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
李国基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巨大影响下进行的，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复合体，但现在讲对改革开放有正效应者居多，讲对改革开放有负效应者甚少。实践证明，改革开放遇到的许多阻力都来自传统文化的排 拒性，因此，我们不能只讲正效应，而不讲负效应。从这个基点出发，本文就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中庸、文化中心论、泛道德论、官本位、崇古主义对改革开放的排拒性，作了较深入地研究和阐述。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同其它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同样对改革开放亦有正效应和负效应 ，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复合体，然而，在实践中又往往容易走极端，一种是全盘“否定论”，如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另一种是全盘“肯定论”，视传统文化尽是精华，现在主要倾向是后者，只看正效应，不看负效应，确信依靠传统文化也能推进改革开放，忽视了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的排拒性。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二十年来，已越来越凸显出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的排拒，因此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的排拒性是十分必要的，这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农抑商”对市场的排拒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历代统治者认为，稳住了农业就稳住了政权，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农业，反对商人，反对市场。他们把商人统统视之为“奸商”，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把商人都说成是“小人”，只有商人唯利是图，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无论从环境上，社会类型上，过去的中国都是一个中央集体的小农国家。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最适合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经济最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要求风调雨顺，反对大起大落。中国虽说东有沧海，但北是草原和戈壁，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是高山大川，交通阻塞，于是以黄河、长江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农业的核心地带，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类型，决定了它必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为商业固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却不利于国家的稳定。“重商则伤农”“伤农则伤本”。所谓儒家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就是“农本思想”，也就是说，只要农业稳定，统治者就可以长治久安，享受太平，否则中国社会就会大乱。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不足为怪的，也是小农经济国家的必然。
市场经济是自由贸易经济，只有不管，市场才能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性是，凡是影响稳定的，一定要管；既然商人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统治者就一定要管，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则成了最倒霉、最低下的阶层之一，虽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然是最受歧视、惩罚最多的，比如一些统治者明文规定对商人“几不准”，不准商人坐牛车，不准商人骑车千里贩货，只准步行。外出做生意，两个裤腿要有两种颜色，以标明身份，意在歧视。历史事实证明，儒家的“重农抑商”“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一直到“左”的年代，又把商人和商品经济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成了革命的对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纠正了“左”的错误，但对商人的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不少人仍认为“无奸不成商”，商人“有害论”，商人、市场会影响社会稳定，并把出现的贪污腐败等统统归咎于市场经济和商人身上。还有一些人至今不敢把文化、艺术、教育叫做产业或产品(商品)，深怕沾染了商人的味道，沾上了铜臭味。总之，商人市场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很坏、很可怕的字眼，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可见，商人、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们的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确立。商人的坎坷历史和严酷现实，导致中国懂市场经济的人甚少，制约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二、“崇尚中庸”对竞争的排拒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和根本特征，然而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中庸。这里不讲中庸的思维方式，只讲中庸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它是反对竞争的。孔子的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就是不要担心大家一起穷，怕的是分配不平均。这就是今天的“大锅饭”“铁饭碗”难打破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其缘由。
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这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使然。正因为如此，平均主义在中国有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平均主义又是培养懒汉的温床。
