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之二：不近考古，自断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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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先生认为“现代关于《易》学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搜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认为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由于六爻所组成的数字卦已见于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重卦起源及其他《易》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参见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载《文史》第20辑）”。姜先生就此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殷《易》的存在得到有力的支持，二是“文王重卦”说受到新的挑战（姜广辉《“文王演《周易》”新说》，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
如上所述，易学研究如果不从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上去追根究底，那几乎是只能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不可能有根本上的突破以及获得问题的最终的解决。从这个上角度看，张政烺先生对数字卦破译的重大意义的确不可低估。除了姜广辉先生谈到的两个问题外，张政烺先生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八卦、六十四卦在史前时代的产生和存在问题（张政烺先生的论文同时还提到和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中的一组六爻数字卦）。即是说，张政烺先生的研究使“伏羲画卦”这个古老的传说以及古代文献中关于夏《连山》、殷《归藏》的记述几乎得以证实，而这些传说和文献资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其真实性遭到怀疑和否定。从追根溯源的角度看，除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研究也称得上是“重大的突破”，下面略作叙述。
1986年，在刘尧汉、陈久金、卢央等民族学家、科技史家、天文历法专家发现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基础上，陈久金先生根据有关十月太阳历的资料、民族学资料、古代文献资料以及易学资料分析研究，发表了《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认为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起源和本原均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关，在它们成为哲学范畴之前，“太极”即一年的通称，“两仪”（阴阳）即古代历法所划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河图、洛书数阵的十个数就是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同时先天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相应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在十月太阳历以及火历（参见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庞朴《火历钩沉—— 一个遗失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被发现和论证的基础上，田合禄、田峰先生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先天六十四卦（即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是十月太阳历、后天八卦（即所谓“文王八卦”）即是八月火历图，用于说明火历的历法原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陈久金和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已接近太极八卦的根源和实质问题，但目前能够了解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恐怕不多。不仅田合禄先生的研究尚未引起易学界同仁的注意和重视，就是陈久金先生的研究也是如此；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尚未发现任何一种较有影响的易学著述（包括专著与论文）谈论或引用陈久金先生的研究。陈久金、田合禄两位的研究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们这里不必也不可能深入谈论，目前仅作为笔者个人的意见提出来，可待未来的研究验证。
