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之十大周期定律 [复制链接]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十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有道理

[em46]

讨教了~

你争我斗，天下平常事，文人相轻，妒忌。。。。。。就构成我们这个五行缤纷的世界

且千年法则往往未变.

因为人心未变.

为什么黄帝就没有被小人包围?为什么唐太宗就没有?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大人物自己人的素质所然.

吾欲仁,斯仁至矣!

现在,他被当作"汾州得道的儒家神灵而供在庙里了.

小人用小人,他和屑小如何整治苏东坡,自己不是不清楚.

王安石自己是文人,清楚苏东坡的诗里没有讽刺皇上的意思,但是他还是放任手下去整苏大师.当代作家李国文认为,这是因为文人相轻.作为一国之相,应该清楚苏轼因文取祸的.

苏先生说过:"我因聪明误一生."他说的就因聪明才智\文才过人而被流放的这事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麽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麽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麽‘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
　　
　　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
　　
　　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