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后学的分化
梁涛
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各派“取舍相反不同”，而都自称是真孔子，从不同侧面对孔子思想作了继承和发展。思孟学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儒学分化的直接产物。可以说，不了解儒学分化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思孟学派。那么，孔门后学分化的具体情况如何？它产生了哪些派？具有什么特点？这些无疑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一）
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容易想到《韩非子·显学》的“儒分为八”，认为孔子以后儒学分为八派，八派是指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但韩非是战国末期人物，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相当遥远；韩非又属法家，对儒家素有偏见，曾将儒生列为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这样的一个人物能否对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有准确的了解是很有疑问的。而且，韩非“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韩非所提到的八家并非同一时期的人物，时间前后相差甚远，应该是不同时间陆续出现的，如果用它来理解孔子死后儒学的分化，显然不合适。又比如，韩非常将有师承关系的人物列入八家之中，算作不同的两家，说明他的分派不是着眼于思想和学术，而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它更为关注的是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演变，这样韩非的八家之说虽可作为一种参考，但价值显然不是很大。更重要的，韩非所提到的八家似乎也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如果将孔门后学仅限定为这几家，显然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韩非的“儒分为八”应该如何理解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很可能它只是后人的一种模糊印象，未必可以信以为据。对于讨论儒学的分化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孔门后学发生了分化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又不必拘泥于“儒分为八”的说法，而应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并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以求对孔门后子的发展情况有一全面、真实的了解。
那么，在探讨孔门后学分化时,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呢? 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该从孔子的思想出发，从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原因和发展的轨迹。古代思想家在创立自己学说时，由于其内含的丰富性和矛盾性，往往具有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他们去世后往往被后继者发展为不同学派，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孔子创立的儒学也不例外。孔子早期重视礼学，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以后又突出、强调仁在其思想中的地位，认为“吾道一以贯之”；晚年对于《易》又发生浓厚兴趣，“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马王堆帛书《要》）试图从天道的角度对仁、礼关系问题作出探讨。这样孔子一生的思想便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由于传授和理解的关系，这些不同倾向往往被孔门弟子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和分歧，可以说思想的分歧是孔门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注意儒学以后的发展和分化，从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来探求孔门后学分化的真实情况。马克思云：“人脑的解刨是猴脑解刨的一把钥匙。”物种的差别和特征往往要到进化的高级阶段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因此，了解一个物种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其自身，还应到它发展的更高阶段去发现打开其秘密的钥匙，对于思想、学说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儒学一开始的分化还不明朗的话，那么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分化则逐渐清晰起来，形成孟子重视仁（心）的内在派，荀子重视礼的外在派和《易传》的天道派。这三派是早期儒学分化的结果，与其具有内在的联系，从这三派的分化中可以推测到早期儒学分化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只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实际上不同派别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
第三，说明孔门后学的分化，必须要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孔门后学的分化，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不可能不被人们所注意，也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被记录下来。因此，用确切的文献资料来说明孔门后学分化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说思想分析只是揭示了抽象的逻辑事实的话，那么，文献记载则反映的则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将思想分析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避免前者所可能产生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真实结论。
（二）
作为古代社会大变动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他的仁、礼学说之中。一方面他“以仁发明此道”，通过仁突出了实践的主体性，提出要“志于仁”、“依于仁”，以仁为最高的实践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保留了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而听、非礼勿动”，表现出对外在礼的肯定和重视。对于孔子来说，他是想通过仁、礼范畴，说明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既来自人的内心自觉，又是普遍客观的道德规范，建立起内外统一的道德学说，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孔子的礼，都是内含复杂的概念，由于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孔子没有对二者关系作出合理的说明。一方面他提出“仁而不仁如礼何?”肯定仁是第一性的，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克己复礼为仁”，礼又成为第一性的，仁是服从礼的。这样，孔子思想中便蕴含着一种矛盾：道德实践活动到底是来自主体的仁还是依从外在的礼?与此相应，在修养方法上，是向内反省体认还是向外观察认取?对于二者，孔子似乎都有论述、都有肯定，根据对孔子思想的不同取舍和理解，便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学派来。如果说孔子生前他思想中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话，那么在他去世后，这一矛盾则被他的弟子发展、突出起来，形成了不同的派。从文献记载看，孔门弟子中最早立派的大概是有若与曾参。据《孟子·滕文公上》：