1989年，陈久金、张敬国发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认为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玉版刻纹的内涵表达与八卦和洛书有关，而八卦和洛书皆与古代历法有关（《文物》1989年第4期）。这项研究也可称得上“重大突破”。含山玉版的年代是距今约4500年前，其易学内涵的存在如张政烺先生释读崧泽文化中的数字卦（距今约5500年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伏羲画卦”神话传说的某种真实性。含山玉版的释读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奇怪的是，易学界同样没有人注意和重视这项研究，甚至很难找到略有影响的易学专家或著述提到含山玉版。
另有两项研究笔者认为也堪称重大或重要的突破，一是连劭名先生对商代甲骨文四方风名的研究，二是吕绍纲先生最近对《老子》思想之源头的研究。
连劭名先生1988年在《文物》杂志第11期发表《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通过对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及《山海经》、《尚书·尧典》中有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风名、四方神名与后天八卦之]仲卦名相合，说明后天八卦图可能追溯到商代。我们知道，后天八卦与方位和季节的关系见于《说卦传》（也有人认为后天八卦方位图为宋人邵雍所画），而卦气说则反映八卦与节气历法之关系。以前认为卦气说为汉人孟喜、京房所创，八卦与历法的关系乃是先秦之后古人以历法附会八卦而已。连劭名先生的研究意味着早在商代，八卦与季节、历法可能就是“二合一”的关系或者说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密的或者内在的联系，这对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本相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是一极重要之线索（如果按某些传统说法，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筮占，八卦的产生时间是在商周时期，则意味着八卦一开始就与天文历法有关，商周龟卜、筮占说仍然面临障碍）。连劭名先生这项研究仍然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更奇怪的是，十二年之后，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先生又重复做了连劭名先生这一工作。刘大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发表《“卦气”溯源》，以《易传》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春秋战国，以殷墟甲骨文四方风名、《尚书·尧典》之相关资料将卦气说溯源至殷商时期。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圈子！
吕绍纲先生2001年发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通过对《老子》与《周易》古经、老子与孔子、殷道与周道、《归藏》与《易经》等等各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这项研究对梳理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易学的重要关系，对易学和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是有意义的。《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可见孔子和郑玄都还知道《归藏》易是与《夏小正》同类的书，这也是上述有关易学研究重大或重要“突破”的一个佐证。
另外，王兴业先生通过对《古三坟》的研究，提出卦气说主要产生于神农《归藏》易，其时正式建立了八月历的卦气说，并估计夏朝时，卦气说由经卦发展到别卦，与十二月历结合形成十二辟卦（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邓球柏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的释读也值得一提，邓先生认为它与原始河图洛书有关，并且“此图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就创造了十进位计数法（转引自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198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由于未见邓先生原文，从张其成先生转载邓先生对半坡P.4237陶片锥刺纹的复原图来看，它又与陶片原件不合，因此这里仅仅提及，不作评判。但笔者个人认为邓球柏先生认为半坡P.4237陶片锥刺正三角形数图与河图洛书有关是有道理的（参见拙著《伏羲画卦》）。
以上所提及的易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基本上未引起易学界的注意，更谈不上重视（除了刘大钧先生重复了连劭名先生的工作以及吕绍纲先生的论文是发表在《周易研究》杂志外）。而且它们主要是依据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而不是传统的文献资料、历史学研究所致，而且研究者大都不是易学界中人或者以易学研究名世。这说明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帛书易等当然也是考古资料，但它实际上是出土的文献资料，学者的研究也是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研究办法，与夏、商、周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相比，由于其年代非常晚近，对易学和太极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意义不大），易学研究是一个相当封闭、保守和落后于时代的圈子，这就难怪易学研究虽然声势不小(近20年来，中国召开了不下百次各种各样的国际国内《周易》学术研讨会），但却始终没有长进（如上所述，实际是有很大“长进”，但这种“长进”却不为易学家们所了解、认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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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学者在运用考古资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考古资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效果并不怎么好。以下作一些简介。
