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外篇》：“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是邵雍就《先天图》六十四卦圆、方之图说顺逆之数。圆图象天之运行，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逆数之”，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阴阳消长之数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时”之说。方图形地之生化，以“一贞八悔”之贞卦“顺数之”，起乾历兑、离、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顺生之数为八，因而有“天之阳在北，地之阴在南”之说。朱熹则本横图乾一至坤八之数为“逆数”，待中分拗转而成圆图时，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圆图说四时流转，岂能既顺知二时又逆知二时？显然，朱熹的“∽”型模式与邵雍本意相悖。
《观物外篇》：“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这是邵雍就《先天图》象天之圆图释《说卦》所谓“顺”、“逆”之义。此处所谓之“左旋”与“右行”，是“图皆从中起”（《乾》与《姤》之间为“午中”，《坤》与《复》之间为“子中”）。右行之逆即今顺时针方向，左旋之顺即今逆时针方向。《乾》、《坤》为诸卦之祖，《乾》逆爻序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逆爻序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以“卦之生变看”，“逆天而行”起巽至坤与起震至乾，皆先见子女而后见父母，故曰“皆未生之卦”；“顺天而行”起乾至震与起坤至巽，皆先有父母而后有子女，故曰“皆已生之卦”。可见，邵雍所谓之“左旋”与“右行”皆是一“○”型模式。而朱熹囿于“横图一向皆逆”的局限，以“∽”型模式说顺逆，自然“圆图又只一半逆”了。圆图“阴阳消长之数”为起震一而积坤六，岂可谓只是一半逆？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有象天之大圆图后，以“一贞八悔”分为八段自下向上叠成方图以形地，则即成天圆地方之图）。正因以“卦之生变”围成圆图，所以圆图象天运行时方有“逆知四时之谓”的“○”型模式。
朱熹有关“先天图”的主张，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颇大。如学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别传》中用黑白方块替代卦爻符号作六十四卦圆图，以中间虚处为“太极”，下标“天根”，上标“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图”。自章潢将“黑白鱼”形图改称为“古太极图”（22）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图”中“太极”二字替以“黑白鱼”形图者（23）。邵雍创为“天圆地方”之《先天图》，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为“太极全体”，天地为两仪。朱熹单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则是有天无地，以“太极”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阳爻与三十二阴爻为“两仪”，显然与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学”的根本区别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观物”与“唯理”之不同。
5．《文王八卦次序》图
朱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横图，又以“卦画求之”文王画卦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图即据《说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说而出。显然，此图是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图而作。然而以此图并不能围成《文王八卦方位》图。因此朱熹发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晓”的意见（24）。
今观诸子百家之书，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准《说卦》所言离南坎北之位。至刘牧乃用“河图”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图不可得，遂谓此八卦方位布置“晓不得”，实在是钻入所谓“先天之学”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学者黄宗羲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又评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此评可谓有见。
朱熹于《易学启蒙》新图中删除了这一《文王八卦次序》图。此举似乎说明，此时朱熹已经认识到此图有不妥之处。邵雍只言《说卦》所言离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乃由体入用之位，并无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说。严格说来，此乾父统三男与坤母统三女之图并非什么“次序”（《说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
6．《卦变图》
朱熹研究卦变有三个过程：一是准《彖传》之辞而谈卦变；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衍所谓“先天卦变”；一是本焦延寿《易林》之法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九图中之《卦变图》则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变”。
南宋时期流行一种说法：因邵雍曾师事李挺之，遂谓李挺之卦变为“先天卦变”（25）。于是朱熹便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下卦之序而推所谓“先天卦变”。
我们看九图中之《卦变图》，一般对其各卦参差不齐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为下卦特意安排的结果。看“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来”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体正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体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体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数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间之卦。
事实上李挺之卦变之法并非“先天卦变”。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脱胎于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图》所寓“卦之生变”却是自得之学。朱熹不明《先天图》是由逆爻序卦变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为蓝本，广为推衍而得《卦变图》。其图仍是以辟卦生卦，虽下体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与邵雍“先天卦变”相去甚远。
《易学启蒙》再版时以三十二幅一卦变六十四卦之图取代此《卦变图》。此举似乎说明朱熹对这样一幅“明《易》中之一义”图并不满意。此《卦变图》，一不可用以释《彖传》刚柔内外往来之说，二有沿袭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先天卦变”之旨，弃而不用，可谓明智之举。
四、九图辩证的现实意义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见其精。近年来余敦康先生所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的确于诸大家之中独树一帜。之所以有此分而见其精之成就，则得益于对北宋五子之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笔者因研究《易》图学而参考宋明理学史与中国哲学史，读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见凡涉及《易》图原委而论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础研究而失实。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26）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我想，《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