?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这是关于孔门后学立派的一条重要材料，通过这条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孔门后学分化的一些真实情况。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1]是孔子的当然接班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子夏等人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有子、曾子的立派在《论语》一书中也可找到证明。《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一般用字，惟独曾参和有若称子，（冉有和闵子骞偶称子，又当别论。）这说明曾参、有若在孔门弟子中地位较高，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因此历史上一直有人主张《论语》一书就可能是他二人的弟子纂述的。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记录孔子言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记录有子言论：“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记录曾子言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在孔门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另外，《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有若弟子的记录，说明二人确曾立派。
有若，鲁国人，少孔子三十三岁(一说四十二岁)，字子有，是孔门弟子中较为重要的一位。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进攻鲁国，鲁国招募三百徒众，准备夜袭吴王的驻地，致使“吴子闻之，一夕三迁”。有若参加了这次行动，这对他在在孔门中的地位不能不产生了一定影响。有若还是孔门弟子中具有独到见解的人物，《礼记·檀弓》记录有他与曾参关于孔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一段言论的争论。曾参听孔子讲过“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话，便以为这是孔子自己的主张。有若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象是君子所言。曾参说自己和子游都听到过，有若便认为孔子这样讲一定是有原因的。子游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原来“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是孔子针对桓司马为自己制作石棺、南宫敬叔聚敛宝物的讽刺之论，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张，曾子断章取义因而造成了误会。听了子游的解释，曾子询问有子：“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有子对于传闻不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见闻作出分析判断，可见是颇具有独立的精神的，这在孔门弟子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能得到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的拥护自然也就不奇怪。
从一些资料来看，曾子、有子的对立可能也有思想上的原因，《礼记·檀弓下》有他们关于“晏子知礼”的讨论，反映了二人对于礼的不同理解：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在曾子看来，礼最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恭敬之心，至于具体的仪节则可以随外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晏子行礼时能体现出恭敬之心，所以说他是懂得礼的；有子的看法则不同，他非常重视礼的外在形式，对于“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这些礼的等级规定尤为强调，晏子在行动中违背了这些规定，因此，不能认为是懂得礼的。今《论语》中记载有子言论四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同上)“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上)“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从这些言论来看，有子非常重视礼的社会、政治功能。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达到社会的和谐；但如果只是为和谐而和谐，而不以礼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同样也是行不通的。有若对礼的这种理解，与他对晏子的评价应该是一致的。而曾子虽然也经常谈论礼，但他更强调内省体验，强调内心的诚敬之情，认为礼的实践应以内心的自觉为条件。曾子、有子的分歧体现了道德实践中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孔子仁、礼关系的问题存在着联系。
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有关“夫子”的问题。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谤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后来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家”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常常提到子弓，如“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子·非十二子》）“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纣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儒效》）“仲尼长，子弓短。”（《非相》）荀子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是儒学的正统，说明子弓也曾立派。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子弘即子弓，这一派因为有专门的学术传授，因而显得与其他学派有所不同。此外，《孟子·离娄下》说曾参有弟子“从先生者七十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澹台灭明“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说明他们都曾立派。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孔门后学的分化正是由他们开始的。
（三）
孔门后学立派的人虽然较多，但有些已不能详考，[2]有些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造，只能算是一个宗派，真正产生影响并有据可考的主要有子张、子夏、曾子、子游、子弓等人，我们探讨孔门后学的分化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入手。其中商瞿、子弓一派主要传授《易》，《易传》的思想可能与其有一定关系，可另作讨论；就子张、子夏、曾子、子游而言，他们思想也各有侧重，反映了孔门后学分化的情况。
