过分的招摇我觉得应是抬高了妇女的地位才对）。胡适先生在谈到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地位的比较时“认为中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因为‘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而‘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父母全然不管。‘是故，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虽然我们并不以适之先生的话为是，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女性身上也太难找到了。
三、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以至于许多帝王混淆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界限，提倡以孝治国。这也是和中国的传统农牧经济是相适应的；古希腊地理上处在巴尔干半岛，渔猎是古希腊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因此崇尚冒险、赞美颂扬英雄主义精神，对子女从小就注重培养其独立意识，认为对已成年的子女并不再有什么义务。而中国人则把子女视为自己的一切，一辈子含辛茹苦积累的财富全交给了子女，当然，自己未实现的理想抱负也都寄托到了子女身上，自然对子女的事业也就干涉地要多一些，也就要求子女“三年不改父志”。
但我们不能说“孝”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独有的，它应是人类所共有的道德准则，只不过中国传统的“孝”的内涵更丰富。
我们常说：“尊老携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洋人对此颇有微辞，觉得在尊老携幼方面他们做得比中国人更好，社会上许多现象也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中国的这些美德并不仅仅是作为美德而凝聚在人心之中的，即它不是肤浅的、单一的行为方式，从大处讲，它是治国之本，从小处看，它不断地放射到道德观念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较稳定的文化结构。那么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孝”本来是针对一个最小的的社会单元──家庭而言的，孟子将它扩大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观点，后来演化为“尊老携幼”道德原则。如果把社会单元扩大到一个国家，那么“孝”就成了“忠”。因此，对长辈“孝”是核心，而“信”──对朋友、“贞”──对配偶、“忠”──对国君都是“孝”的派生物，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道德体系。
从理论上看，使“孝”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孝”的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原因，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化虽然在其产生时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制约，然而一旦它完成了自己的形成过程，就具有独立性，即依据道德观念与经济基础的可分性原则，它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就要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亚洲四小龙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便证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相反它比来自欧洲的文化更能适应经济模式，对生产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孝”的派生物──“忠君”在今天看来已没必要存在，因为就不存在“君”，又何以“忠”呢？然而在新的经济形式下，它又可以有新的派生物，如“敬业精神”、“商业信誉”等等。传统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不孝，那么他就无道德可言，以至要受到法律制裁；在今天，如果一个人不孝，虽然不能绳之以法，但我们知道他不可能有敬业精神，更谈不上信誉了。
中国的传统对“孝”更重视的是情感，对“孝”的理解并不能限于养活父母，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仅从养活的角度上来理解“孝”，那等于视父母如犬马一般，“敬”父母才是“孝”，试想不敬父母的国家干部能为人民办实事吗？不敬父母的青年男女能有真正的爱情吗？不敬父母的工人能有敬业精神吗？至于那些对父母连“养”都不“养”者，恐怕就没有做人的资格。
四、结束语──对西方文化的借鉴
中国人应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然而又不可固步自封，一概排斥外来文化，西方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正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才丰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当然更不能企图彻底摆脱自己的传统而盲目地学习西方，这也和对自己的传统继承问题一样，要有理性的分析。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春秋以前，代表中国文化的应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而到了战国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了冲突，最后达到融合。东汉至唐，古印度的佛学文化和西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也发生了冲突和融合，在这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完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观念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在以前的冲突中，中原文化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外来文化不会动摇中原文化的根基；而这次，西方文化是在炮声伴奏下闯入中国的，统治者迅速从自高自大走向了另一极端。在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上，那时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诸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企图使中西文化合璧理想观点。
但是如果完全动摇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乃至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会如邯郸学步，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一样。中国的文学有着自己的传统，中国的叙事文学成熟较晚，因此曹禺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的关于戏剧的三一律理论，创作出了优秀的话剧《日出》、《北京人》等。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文学理论的影响。但是中国的诗歌和戏曲成熟早，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大宝库，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那么我们就应当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文学理论上，我们就要整理和挖掘这个宝库，可是我们的文学理论几乎找不到自己的概念，文学理论教材几乎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民族文学传统，难怪中文系的大学生说学文学理论的唯一作用是应付考试。今天的文学理论刊物上也是“后现代”、“后后现代”、“先锋派”等概念满天飞，除了赶时髦外还能干什么呢？在世界文坛上根本听不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也只好请外国人来研究中国文学了。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西方的管理科学，而不久就发现美国某大型企业实际上采用了中国的管理方法之后才使自己的企业起死回生。
穿了多年的西装，我们自己的服装设计师能否到座落在西安的唐代服装展览馆去寻找一点灵感呢？我们的理论家们也该将目光收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了。
http://www.imnu.edu.cn/academics/kxglykxx1/lunwen/zgc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