成中英先生认为“八卦系统是天地宇宙的真实写照”而成为宇宙动态学，“此宇宙形象动态学，最早可推之于新石器时期，即纪元前一千年至三千年之前（此处年代有误，中国新石器时代约在前一万年至前二千年之际——王先胜注）。对此，最好的证明见之于最近几年来中国华东、华北地区发掘出的考古文物——琮。”他说：琮的特征是外方里圆，上下贯通并圆如筒且突出上下端，玉琮为男女阴阳配合的表征，也突出了天圆地方、天地合一的观念。玉琮外形上雕刻了易四象八卦（良渚文化），可见其有表现天地贯通为一体的意义，这是一种天地、阴阳可以分别又可以交合的象征。其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其象征的内容，是天地的关连和贯通，故成为易的经验（成中英《周易象、数、义、理》）。新石器时代的八卦资料、易学资料非常丰富（参见拙著《伏羲画卦》），玉琮固然与天地、阴阳有关，但尚不是直接的八卦和易学资料，用于论证八卦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起源以及其他与八卦有关的问题，都不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逄振镐先生曾专文研究大汶口文化出土镂雕象牙梳刻画图案的内涵，认为其与原始八卦、与伏羲（太昊）“始作八卦”的传说和记载可能有关系。他将象牙梳上“8”形和“S”形二者合一的镂空雕刻图案仅仅视作“S”形，并将“ ”形（其中的“ ”释为上，“ ”释为下，与甲骨文同）视为阴阳鱼太极图的祖形。他说：“ ，与八卦的卦徽 （亦称阴阳鱼）相似。卦徽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当有一个从简到繁的逐步演变过程。象牙梳的 图象实有上下、天地、阴阳变化之意。 形首尾再不断地演化、圆化相连接成 ，然后再逐渐演化成八卦的卦徽 形。如此，则 形可能是八卦卦徽的祖形”（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版）。后来，朱渊青先生在《周易探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中大致采取了与逄先生相同的说法。逄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考古界和易学界都回避解释大汶口镂雕象牙梳精审、严密的镂空雕刻图案以及类似的史前考古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开路先锋”的性质和意义。但逄先生的这个论述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大汶口文化或其他史前考古文化并没有实物资料能够说明 → → 这个太极图演化过程，甚至我们在大汶口文化及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很难发现或者没有发现和形这种图案。其二是有很多考古资料足以否定逄先生关于太极图演化过程的这个推测。大汶口镂雕象牙梳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前，当然这也就是形的年代，按逄先生的推测，形的年代必然比形更晚。但是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出土白陶盘的内底，常饰有精美的八角星纹图案，八角星纹的外围有一周分成数组的纹或纹，它们的年代都不晚于大汶口镂雕象牙梳，年代早的达到距今约6500年前。至于纹，在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大司空村类型等考古文化中则为习见；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马家窑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上宅文化等等考古文化中均见S纹，S纹甚至早在大地湾文化临潼白家村出土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前（谢端琚 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另外，逄先生文中据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论定八卦的起源与占卜有关也是欠妥的，没有说服力的，此点我们后面再谈。
李立新先生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以河洛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是结绳和象形汉字的中间环节（按：河图洛书与数字卦各是一回事，二者互相都不能“代表”——王先胜）。他说：河图洛书契刻于龙形的石器和龟板上，后湮没于地下；伏羲时代，由于黄河和洛水泛滥，河水冲刷去覆盖其上的泥土，现出刻石和龟板，伏羲氏据此而画成八卦。而这两件文物是先民用以占卜的。河图洛书由“О”、“ ● ”、“—”三种符号组成，为远古结绳记事的遗迹，是用结绳所示的数字排列而成的占卜图式。近代发现的“数字卦”说明八卦是从原始“数字卦”演化而来，而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数字卦粗略具备了文字功能，但还不是文字。从结绳的原始数目字到象形汉字的中间环节就是河图洛书等原始数字卦，而从原始数字卦到象形字的过渡是由以仓颉为代表的巫师完成的（《周易研究》1995年第3期）。