子张，陈国人（一说鲁人），名颛孙师，少孔子四十八岁。《论语》记载子张与孔子的问答有多处，如“子张学干禄”（《为政》），“子张为十世可知”（同上），“子张问崇德辨惑”（《颜渊》），“子张问士何如可谓之达”（同上），“子张问仁”（《卫灵公》），以及子张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尧问》）等。《论语》记载子张的言论有两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同上）谈论的都是道德修养问题，说明子张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论语》还记载子张与子夏门人论“交”的一段文字：
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子夏主张可以交往的与他结交，不可以交往的则拒绝与他来往，似来自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学而》）；而子张认为君子应该尊重贤人同时容纳大众，鼓励好人同时同情无能的人，乃是发扬在孔子“躬自厚，而薄责於人”的思想。二人理解虽然不同，但反映出他们对交往之道都是很重视的。对于子张思想的特点，孔子有个评论：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
这里的“过”与“不及”，学者往往以为是指中庸，但在早期儒学那里，中庸是源于礼的概念，内容是指日用常行，所以这里实际是对礼的实践而言。朱熹解释此句：“子张才高意广，而好谓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论语集注》）子张一派过分强调了外在的礼节仪式，不符合生活的常道，所以说他是“过”。孔子又说：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同上）
辟，朱熹注曰：“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可见子张的特点是重视礼容仪表，可称为孔门后学的礼容派，荀子称“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应正是对此而言。子张对外在的礼容十分重视，对内在的仁却有所忽略，“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先进》）“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同上）“堂堂”、“为难能”说明子张具有与众不同的仪容，是一般人难以作到的，但在内在的仁上却有所不足，所以说他“难与并为仁”、“然而未仁”。
子夏，卫国人(一说温人)，姓卜名商，少孔子四十四岁。《论语》中有关子夏的记载有十八处，是孔子晚年弟子中是最多的。孔子去世后，子夏进入三晋，讲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师，他创立的西河之学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派。从子夏思想看，他对于礼十分重视，把礼看作是修己成德的重要手段，这在他与孔子论诗时表现得很明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绘事后素”和“礼后乎”的“后”都是先后的“后”，而没有“第二位”的意思。子夏所谓“礼后乎”不是说与人的先天本质相比，礼是第二位的，而是说每一个人先天的“质”都必须在后天中经过礼的熏陶和培养，[3]这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对子夏大为赞赏，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子夏对礼的重视往往流于细枝末节，他曾与子游辩论“本”、“末”的问题，认为在道德实践中不应该区分什么“本”、“末”，而只要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上作起就可以了，在主体性的培养上便显得有所不足。孔子曾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应该正是对此而发。朱熹说：“孔门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规矩定，故教门人皆先洒扫应对进退。”（《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子夏是个细密谨严的人。中间忒细密，于小小事上不肯放过，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时好之弊，所以能流入于小人之儒也。”（卷三十二）这一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与注重外在的礼仪相应，子夏的眼光侧重于向客观世界的探求，十分注重学习。他提出“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子张》)，又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同上)。所谓“小道”，朱熹解释说为“农圃医卜之属”，孔子认为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小人之事，但子夏却十分欣赏，认为必有可观、可取之处。子夏又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这些都是子夏博学的表现和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子夏主要是从伦理实践方面来谈知识的获得的，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这和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子夏在客观方面继承了孔子的“礼”，在主观方面则吸取了孔子的“智”，他重礼、博学的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他对仁则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理解：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这是以智性理解仁性，把仁归结为“博学”、“切问”、“近思”、“笃志”等认识活动，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有相似之处，这一理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与孔子的仁已有所不同，则是可以肯定的。
子游，吴国人（一说鲁人），名言偃，少孔子四十五岁（一说三十五岁）。《论语》提到子游有六处，两次为子游自己的言论，三次与孔子的问答，一次与子夏的问答。《论语》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子游为鲁国武城宰，推行乐教，孔子闻之，不禁喜形于色，他的“割鸡焉用牛刀”似在说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而子游则引用孔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言论，说明自己的作法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曾经“以乐为教育的中心”[4]，孔子对于乐也十分重视，以乐为达到政治理想的手段。“颜渊问为邦”，孔子特举出“乐则韶舞”，并将“放郑声”与“远佞人”并重（《卫灵公》）；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定乐才是人格完成的境界。子游的乐教正是对孔子政治理想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加以实验，所以孔子连忙说“前言戏之耳”，对子游表示认可。子游对于礼也很重视，并有自己的理解。《礼记·檀弓下》有他与有子的对话：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踊”是儒家丧礼中的一种仪节，指顿脚、跳跃，是孝子最悲痛的动作。丧礼规定，孝子踊，以三为节，称为“三踊”，即每踊跳跃三次，一共九次。有子不理解为什么要规定踊的次数，所以一直想废除它。在他看来，小孩找不到父母便开始啼哭，这正是情的自然表现，丧礼为什么不能象这样呢？子游认为礼有使人的哀情得以节制减轻的，也有故意设置衰等服物使人睹物思哀的，同样是情感的表达，听任哀情直接宣泄，那是野蛮人的方式，儒家的礼道却不应该是这样。人的情感有一自然的流露过程，对其进行节文，这就是礼。可见，在子游看来，礼是用来表达情感的，是情感的节文。“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子张》）居丧时充分表现悲哀就可以了，否则便是不符合礼的。所以子游谈礼不是立足于外在的政治功利，而是着眼于内在的心性，认为通过心性的陶冶、培养，便可达到天下大治，这与他乐教的思想是一致的。
