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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光明日报》和《科技智囊》多次报道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宣称“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科技智囊》1996年第10期）。该研究是在清代江永“圣人则河图画卦图”及其论说基础上的延伸，指出江永之图有以下几点失误：a、按阴阳理论，河图中奇数白圈为阳应表示阳卦，偶数黑点为阴应表示阴卦，但按江永的确认阴坤之卦为白圈1，阳艮之卦为黑点6，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与奇偶不对应。b、按阴阳平衡原则，阴阳两仪所生四卦不仅卦、爻应平衡对称，所生卦数也应平衡，但按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数即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考察，阳仪四卦乾、兑、离、震之数总和为24，阴仪四卦巽、坎、艮、坤之数总和为16，阴阳两仪卦数不等。c、江永确定河图四象之时，每象推出八卦的规则不统一，即太阳象与少阴象按一种规则，太阴象与少阳象又按另一种规则。四象生八卦之规则不统一，便带有附会性质，也谈不上科学性和客观性。d、按江永的确认，河图八卦方位中乾卦对应震卦、兑卦对应离卦、坤卦对应巽卦、艮卦对应坎卦，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无这种对应关系。课题组认为“江永的失误在于简单地将四象的顺序之数当作其本数”，但四象序数与四象本数是不同的；课题组认为四象本数的排列是：阳仪所生二象太阳、少阴的本数应为1、4，阴仪所生二象太阴、少阳的本数应为2、3，即太阳1（ ），少阴4（ ）、少阳3（ ）、太阴2（ ）。经过这样的调整，课题组就“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课题组的成果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诘：“为什么以1、2、3、4配四象？为什么以1、2配太阳、太阴，以3、4配少阳、少阴？并没有可靠证据——按《易传》所载大衍法推算四象的配数，倒应为6、7、8、9；按象数之理，‘太’为多，‘少’为少，倒应该是3、4配太阳、太阴，1、2配少阳、少阴。再从八卦配数看，既然阳卦配奇数、阴卦配偶数，为什么阳卦的震、坎配的是6、2，阴卦的离、巽配的是1、7？可见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十数河图原本是五行生成数图，1、2、3、4、5生数与6、7、8、9、10成数相配的五方排列，表达的是五行的生成、运行过程以及生克关系等涵义，建构了一种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型，而在如此的‘破译’中，震（木）居南方为夏时，坤、艮（土）居东方为春时，巽（木）居北方为冬时，显然彻底破坏了原河图五行、五方、五时的系统性、合理性，从而丢弃了十数河图时空统一、五行生成的精华”（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95页）。田合禄先生同样指出课题组也将离阴之卦配合奇数白圈1、震阳之卦配合偶数黑点6，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之性与奇偶之数的不对应”，并没有解决“阳卦数偶、阴卦数奇的矛盾”，因而其结论就不是正确的。他认为江永《河洛精蕴》一书对前人正确判断出河图中含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作了肯定，而江永也找到了一种判别确认河图四方象的科学方法，“古人曰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的说法是正确的，江永提出的河图四象之数也是正确的……圣人首先依河图生数成数分阴阳画出后天八卦次序图，然后依河图之纵横画出先天八卦次序图，最后以洛书列出先天八卦方位图，而与后天八卦方位图无关”，课题组并没有读懂江永（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535——545页）。
按照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之数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 ）能够做到“观数即可以知卦，观卦即可以知数”。江永确实是在河图生成数与八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北大课题组尚没有做到这一步），但这种联系完全靠一系列人为的规则维系，没有那些规则，河图与八卦之间便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无论江永还是北大课题组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的破译，都不过是为了将河图与八卦联系在一起而必须要做的一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之类的工作而已，或者说这种研究根本上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真实性的命题、一个假命题，甚至它就是一种妄说（限于篇幅，此处不作深入讨论，可参见拙著《伏羲画卦·河图洛书源流考》）。这种研究能够进入北大国情研究中心课题组真是匪夷所思！
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先生公布了他关于“太极图”形成新发现的重大成果：他通过实地考察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认为太极图是洛水流入黄河时，一清一浊，两水交汇形成的漩涡图，伏羲画卦时由此得到启发而创作了阴阳鱼太极图。后来，北京思维研究所在河、洛地区考察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太极图是“仿生”的结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研究“成果”竟然得到易学界、文化界不少学者的附会、认同。“为了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现全文抄录如下”（转自周大明著《破译千古谜团》32——34页）：
关于于长君同志首次发现
“太极图”形成新说评论意见