作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中庸也是反对竞争的，讲竞争就不能中庸，不能讲情面，不能讲照顾，像足球比赛一样，如果赛来赛去，没有胜负，这种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竞争经济，一方面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经过竞争，促使经营者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品质，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最后拉开企业之间的收入利润差距，使好的更好，差的变好，实在不能变好的，则自行消亡，以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竞争也是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才能的必要手段。在竞争中，有的人会越来越受到器重，也有的人会被淘汰。这有利于克服吃“大锅饭”的懒汉思想，鞭策人不断进取；有利于促进人的知识更新和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竞争的最终目的是，追求高附加值，扩大再生产，但中国传统文化既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传统，又没有追求高附加值的理论，充其量只有“见好就收”，勤俭持家的经验。“常将有日思无日，免得无时想有时”，这话虽说得不错，但不追求高额附加值，不扩大再生产，纵然“有”，有一点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也叫有。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秦砖汉瓦几千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剧。 还有传统文化中的“仁”，同样是反对竞争的。竞争是一种淘汰机制，本身就是“无情”的，它只能遵循法律，遵循优胜劣汰规律，而不能讲“仁”、不能讲宽容、忍让。现在有些人对竞争中出现的破产、下岗看成是“不仁”，这是以传统文化“仁”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下岗问题的正确选择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和扩大再就业的机会，而不是牺牲竞争，牺牲改革。
三、“文化中心主义”对开放的排拒
开放是一条富国之道，封闭是一条穷国之路。世界发展史证明，凡是开放早的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实行开放是分不开的，如欧美、日本无不得益于开放。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首先是归功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商贸，为了黄金。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远行，其艰苦卓绝的程度，与哥伦布的航行不相上下，如郑和下西洋，时间与哥伦布航行的时间相差只有半个世纪，然而二者的目的和文化品位大相径庭，郑和下西洋 目的是为了政治，为了显示皇威，一路施金，一路宣传，虽说显赫一时，但没有带来什么经贸效果。
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没有开放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但传统文化是反对开放的，它集中表现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轻蔑加憎恶。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因为中国是天地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中国人好讲中心，好当中心，一直到本世纪六、七年代，仍然如此，比如北京是世界人民的首都，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等等。既然中国是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之外的国家都是“蛮夷”，“蛮夷”之人只能做中国皇帝的臣民，只有学习中国，哪有中国向“蛮夷”学习之理!把西方文明强制性的列入“蛮夷”的范畴。在此思想支配下，谁要提出借鉴西方文化，谁就是不爱国!特别是到晚清时期，明文规定“以不准议论西方长处为戒”，如若谁要客观地介绍了西方现代文明，大多千夫所指，命运多厄，如晚清郭嵩寿出使英国，回国后，为了惊醒国人，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就写了一本《日记》，介绍西方现代文明，结果遭到朝野上下一致围攻，说郭“长了洋人之志气，灭了华夏之威风!”，连当时的大学问家王恺都叹息他“中了洋毒”。后被撤职，回到老家后，还是挨骂，他走到哪里，就被骂到哪里，骂他是“汉奸”、“走狗”。后来他不得不关起门来练体操，又被人咀讽为“打洋拳”。他回乡之后的孤独和凄凉，证实了罗曼·罗兰一句警言：一个人生在太古老的民族中间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可看出：正是这种“爱国”论调，极大妨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使中国沦为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境地。
时至今日，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和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拒的冲动依然存在，比如一谈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就流露出晚清时期那种 “以谈西方长处为戒”的偏见，凡是谈西方优点的就是“崇洋媚外”、“不爱国”；凡是说中国缺点的就是“灭自已的威风”、“矮化了自己”；只有把中国说成是世界之“最”，什么东西都比西方好，这才感到高兴；一谈西方的丑闻、吸毒、枪战、黑社会就津津乐道、喜形于色。
他们还说：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不是儒家文化吗?不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和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不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现在的文化并不是完全的儒家文化，在经济上、政治上是西方文化，生活习惯上保持了儒家文化。南韩、台湾也是如此。可以说，日本、南韩、台湾、香港都是东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改造儒家文化的结果。再说新加坡也并非全面继承儒家文化，更不能把中国当成新加坡，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新加坡只有618平方公里，比北京还小一半，并没有多大借鉴性。
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拒绝学习外国文化，主要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传统文化只承认“天朝的伟大”，既看不起东洋人，也看不起西洋人，自以为天下居中，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所以既不愿意学习东方，又不愿意学习西方。其实，学习外国文化，并不可怕，比如日本就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们不忌讳“文源于唐”的说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主要是学习中国，之后，主要是学习西方。日本人不忌讳向外国学习，并以此为荣，如果日本人不吸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没有今日的繁荣；如果美国不吸收各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会有今天的强大；如果没有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四、“泛道德论”对改革的排拒