这个研究似乎是要从考古资料入手解决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起源问题，可实际上它完全基于一种想象，采用了类似于小说的手法。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何种考古学文化出土过龙形的石器和龙形的龟板？更遑论其上还契刻着河图洛书？已经发现的数字卦主要是商周时期的，此外在史前时代崧泽文化中有一组数字卦，已经发现的古代象形汉字主要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此外在史前时代也有少量的陶刻符号被学者视为汉字，无论商周时期或是史前时代，象形汉字与数字卦大体上都是一种平行或并行关系，如何用以说明象形汉字是由原始数字卦过渡而来？既然是想从考古资料入手探讨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起源问题，为什么又不依据和研究已经发掘出土的规模宏大的极为丰富的史前人类遗迹、遗物，而要去想象两件并不存在的刻着河图洛书的龙形石器和龟板呢？已经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倒是有龙形堆石，如湖北黄梅县焦墩遗址有卵石堆塑龙、辽宁查海遗址有用石块堆砌的龙，但它们与由“ ● ”、“ ○ ”、“—”三种符号组成的河图洛书毫无关系，含山玉版刻纹被学者视为与洛书、八卦有关，但它既不是龙形更不是龟板。
韩永贤先生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也试图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入手。他将没有文字的“记号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结绳时代、圈点时代、八卦记号时代。他说：在圈点时代，“大结演变为圈，小结演变为点，所以能这样演变，是因为进入了石器时代，已进入向石头上刻大结为圈，刻小结为点，《河图》、《洛书》就是用圈、点刻制的。《洛书》是大禹治水时，动用大量土石方而发现的。《河图》是武王伐纣，周得殷的战利品，在周成王将崩时，做为国宝展出于诸侯之前的”；在“八卦记号时代，带着绳的圈，在刻制过程中，逐渐的圈被简化掉，被刻成一对短绳，即一对短线。带着绳的点，逐渐的点被简化成线，即刻成一长线。这样简化可以吗？完全可以，因为记号仍然是两种，既未增多也未减少，但刻制非常容易了。就在这个时候，用笔画的画出现了，因为进入了陶器时代，对陶制品不必刻，只要画就可以了，由于画比刻容易，于是人们创造了画字，这相当于突破记号只两种，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画记号，也是画字，于是记号向字演化了……到黄帝时代，文字脱离了画字，画与字已分道扬镳，故黄帝时期已用字写成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中《八索》即应用八卦记号的专著”（韩永贤著《破释周易》下册前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这种关于结绳时代、圈点时代、八卦记号时代及河图洛书、八卦、文字的论述仍然只是一种猜测和想象。无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国都已经发掘出土大量的古人类遗址和石制品，但从未发现韩先生所说的刻着圈、点记号的河图洛书石制品，也未发现韩先生所说刻着“一对短线”、“一长线”或者八卦符号的石制品，更未有任何考古依据能够说明存在“结绳时代——圈点时代——八卦记号时代——文字”这样一个演化发展顺序。至于黄帝时代用文字写成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是没有任何考古依据甚至不可能证实的猜想，因为《五典》中的《尧典》、《舜典》根本不可能作于黄帝时期，尧、舜的年代要晚于黄帝。不知是的确有所不知，还是为了论证黄帝时代已用文字写成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韩先生还将甲骨文的年代以及“有文字的历史”的年代推到五千年前（韩永贤著《破释周易》下册前言）；如果是后一种原因，这在科学研究以及文化传播中都是不能容忍的。
运用考古资料论述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起源，赵国华先生作过非常认真的努力。他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认定八卦起源于卜筮，数字卦是爻画卦的前身，于是认定八卦八个符号各自有它的原始数字意义，而且八个原始数字必定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于是得出伏羲八卦存在“深层矛盾”的结论，认为八卦的“形”与“数”不相合。在这种情况下，赵国华先生便去追求八卦“形”与“数”的相合，制造出一个八卦“母图”，认为先天、后天，一切八卦图都由其“母图”演化而来。赵先生所谓的八卦“母图”即今传洛书，而他认为则是原始“河图”，它本是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他对半坡彩陶纹饰作了一系列人为的解释设定和规则从而推定这个图在半坡遗址中的存在。为了论证八卦符号严格对应八个数字，他规定阳爻代表三、阴爻代表二，又规定一部分八卦符号分“实质部分”和“附加部分”（“附加部分”则不计数），又对坤卦符号运用“合三为一”、以一半代表整体的运算规则等等。为了将半坡鱼纹论证为八卦符号的前身，赵先生采取“三个鱼头等于一条鱼”、“一个三角形代表一个鱼头”、“两个三角形代表两条鱼”、“以一代一”、“以一代二”、“以一代三”、“合三为一”、“合四为二”、“一与三通”、“六与二通”等等、等等，让人眼花缭乱、昏头胀脑的他设定的半坡鱼纹示数的重要“密码”，终于将乾、离、坎三个八卦符号与半坡鱼纹挂上钩，而巽、震、艮三个八卦符号以及兑、坤两个八卦符号与他归类的半坡鱼纹都不甚吻合，便只好认为半坡鱼纹尚待进一步演化才能最终完成向八卦符号的过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赵先生这种研究由于将八卦、河图洛书的本来面貌及其相互关系都作了改造，其前提和论证目标都是虚假的或不确定的，论证材料（半坡鱼纹及其他纹饰）也被作了改造或过多的人为设定，可以说整个论证从论题、论据到论证的过程都是虚假的。这种研究除了给没有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或这种知识不够详备）的人带来混乱、进行误导以外，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和意义。