子游虽然也重视礼，但与子夏等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子夏主张循序渐进，要求人们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务中循礼而行，这实际是把礼自外对人的约束看作成德的根本。子游不同意这一作法，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确立本。《子张》篇云：?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认为修己应当先本后末，子夏一派只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礼节仪式，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对于什么是本，子游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不难看出，他所谓的本应该是就内在自觉性而言。朱熹说子游“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高爽疏畅，意思阔大”，也是指这一点。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本、末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要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许只有圣人才能作到。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就不应一味地去区分什么本与末，而只要从“扫洒应对进退”作起就行了。可见，子游、子夏在如何实践礼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子游更重视内在性的一面，而子夏则关注具体的外在礼仪，这两派的争论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曾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在世时，曾参由于年少，入师门较迟，未能如子路、子贡等人经常参与讨论问题，在孔门弟中地位不高。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纷纷前往他国，而曾子却留在鲁国，并终老于此，这就使他被视为洙泗之学的正宗传人，声誉、地位大大提高起来。《论语》一书记载曾子言论十三处，且十分重要。《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为他能传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孝经》是否曾子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曾子对孝道十分重视则是事实。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慎终是指办理父母的丧事要认真慎重，追远指祭祀祖先要虔诚，两件事都属于孝的范围；作好了这两件事就可以使民风淳厚，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曾子又说：“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自致是指真情的充分表露，这种真情的表露只有在亲丧时才会真正出现，朱熹引尹氏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于此不用其诚，恶乎用其诚。”（《论语集注》）说明孝乃是天性之诚。孔子所说的孝又往往与仁有关，仁即是孝的扩充。曾子由孝出发，对仁也十分重视。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泰伯》)把实现仁看作是值得全力以赴、生死以求的大事，表现了对仁的高度重视。又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这是从个人进德修业的角度，说明时刻不忘追求仁。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又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可见，曾子对孔子的仁是颇有体会的，并深得其精要。曾子还以“ 忠恕”解释“夫子之道”，表达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特独理解。《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为“恕”，“己欲立而立人”为“忠”。我们知道，孔子“一以贯之”的“一”应该是指“仁”，并不等同曾子所说的“忠恕”，但在孔子的诸多言论中，“忠恕”又确实是较接近仁的。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正反映了他对孔子仁的重视。
曾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曾子的“三省吾身”主要是通过对行为的及时检讨和反省，达到内心的自觉，它的特点是向内下工夫，而不重视外在的具体事为。孟子曾用孟施舍之勇与北宫黝之勇的不同，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说，北宫黝养勇的方法是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面前自己都要无所畏惧；而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则不是这样，他只需培养“无惧”之心，有了这“无惧”之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面前自然也就无所畏惧。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见《孟子·公孙丑上》)。这也就是说，曾子注重在内心上下工夫，子夏却在每一件事上下工夫，曾子的方法可以称作“守约”，子夏的方法则是“博学”。曾子强调要通过内省培养人格、气节，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与!”(《泰伯》)以后孟子提出的“养心”、“养气”说，这和曾子的“内省”无疑具有内在联系。后人往往将曾子与思、孟联系起来，看作是其思想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有根据的。
（四）
曾子、子游、子张、子夏等人代表孔门后学的分化，这一分化原因虽然很多，但从思想上来看，则可能同孔子提出仁、礼关系问题密切相关。本来礼的实践既包含了内在性一面，又包含了外在性一面，仁也是从属于礼的，是与礼仪、礼节相对应的情感、意志等等；但自从孔子对仁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赋予其道德实践的能力后，人的道德活动是侧重内在的仁，还是注重外在的礼，便成为孔门后学争论的焦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他们的分化。其中曾子、子游属于孔门的内在派，子张、子夏属于孔门的外在派，他们还有商瞿、子弓成为孔门后学较有代表性的三派。从以后的影响来看，由于子思、孟子也主要侧重内在性的一面，所以与曾子、子游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属于同一思想发展系列，荀子说思孟后学曾推重子游，孟子也经常提及曾子，对其十分重视，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联系，曾子、子游构成了思孟学派形成、发展的一个环节。
