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丁憂在籍，為長輩尋求理想“陰宅”的念頭一直在心中縈繞。一年多時間裡，他先后請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地師”相地。但是，結果並不理想，“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與沅弟書，中卷，246。“五患之免”，據程頤《伊川文集》卷六《葬說》雲，祖先墳墓“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與風水之說顯然不是一回事。）以至於起復后，他仍無可奈何卻又心有不甘地感嘆道：“余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余寸心之疚可少釋耳。”（咸豐八年八月初十日河口營中與澄沅季書，中卷，261）
咸豐八年（1858）十月，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在安徽廬州三河與太平天軍交戰中陣亡。曾國藩得到消息后，“悲慟填膺，減食數日”（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岳麓書社1986年版，101）。曾國華雖然過繼給叔父，兩人終究還是同胞兄弟，感情並不因此而稍減，曾國藩聞聽凶訊時的悲憤心情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過了三個多月才找到一具無頭的尸體，隻能權當是曾國華的。經過這次心靈上的刺激，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有了一些變化。此前丁憂期間，雖然一直希望為祖父母、父母另擇吉城，而且請了許多風水先生，跑了不少地方，但那時的心態並不急切，沒有找到理想的地點之前，不輕易改葬，因為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官運亨通畢竟多少與祖母墳地風水還有些聯系。這次則有所不同，他開始懷疑曾國華陣亡可能與父母墳地的風水有關，因而強調要盡快改葬二親：“如溫弟（曾國華字溫甫）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建昌營中與諸弟書，中卷，282）不僅如此，他還對當年沒有仔細為父親尋求理想“陰宅”而懊悔：“自溫弟遭難后，余常以（咸豐）七年擇地不慎為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咸豐九年二月廿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9）
曾國藩向來以老庄之道為修身之本，經過這次變故，他回顧了家族30多年來的歷史，“吾家自道光元年（1821）即處順境，歷三十余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1852）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1854）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二十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1856）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1858）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與諸弟書，中卷，287）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此時的他雖然仍未放棄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但是，求平穩的念頭已經重於追求富貴功名：“人力所能謀，隻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后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2）“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咸豐九年二月初三日與諸弟書，中卷，295）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對風水及其他迷信活動進行批評。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字澄侯）迷信活動后，寫信回去，語氣頗為嚴厲地批評了他：“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咸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與澄弟書，中卷，412）曾國藩對風水已經轉而持批評態度了。
到此時，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經歷了由不信到熱心再到批評的轉變：早年他不信風水﹔1847年，他官升幾級，便開始相信並熱心於風水﹔1858年曾國華陣亡后，他開始反思自己的家史，開始批評風水之類的迷信。總體而言，他對風水可以說是信而不迷。曾國藩之后，朝中許多大臣在反對“洋人”修建鐵路、鋪設電線、開辦電報業務的提議時，將破壞風水、斷絕地脈作為重要理由。比起他們來，曾國藩在風水的問題上要理性得多。至於近年來，有些人又把風水奉為科學，說“風水文化”歷久彌新，越來越放射出它的光芒等等，則更是無稽之談。
來源：《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