由于不接触考古，易学界还误传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与八卦有关的“考古资料”。如顾文炳先生在《阴阳新论》中说：“近年来，在陕西歧山周文王太庙的地下室等处，出土了大批有四千多年历史，相当于虞、夏时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画大多由数字组成六画，也有三画、四画、五画组成的卦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版3页）。欧阳红先生在《易图新辩》中说：“陕西半坡氏族文化的红土陶罐有形如乾、坤合一的爻卦象‘丰’，距今六、七千年。河南开封一带出土了六、七千年前的刻有三叠、四叠、五叠、六叠爻卦之象，以及刻有太极图、河图的彩陶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15页）。这些说法不知依据何在。目前见诸报道的数字卦将近100例，绝大部分都是六爻卦、三爻卦，仅有张政烺先生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和《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中列举了三、四个四爻卦、五爻卦，但它们实际都应是六爻卦，只存四爻、五爻或者是因为器物残损或者是因铜器锈蚀尚“未剔出”的原因所致。这些卦符的年代绝大部分是商周时期及以近的，仅有几个属史前时代崧泽文化（或马家滨文化），而并无虞、夏时期或河南开封一带六、七千年前的，更不存在什么四爻卦、五爻卦（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第12页；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张亚初、刘雨先生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中谈及的几个四爻、五爻卦画据推测应是八卦性质的符号，但它们是用爻画（即线段）而非数字表示，其年代更非虞、夏时期或六、七千年前，而仍在商周时期。蔡运章先生在《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中谈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四千多年前，这可能是迄今所见公开报道的唯一一例虞、夏时期的数字卦，但也非四爻、五爻。至于半坡文化中的卦象“丰”及开封一带出土六、七千年刻有太极图、河图的彩陶壶，也无所依据，不再赘述。欧阳红先生《易图新辩》在考证太极八卦的根源方面颇为严谨，更有不少极具说服力的创见、卓识，但涉及史前考古资料的地方就显得生疏和隔膜了，让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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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的学者对考古学和考古资料有较多或比较深入的了解，但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学方面甚至不接触易学或在易学方面没有较详备的知识和较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常常错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易学资料或不能依凭考古资料在易学研究上深入下去，甚至也有“隔行如隔山”的情况。
陈久金、张敬国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中对河图、洛书、太一行九宫以及含山玉版周缘钻孔布数4、5、9、5有一些含混说法。如说河图洛书“河图以十个数为图，洛书则以九个数为图。但是，这九个数的功用与十个数是一致的”、“河图行至九之后，转至十；而洛书行至四、九之后则均还中央五。可见洛书以五为小周，以十为大周”；如说太一行九宫“五代表中宫之数，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后回至中央五。六七八九与一二三四之数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还至中央五。这就是玉片孔数以四、五、九、五相配的道理”；又如“河图、洛书均用五行，并无本质的区别。远古没有文字，人们才使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以代替五行交替记载时节。因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如果不了解陈久金先生的思想，这些话看起来根本就是不知所云。陈先生认为，河图洛书的十个数就是十月历的十个月，而阴阳五行也是源自十月历，五行即一年分五季，每季为公、母或阴阳两个月，正是因为这样，河图洛书才没有本质的区别，“九个数的功用与十个数是一致的”。“河图行至九之后，转至十”即九月之后是十月；“洛书行至四、九之后则均还中央五”是指十月历分上下两个半年，每四个月之后便进入冬至或夏至之月即五月、十月（均是阴阳交替时节，故五、十相通），这是河图洛书中宫布数为五和十的原因，所谓太一行九宫“每四乃还于中央”（《星经》）之行游规则也是渊源于此。但这些说法在河图洛书数阵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河洛数图反映十月历的月序（分阴阳方位即“天一地二”之类）和月份温差相等关系，它们均不是按一至十10个数布成环形图式，故在河洛数图上从季节、时序方面说是不能“行至九之后，转至十”、“行至四、九之后则均还中央五”，也不能去落实太一行九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之规则的。