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论起源于上古的巫史时代,到了汉代才逐渐被儒学吸纳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不过,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观点,在武帝时期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对于武帝而言,什么是天,皇家的权力和大汉的强大就是最大的天。所以,武帝以及后来的昭宣帝都并没有把膜拜“天人合一”的汉儒搬上台面。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外儒内法才是汉强大的法理基础。
西汉早期,如果儒家一定要讲一点所谓“天人”之说,最多也就是编造一套高祖挥剑斩青蛇的故事,把流氓出身的刘邦美化为天命的继承者而已。要是有谁胆敢利用这个“天人合一”跟王权对抗, 别说在武帝手里,就是在昭宣时期一定也是要被作为“妖言惑众”给诛杀殆尽。
事情到了元帝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个元帝偏偏背离了武帝、昭宣朝代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大搞儒家治国,一下子抬高儒生的地位和声势。加上元帝生性柔弱、仁慈,遇事优柔寡断,在身边一群腐儒的说教下也莫名其妙地听信了这套天人学说。更有甚者,儒生就是在元帝时期开始利用这套学说直接、间接地向皇权发起挑战。
黄仁宇谈到西汉历史时,曾引用学者Michael Loewe的研究。经Michael Loewe统计发现,整个西汉中后期,即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处于天文、灾难等原因由皇帝发出的诏书一共57次。而实际上,直到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而且往往都是为好事情,所谓宣扬祥瑞而下的诏书。之后这类诏书达到44次,其中又以灾异恶端为主。特别是在汉书所记载的由皇帝自我责备检讨的“罪己诏”,宣帝有8件,到了元帝和成帝时期,元帝几乎1年一次共计13次,成帝平均2年一次共12件。如此可观的记录,只能说明大臣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天灾来要挟帝王,并且达到冲击王权、降低中央政府控制能力而抬高儒生政治集团地位的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儒生已经可以直接用天人理论来威胁汉皇权的世系和存灭。
早在昭帝时期就曾有过类似的苗头。昭帝元凤三年的时候,居然有人在上林苑断枯的柳树上看到虫子吃树叶而形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儒生眭弘(字孟)没有搞清楚这个“公孙病”是什么人,就上书要昭帝自动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公孙氏的人。那时是霍光掌权,立刻就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罪诛杀。但故事还是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到了宣帝继位,竟然把这位眭弘(字孟)找来赏赐一个官位。所以,后人“解释”说,其实这个预言(谶言)所说的公孙,是已故武帝废太子的孙,指的是宣帝。不过,这毕竟是眭弘被诛杀的5年以后的事情。可宣帝作为得益者发出这个追认的奖赏,应当可以视为对儒生所倡导天人学说的一个鼓励,大有一叶知秋的效果。
果然,到元帝朝,大臣谷永竟然可以公然在朝堂上鼓吹,汉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如果皇上再不听从劝阻,就难逃所谓二百一十年的劫数。元帝当时没有把谷永推出斩首,而是听之任之。于是类似的预言、谶语就开始在各处泛滥。大臣也已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动辄引用天命、民间怪异事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相应地,民间对于这股思潮也越来越趋附。一方面,民间开始有人系统地编写预言书籍来阐释天命,兼及预算汉家的天数。比如到成帝时,就有齐地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另一方面,类似孔飞力《叫魂》的事件也出现在哀帝时期。关东百姓谣传有人听到上天的旨意,要“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一时间人民到处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在道路中相遇转手的麻杠累计多达一千余枝。人们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政府都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哀帝时期,天命运动达到高潮。哀帝自己也听从甘忠可的徒弟夏贺良等人的劝谏,(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作为改变天数的应对。
为了附会上天更命的预言,哀帝甚至还打算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他宠幸的董贤。虽然是酒后之言,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哀帝对于董贤及其家族的宠幸已经把董贤抬高到和皇帝平起平坐(同吃同睡)的地步。如果董贤有此野心的话,哀帝的皇权就非常危险。
但是哀帝对于这套天命学说的信服,确实给其他的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王莽的兴起,正是借用哀帝时期对于天命的全面迷信,加上儒家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无比荣幸的地位,才一步步窃取了政权。
汉书和资治通鉴都对此有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透过王莽上台营造天命、图谶、谶语等等戏剧化的事件,后世也就逐渐明白了,这个所谓“天命”是如何被利用、渲染和不断制造出来的。
王莽的儒家理想主义改革失败之后,国家陷入混乱、征战。代之而起的光武帝刘秀,偏偏又再次利用这套东西推翻了起义军另一位刘家皇帝――刘玄,登上了宝座。所以,东汉也未能清除这个“天人合一”学说的余弊,以至于东汉末年,民间再次兴起太平道运动,喊出另一个天道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以此为推翻汉政权的号召。
经历了两汉的天道运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质朴、强悍为特质的政治文化的冲击,相信这套所谓天命学说到了宋代就已没有非常大的实际影响力。对于同样是布衣登上天子大位的赵宋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也不再有心情依赖这套天命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后来的王朝,儒生们也很少再象汉儒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这套“天命循环”观点。因为,对于当权者而言,天道可以予之,他日也可以夺之;如果听任这套学说流布,等于把自己的性命操持于儒生和民间方士道人的口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威胁。
可是,天人合一给中国文化留下另一个新的变种:盛衰循环的观念。人们乐于谈论某某盛世,乐于把一个王朝的兴衰总结为天道循环的结果。
然而,有盛就有衰,谁人能预见呢?无非都是后人牵强附会、想当然的结果;后来的人又如何知道所谓盛世之下芸芸众生的哭泪哀愁。
所以,还是少谈什么盛世、崛起,不如顺其自然,真正为小民们的安定、富足做多一些实事、善举,才是最好的治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