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太极图形”，是伏羲依据黄河洛河清浊二水交汇形成的漩涡现象有感而画的。这是河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同志经过八年的实地考察，首次发现后，所得出的结论。其间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新发现，曾与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会长董应周同志沿黄河视察，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上游十公里处，发现黄河漩涡，面积约五平方公里。而河洛交汇处，黄河水浊、洛河水清，远远看去，黑白相间，夏秋大水之时所形成的漩涡，正是一幅壮观的“太极图形”。这一重大发现，又经河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王保俊同志，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兵翔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廖永民同志，安阳周易研究会会长段长山同志，洛阳周易研究会会长蔡运章同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仁民同志，河南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许顺湛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维华同志，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康树森同志，副所长赵玉安、李书声、崔耀银同志，巩义市周易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永亮同志，秘书长马子芳同志，顾问吴友悌、张绍文、孙宪周、张鑫奇同志，北京思维技能研究所兼河洛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许国泰同志，台湾中华太极馆董事长宋志坚先生，台湾易道学会王工文先生，新加坡易学学会会长沈树圭先生，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教授等专家、学者共同认定。1992年5月，在河洛文化研究所发现大型新石器文化遗址新闻发布会上，于长君同志首次公布了“太极图”形成新发现这一研究成果。“太极图”是伏羲根据黄河、洛水二水汇流形成的漩涡有感画成的，这是一个新发现，是国内外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太极图”形成新发现，把传说中的宋代陈抟所画所传“太极图”、朱熹派弟子到四川民间寻访“太极图”这一太极图诞生年代推前了几千年，揭开了中华文化源泉之谜。
继此，于长君同志又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位于洛讷地区的“伏羲台”，北边面对河洛，南边背依“莲花山”，千古流传“连山”这一史实，认为伏羲面对河洛、背依连山创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传至夏代，定名为连山易，是伏羲在河洛连山之畔完成了“易”的最初构思。至商代为“归藏易”，至周代为“周易”，成为中华文化之源。“连山易”定名新说，被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是一个新发现。《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依此，中华文化之源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八卦”、“连山易”都可能诞生在洛讷地区，河洛地区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河南省易经科学研究会
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
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
这个关于太极图和八卦产生的“成果”认定是够隆重、够权威的，但它也是够荒唐、够滑稽的。笔者不想在这里论证这种荒唐和滑稽。国人应该还记得，1989年广东游客潘鸿忠到乐山旅游时，发现凌云山、乌尢山和东岩山组成了一尊远比乐山大佛更大的巨佛，乐山大佛只不过是巨佛身上的一尊小佛而已。论年代，乐山大佛甚至佛祖释迦牟尼也远远晚于凌云山、乌尤山、东岩山构成的佛像，因为后者可达千百万年乃至亿万年。潘鸿忠老人没有能力组织专家来论证、附和乐山大佛甚至释迦牟尼佛祖源于凌云山、乌尢山、东岩山所组成的佛像，恐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老人会觉得这种论证和认定显然过于荒谬和滑稽，非寻常思维所能想到。我以为于长君先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可嘉，但我为中国易学界和文化人理性精神的缺失、思考能力的缺失感到真正的悲哀！
当代中国易学研究的种种弊端诸如捕风捉影、臆断妄说、胡乱猜测等等表明，易学界接触考古资料、考古学不仅必需、必要，而且应是当务之急！
后记：本人将《伏羲画卦》一书作完之后，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作了这篇《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也许它并不很全面、深入、公允，但可管窥一豹。目前的情况表明，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来说，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及与之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研究、史前文化传承方式研究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易学介入考古，是双方面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个人观点。不妥之处，欢迎批评！
感谢陈久金、庞朴、田合禄、张政烺、连劭名、吕绍纲诸位先生！
感谢本文所提到或批评的所有前辈及同辈专家、学者！
感谢中国的考古事业和考古工作者！
作者信箱：wangxiansheng121@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