“太一行九宫”的图式是后天八卦配洛书图，“太一行九宫”的本义是指北斗绕北天极旋转一周（即一年时间）这种天象，它是一个环形路线；古人认为，太一神也象人间一样，要一年过两次新年（在冬、夏二至），故“每四乃还于中央”巡行四个月又回中宫休息一个月。由于洛书九宫图一至九9个数不是环形顺序布置，故太一行九宫不能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序巡行，所以说“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后回至中央五。六七八九与一二三四之数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还至中央五”在河图洛书数图上是行不通的，即仅仅按照这种说法去解释河图洛书就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谈何考古研究、科学研究？比如洛书一在北方、二在西南、三在东方、四在东南……北斗根本不可能这样一、二、三、四地乱指。考古界的学者在解释含山玉版时多沿用陈久金、张敬国先生的说法，但又止于寻章摘句，使本来就含混的表述变得更加不知所云，结果就成了以含混传含混、以神秘解神秘，比如古方先生著《中国古玉漫谈》（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47页）、陆思贤先生著《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331-332页）等就是这样。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257页）、《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392-393页）中将《易纬·乾凿度》郑玄注太一行九宫之法不加批判地用于解释含山玉版的钻孔布数也是欠妥的。
陆思贤先生著《神话考古》及其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是近年出现的较为系统、深入地分析史前考古资料和器物纹饰的考古学著作，其中涉及易学考古资料及分析研究在考古界也是相对较为丰富、深入的。陆思贤在《神话考古》中论及史前八卦资料时说：“四方八角的八角星图案，既为原八卦图形，那么，用《周易》卦名、卦符、卦象去比附，是否吻合，似乎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是八个卦符，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在史前考古资料中毫无线索。目前发现的商代八卦符号，用数码表示，虽然，史前时代已创造了数码，也创造了许多表意符号，但有否数码卦或卦象符号，也有待这些符号破释后才能确定”（265页）。史前时代的数字卦，华东地区的崧泽文化中有、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也有出土，前已言及。笔者在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陶器符号中也发现两个刻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二者都是一五六五五六（巽卦），其间在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至于爻画八卦符号（即用连线阳爻——、断线阴爻— —表示），目前尚未见诸公开报道史前时代已经存在或产生。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发掘报告从来不注重完整、清楚、明白地介绍器物纹饰，考古研究也罕有这方面的追求，诚如田昌五先生所言：“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的物质文化；而在我国，考古学又被规定为器物形态学和地层学，其局限性就更大了。所谓器物形态，实际上是就陶器而言的，或者说主要是指陶器；而地层学充其量也不过是文化年代学罢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9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无论易学界或是考古界，从来没有人全面、深入地了解、分析迄今为止中国所出土的史前器物纹饰，怎么能说史前时代就没有八卦符号呢？笔者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器物纹饰中都发现有一系列的爻画八卦符号（参见拙著《伏羲画卦》），这里指出一例专家和一般读者都容易查对和寻找的八卦符号，供参考和研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彩版第11页上图，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郑州大河村遗址所出白衣彩陶钵（约5000年）前之摄影图片，彩陶钵肩腹部以白彩和红褐彩相间绘出两周极其精美、严谨的纹饰，肩部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均以红褐彩为地纹，衬出每个坤卦符号的六爻十二个白色小方块，计其总数为六卦三十六爻七十二个白色小方块（彩陶钵纹饰有极为严密、精心的数理设计，与古天文历法和易学有关，释读参见《伏羲画卦》）。