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伦理道德观是：“仁、义、礼”，这是孔子的基本观念，其中最根本、最统摄的是“仁”。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仁与爱是不可分割的。所谓“义”是由“仁”而“义”，再由“义”而“礼”。这种观念本来是比较好的，但其主要缺失是，只讲先验的道德观念，不讲道德规范，不讲体制、制度上的规范和改革。中国历代统治者，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只停留在提倡、宣扬的层面上，却不能把“仁”注入体制、制度之中，结果“仁”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这就构建了传统文化的泛道德论。 “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政者，正也”。这是泛道德论的又一典型表现。这话也说得很好，但如何做到“政者，正也”，虽然是一个道德观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体制、制度上的问题。纵观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不是空喊倡导一番了事，并没有改革体制和制度，最后只得流于空论。
清朝大学士倭仁提出了更能体现泛道德论的根本论点，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在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人心为富强之本”。他笃信道德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能驾驭一切。他还认为：拯救民族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整人心”，等等。这种离开体制、制度上的变革，大谈“重整人心”，也只能是泛泛空谈。 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论在人们中的影响是极大的，即使在开放改革的今天，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有的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简单地看成是“世风日下，道德滑坡”，于是也提出要“重整道德观念”，把更深层次的问题抛在一边。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和法治。还有的面对腐败现象的严重化、扩大化，一再强调政府官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这话虽说得正确，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些?这不能囿于在道德教化上，如果离开体制、制度上的改革，离开约束机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讲得再多，反腐败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过份夸大道德教化的功能和作用，必将走泛道德主义的老路，必将排斥改革，反对改革。
五、重“官本位”对科学、民主、法治的排拒
传统文化把国家的兴衰放在皇帝和少数权威者身上，皇帝、权威贤明，国家则兴旺，皇帝、权威不好，国家则衰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史书是以皇室为“纪”，是全书的纲，其他权威人物则为“传”，是全书的目，纲举目张，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历史。这种“纪”和“传”的文体，叫做“纪传体”。后来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这叫“纪年体”。不论《史记》也好，还是《资治通鉴》也好?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科学家、商人、农人则少之又少，充分反映了“官本位”的历史性、传统性。
皇帝是“天子”，“唯我独尊”，他可以封神，如岳飞、孔子等都是皇帝封的神，而西方文化则相反，唯有“上帝”创造一切，皇帝、国王在“上帝”面前也就相形见黜了，因此，西方国家的皇帝比中国的皇帝权力要小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皇帝视之为最高权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传统文化类型也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官本位”的封建王朝已破灭了，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仍然盛行。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加农业”的时代，因而政治家、军事家的地位重要，名声显赫，而西方则是“科学加市场”的时代，没有科学就没有资本主义文明，没有市场就没有西方文明。西方工业国家虽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但它的科技是长存的，政治家都像走马灯一样，并不那么重要，其名声不如科学家大。美国的迈克尔·哈特，曾为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排座次，共选出100个人物，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37人，政治、军事领袖人物30人，哲学家14人，宗教领袖11人，文学艺术家6人，探险家2人。科学家、发明家独占鳌头，占三分之一。而这种排列方式与中国“官本位”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人把科学家、发明家看成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主要力量，他们虽然重视政治、军事人物的作用，但并没有将他们推到“唯我独尊”的地位。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文化重“官本位”，不讲科学，根源久远。“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做官光荣，搞科技卑贱。尽管中国古代修建了阿房宫、长城、颐和园、故宫、江南园林、三大石窟等这些震惊世界的大工程，但是创造者的名字却很少流传。 计划经济需要“官本位”来保证，而“官本位”又需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和扩展，两者互有需求，所以到实行计划经济时，更强化了“官本位”，促使企业经营者“官员化”，什么县级、地级、省级厂长经理应运而生。现在，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但官本位的思想和体制还存在，并成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难点”，讲了多年的“政企分开”，难就难在“官本位”上。
科学与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不仅反对科学，而且反对民主，正因为如此，伟大的“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战斗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然而传统文化的糟粕并没有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如今还在顽强的表现自己，抗拒改革的深化。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官本位”的思想，没有民主的理论实践，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民主文化传统，以致造成今天民主举步维艰。 “官本位”导致“人治”，拒斥“法治”。几千年来，中国推崇“人治”，没有“法治”的传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过去虽制定了不少法律，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治”还相当严重，比如红头文件大于法律，优先于法律，是权力至上，而不是法律至上，造成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严重妨碍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导致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