当然，儒学内部的分化经历了一个过程，虽然在七十二子那里已出现内在、外在的不同倾向,但这二者往往又纠缠在一起，一开始并非那么绝对。从《礼记》等文献来看，孔子以后礼的实践依然是儒学内部的重要问题，孔门弟子对于礼仪尤其是丧葬之礼进行了重新认定、整理，在这一点上，他们态度是一致的，其分歧主要体现在如何实践礼、看待礼的问题上。所以曾子、子游虽然主要属于内在派，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外在的一面，不关注礼。《论语·泰伯》载：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笑；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都是就礼上言，认为作到这三点，就可以调谐关系，少招怨尤，与有若“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意思是一致的。不过曾子所说又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礼容，因为所以“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恰恰在内在精神，所以这里强调的依然主要是内在精神的培养，这便和子张一派有所不同，但在重视外在礼容上又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同时，曾子重视、突出孝，而行孝自然离不开躬行践履，离不开具体的礼仪礼节，而曾子所说的孝往往又是广义的，认为“居处不敬”、“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可以看作是不孝（《礼记·祭义》），可能是这个原因，曾子往往对于礼也很重视，在《礼记》中有他大量关于礼的论述。以往学者在评价曾子时，往往执其一端，因而多少显得不够全面。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尝言曾子‘守约’。大抵‘守约’可以代表曾子之精神。”[5]这是以孟子的观点看待曾子思想，因而未必准确；与此相反，钱基博《古籍举要》称：“子思称《诗》、《书》而道性情，肇启孟子，传道统；曾子善言礼而隆威仪，毗于荀卿，为儒宗。其工夫一虚一实，其文章一华一朴，故不同也。”[6]把曾子又归于重视礼的荀子一派，同样有失偏颇。在曾子这个问题上，反倒是朱熹的观点显得较为公允，据《朱子语类》：“或问曾子能守约，故孔子以一以贯之语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约来。只如《礼记·曾子问》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会，却道他守约。只缘孟子论三子养勇，将曾子比北宫黝与孟施舍，则曾子为守约者尔。后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学专一守约，别不理会他事，如此则成甚学也。”（卷二十七）朱熹认为曾子的思想不仅仅是“守约”，同时还向外观察认取，“甚底事不曾理会”，而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曾子迟钝，直是辛苦而后得之。故闻一贯之说，忽然猛省，谓这个物事元来只是恁地。如人寻一个物事不见，终岁勤动，一旦忽然撞着，遂至惊骇”。按照朱熹的说法，曾子实际是经历了一个从“格物致知”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抛开其中附会的成分不言，就朱熹认为曾子思想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则无疑是合理的。从这一点看，曾子思想也可以说具有二元的特点——其实这也是早期儒学的普遍特点——只不过较之子张、子夏等人，更倾向内在性一面而已。
与此相应，曾子等人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方面的。孟子与曾子思想上存在联系，常常借曾子之口表达自己观点，这点学者多已指出；而荀子同样对曾子十分重视，《荀子》一书共引用曾子的言论七处，在诸子的著作中是较多的：
曾子曰：“是（视）其庭（莛）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解蔽》）
曾子曰：“孝子言为可闻，行为可见。言为可闻，所以说远也；行为可见，所以说近也；近者说则亲，远者悦则附；亲近而附远，孝子之道也。”（《大略》）
曾子行，晏子从于郊，曰：“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婴贫无财，请假于君子，赠吾子以言：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檃栝，三月五月，为帱采，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谨也。慎之！兰茞槁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渐于香酒，可谗而得也。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同上）
曾子食鱼，有余，曰：“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异心乎哉！”伤其闻之晚也。（同上）
曾子曰：“无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己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诗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法行》）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语汝。夫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故君子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同上）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同上）
此外，《荀子》还多引《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的言论，共有八处之多，分属于《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疾病》数篇。《大戴礼记》的“曾子”十篇源于《汉书·艺文志》的“《曾子》十八篇”，主要为曾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荀子多引其中言论，说明他与曾子一派也存在联系。不过孟子所引的曾子言论，如“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往往更为深刻，更具有理论深度，可能也包括他自己的发挥；而荀子所引多是一般性的内容，所以与荀子相比，孟子与曾子的联系可能更为密切。同样，子游一派重视礼乐，与荀子自然存在着联系，荀子许多论礼的言论与《礼记·礼运》篇相近，《礼记·礼运》为子游一派的作品，说明荀子确实受到其影响。不过子游论礼乃立足于情，《礼记·礼运》篇有“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情虽然需要“治”，但并不是恶，与礼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要求出于情达于义，达到内外的统一和谐。《礼运》的这一看法与竹简《性自命出》有相同之处，《性自命出》可能就出于子游一派，而与荀子有所不同，所以荀子批评“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这些都说明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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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认为有若是因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得到尊奉，荒诞不可信，似应有误。
[2] 如有学者认为漆雕氏即孔子弟子漆雕开，《论语》载漆雕开言论仅一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汉书·艺文志》有《漆雕子》十二篇，已佚。
[3] 二程《河南程氏经解》卷六《八佾》：“巧笑倩兮，美质待礼以成德，犹素待绘以成绚。”二程的这个解释是准确的。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一节《我国古代以音乐为中心的教育》，第1～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259页，台北中正书局1969年版。
[6] 转引自蒋伯潜《诸子通论》，第34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