蔡运章先生近年来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魏时期器物上常见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研究。他发现它们“大都独立刻铸在器物（或铭文）的特殊位置上，不与其他文字相连属。它们不但与八卦之象多用单字来表述的特征相符合，而且有的还与纪卦象类筮数易卦相并署”。他认为中国古代“自距今8600年——8200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二期产生以来，在诸考古学文化中，如老官台、河姆渡、仰韶、大汶口、良渚、小河沿、凤鼻头、龙山、马家窑、二里头和商代前期文化等”及至“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魏时期，流行在西自新疆、东达沿海、北抵朝鲜、西南到云南、东南至台湾的广袤地域里，分布在龟甲、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古钱币等计3万余件器物上”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1000余种”都是卦象文字，而且“一般地讲，每件器物本身及其上面的单字、刻画符号或图形文字，大都应是同一易卦的卦象”。他还认为八卦产生于贾湖龟占数卜，“在距今9000年——8600年的贾湖一期墓葬里，已发现装有小石子的龟占工具。这说明龟占八卦早在那时就已经产生。而卦象文字到距今8600年——7800年贾湖二、三期的器物上才开始出现，这完全符合伏羲氏‘画八卦以制文字’的时间顺序”（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无论对考古界、易学界或是对古文字研究来说，蔡运章先生这个研究都是一个新的变化和动向，值得欣喜。但是蔡先生这个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或存在着一些“障碍”，这里提出来供蔡运章先生及其他同好思考。其一，按蔡运章先生研究，中国古人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将世上万事万物分为八类，以作为八卦之象。如八千多年前贾湖人将龟甲、陶坠、陶缸、太阳以及文字“目”（ ）、“十”（甲）、“曰”、“乙”、“八”等等均归作一类，视为离卦（ ）之象，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则将陶钵、猪等视为坎卦（ ）之象，6500年前姜寨人则将陶钵、树木等视为坤卦（ ）之象。这是很可疑的。我们知道，林奈的动植物分类学仅仅建立于两百多年前的十八世纪，虽然八卦卦象分类并不是一种科学分类，但它将世上万事万物（含动植物、矿物、自然现象、文字等等，等等）分为八类，其所需要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概括、归类的意识能力显然并不会弱于动、植物分类，因为后者更为形象、具体。即使成书于战国后期的《说卦传》，其中八卦的卦象每卦少则十几种，多则二十几种，它们也是“有的一卦自身象征意义相互矛盾，有的两卦象征意义又互相重叠”（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216页），其牵强附会也证明两千年前古人欲将万事万物归为八类是极其勉强的。其二，蔡先生的研究也意味着，在七千多年前八卦卦象分类的原则和标准在中国西北、中原、华东等各地的古人类中是同一的或大体一致的，仅以蔡先生所言老官台文化、贾湖遗址、河姆渡文化为例。这也是很可疑的。八卦和文字是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象征，所以八卦卦象分类的原则和标准的“一致”还意味着古人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文化面貌上的一致，至少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证明老官台文化、贾湖遗址、河姆渡文化存在着这种“一致”。其三，蔡先生的研究还意味着，八卦是在贾湖二、三期产生后（八卦是否起源于龟占、数卜，容后再谈），从贾湖传播至老官台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安徽蚌埠新石器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古人类文化中的。这同样是很可疑的，因为迄今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可以说明或证明这种传播。其四，自《易经》和《说卦传》产生以来，古人为了占卜及阐释卦理之需，不断增加和扩充八卦卦象，企图将世上万事万物都纳入八卦卦象，所以在古代易书中形成了极为丰富、庞杂的八卦卦象，用之于解释史前出土器物及文化现象，足够盈余。因此，将古代易书中的卦象资料用于解释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也是可行的，同样有文献依据。我们并不排除新石器时代包括贾湖遗址所出器物和文化现象中可能存在卦象文字、卦象资料，但蔡运章先生的观点显然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因此，笔者在欣赏的同时，对蔡运章先生的研究暂时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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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所述可知，中国当代易学研究与史前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互相隔离的。只是最近一、二十年来考古界才逐渐与易学有所接触，但这种接触显然还非常不够，而易学界则基本上还处于“闭门研学”的状态。由于易学在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与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古文字相比，更多地与史前文化、史前人类的精神文化相关（这从“伏羲画卦”、神农行《连山》易、黄帝行《归藏》易的传说及夏、商、周、秦汉时期的情形即可看出），由于传统考古学主要着眼于物质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太极八卦起源和本原问题的解决，或者是史前考古、史前人类科学文化、精神文化研究的突破，都需要易学与考古联手。易学家要亲近考古学、考古资料，考古家要多接触一点易学，如是，两方面则可能齐头并进；反之，则反。（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