六、“崇古忽今”对创新的排拒
创新的领域很多，这里主要是指文化理论的创新。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崇古忽今”，因此它的本性是排斥文化理论创新的。在历史上，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几度辉煌，但真正在学术界、学派方面的发展，却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就是“天下大乱”，百家争鸣。因为是百家争鸣，不鸣则已，一鸣就成了世界文化的一大奇观。但春秋战国这一文化辉煌现象，随着秦王朝的兴起而结束了，又随着汉武帝、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彻底完结；以后，虽然也有几次文化高潮，但如春秋战国一样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时代直到晚清灭亡也没有出现过。 春秋战国后，中国学术研究开始走上一条“向后看”“崇古忽今”的道路，汉代以训诂著称，宋明两代以义理著称，清代以考据著称。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虽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从整体理论文化的客观走势来看，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学者只知注经，不知写经；只知训诂，不知创造；只知考据，不知另起炉灶。
但在同一时期西方文化却大不相同，在学术研究中，走的是一条“向前看”“重今轻古”的道路。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同样非常辉煌，但进入中世纪便走向专制，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从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学术研究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西方哲学界、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创造和闻名于世的文化名人，那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巨人层出不穷，巨著一发不止。他们不畏上帝，不畏权势，不畏迫害，气势宏伟，四面出击，所向披靡，因此，世界上一流的文化人物和文明创造，大多出在西方，如培根、斯宾诺莎、牛顿、莱布尼兹、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洛克、休漠、康德、黑格尔、圣西门、付立叶、欧文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世界级的历史名人，他们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而且还影响了整个世界。 可是，在近三百多年中，中国人的名字在世界上却很难一见，这让我们在敬佩人类无限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引起无限的遗憾。中国至今为何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经专家研究发现：中国科学家的个人专业素质并不比西方科学家差，但不同的是西方科学家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守一”、“齐一”，并把它当作美德大加颂扬，异想天开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还会受到惩罚，没有思想空间。这种大统一的思想控制，严重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不仅禁锢了古代人的思想，而且还禁锢了现代人的创造性。
抑制创新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忌讳太多，比如：(一)为尊者讳。这是儒家文化传统，“小人不言大人过”。在封建社会集权体制下，人分九等，等等有别，上面为尊，下面为卑。为尊之人错了也不能公开批评，所以有多少有见地、有才能、有思想的中国臣民，只得冒死给皇帝上书进言，碰上李世民还好，碰上雍正就不一定不遭杀身之祸。即使到现代，彭德怀“万言书”的悲惨遭遇，不也是一个佐证吗?(二)为贤者讳。对有权势的人要屈从，既然是贤者讳，对贤者的错误就得绕过去，更不能提出异议，甚至将贤错误解释为正确的。(三)为书者讳。后代儒者只能读经，不能怀疑。这种“遗风”一直延续到“左”的年代，写什么要与书本一致。古人写文章，唯恐与经书不合，现代人写文章唯恐与本本不合。(四)为长者讳。中国敬老是好的，但并不能说，老的一切都好，都要盲从，这否定了人的创造性。可想而知，传统文化有那么多忌讳，文化理论创新还会有多少?
直到今天，传统文化的“崇古”、“守一”、“忌讳”的惯性仍然僵滞着人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在理论研究中，重古人，重过去，重传承，重本本，重注释，重守一，轻未来，轻问题，轻求实，轻创新的倾向还比较严重，舆论一律，忌讳求异，禁锢甚多，本本主义，思想僵化，绕开问题，回避矛盾，等等。改革开放是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没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要搞好这场大变革是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的智慧和创新，但现在中国不是缺少人才，而是没有很好的开发人才，没有一个开发人才潜能良好的人文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传统文化的“崇古”“守一”“忌讳”的思想束缚，扼制了人的创造性。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的排拒性是很大的，要认识中国国情，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开放排拒性的国情，不能无视这个国情。现在讲其它国情很多，讲这一国情很少。学术理论研究的本质是批判的，因此要高扬批判的旗帜，批判其排拒性的一面，这是我们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阻力》作者周积明《新华文摘》1996年第6期。
《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作者史任文、庞毅，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
《中国为何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1999年11月1日《特区文摘》。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地区人事局邮编：413000)
转自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2000.02
http://www.bupt.edu.cn/news/jiayuan/content/j05/j05-3/j05-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