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论
（宋）王安石
上篇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儒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己；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
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时竭矣，天下之俗，谀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陨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矫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偏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
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之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下篇
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讼也。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为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说，其于道即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且夫谆谆而后喻，哓哓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