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金元道教
南宋以后至明代中叶，道教在封建王朝扶持下仍然继续发展。但由于出现了南宋偏安，形成与金、元南北对峙的局面，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内部宗派纷起，互争领导权，从而形成了与上一阶段显著不同的特点，这是道教史上又一个转折时期。
南宋偏安时期的道教
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和北宋基本一致。由于这时国力羸弱，递受金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为求消灾免难，保国延祚，更寄希望于神灵的护估。故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后，即积极营建宫观，延揽羽流，并常去宫观参拜。他在战败之余，惊魂未定，即在钱塘修建了显庆观以处羽流。绍兴十七年（1147）又再度重修，并派专人主管教门公事，复赐缗钱，为之置田产以增斋供之费。建炎元年（1127）五月，在他即位之日，即效法宋真宗下令于江宁府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及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于十三年二月，在都城修建景灵宫用以奉安累朝神御。次年在杭州西湖修建延祥观以奉四朝真君。绍兴十六年，高宗下令在全国各地广建报恩光孝观，以奉佑陵神御。十七年十月，诏建太一宫于行在。
次年，又增建了明离殿。住宫道士每岁给粮五百斛，其后又诏市嘉兴田三十顷，以为道粮。二十五年，高宗奉皇太后之命，调动军队修复临安洞霄宫，建昊天殿、钟楼、经阁；修建三茅观，并派道士蔡大象专门管理观事。高宗还常亲自召见道流，或赐钱物，或赠封号，或授官爵，或书写道经以赐。
他还任命许多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作法又为南宋诸帝所承袭。孝宗赵眘还以自己的模样作为塑造道教神像的"样板"。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卷二记载："佑圣观，孝宗旧邸也……淳熙三年（1176）建，以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十二月落成。或曰真武像，蓋肖上御容也。"据《宋史·孝宗本纪》载：自佑圣观落成以后，孝宗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参拜一次。光宗赵惇在位时间很短，他登极之后，即急忙兴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务求宏大，工艺务求精致。宁宗赵扩对道士张道清、包道成、张成果、王景温、张可大等均甚宠爱，他还亲自为显庆观题额，继孝宗之后进一步掀起对真武的崇拜。嘉定二年（1209），颁布《诰词》以宣扬其神威，并特封为"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
在理宗赵昀当政时，蒙古已统一了北方，并向南方步步逼近，南宋王朝处于"疆土日蹙"、"国势阽危"之中，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在崇尚理学的同时，仿效其前代君主加强崇道措施。其办法也不外乎为一些神仙人物和道派祖师以及死去的重要道士赐赠封号，对于当时健在的一些道派首领，除赐赠封号外，还委以官职，以示崇敬。如嘉熙三年（1239）召见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命其提举三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赐号"观妙先生"。对茅山道士易如刚特赐"妙宝先生"等等，并不顾民穷财匮，继续兴建和扩建宫观。
理宗对道书《太上感应篇》特别感兴趣。绍定六年（1233），在他的授意下，由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和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广为传播。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直接有关。
度宗赵禥即位之后，赵宋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而度宗仍在宫中设内道场，为僧道大发度牒。咸淳六年（1270）八月，蒙古军攻围襄樊甚急，宰臣贾似道仍"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①而道士安世通、徐通明、饶松等，则在此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以捍卫赵宋王朝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为之奔走呼号，最后甚至不惜以身殉国。他们斥责当时那些屈膝求荣的"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②他们的忠义行为自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道教上层化以后与封建统治者的血肉联系。
南宋道教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之外，其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清微派，由天师道衍化而来的天心正法派，从灵宝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派。此外，还有白玉蟾所创的所谓金丹南宗者。入元以后，分别与金真道和正一派相合并。
金代道派的纷起
金人属女真族，本来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同时也从事农业。公元1115年，金太祖阿骨打即皇帝位，正式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紧接着，金太宗完颜晟于天会三年（1125）灭辽，天会五年灭北宋。随着其统治地区的扩大，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汉族人民反奴隶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面对这种形势，金统治者一面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一面大力倡导女真族学习汉文化，通用汉语言，允许女真族与汉族通婚，使女真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族间融合。他们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兴办学校，以科举取士，把大批汉族士人吸收到他们的统治集团中去，担任朝廷的重要官职。但是，也有一些汉族士人既不愿在皇朝作官、在政治上与金统治者合作，又不去参加抗金斗争，而是走上了消极隐遁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于山东、河北一带由汉族士人所创立的新道派，如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等，便相继产生，并受到了在野汉族士人的拥护和向往而纷纷参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在谈到这一情况时称："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辄草木衣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八《奉圣州永昌观碑》亦称：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由此可见，这些新道派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也是一些在野汉族士人相互联络的组织，一经建立，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引起金朝统治者的密切关注。金统治者为了争取在野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千方百计地对这些道派的首要人物进行笼络，对他们表示亲善，并对他们所代表的道派也给予扶植。
金熙宗完颜閒于皇统八年（1148）亲自召见了太一道祖师萧抱珍，并为他的道观赐额。世宗完颜雍即位不久，便于大定（1161～1189）初，将真大道祖师刘德仁召居京城天长观。大定九年又为太一道二祖萧道熙敕立万寿额碑于他所住的道观。十四年因天长观灾，命有司修复，并率领太子和百官前往庆贺，作道场三日夜。二十八年，他两次召见全真道的首领之一王处一，并为他建立修真观，赐金书篆额及金帛巨万。同年又多次召见邱处机，问以至道，赐钱十万，并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其所居之宫庵正位。世宗还曾召见道士郭志空，并为其徒所创庵赐额曰"栖真观"。
章宗完颜璟"尊玄重道"更甚，他与太一道三祖萧志冲往来甚密。明昌（1190～1195）间，尝请其醮于太清宫，又在中都为其兴建太极宫。他与全真道的交往更多。明昌元年（1190），邱处机东归栖霞，大建琳宫，章宗敕赐其额曰"太虚"。承安二年（1197）七月，召见王处一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和性命之理，以及治国和边境之事，对其表示钦佩。次年，王处一乞还侍养其母，章宗赐观额及"体玄大师"之号，赏赐甚厚。承安二年（1197）冬，又召刘处玄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并赐以"灵虚"、"太微"、"龙翔"、"集仙"、"妙应"等五观额。次年又遣使征之，"以鹤板蒲轮接于紫宸，待如上宾，赐以琳宫，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络绎相仍，户外之屦，无时不盈。明年三月，乞还故山，天子不敢臣，额赐灵虚，宠光祖庭"。③他还十分重视道书的收集和整理。即位伊始，即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主持搜访天下遗经，编印《大金玄都宝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经过两宋之际道书遭受毁损之后，这次的搜集整理对道教的继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新道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下层群众中的发展，也引起金统治者的猜疑，故章宗曾对这些道派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
次年十月，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箓私建庵室者"。④元遗山的《紫微观记》在谈到全真道的发展时即指出："故惰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陈垣先生认为，所谓"著令绝之，即指明昌禁令。"可实际上不但"禁"而不止，却反而更加发展了。正如姚牧庵《重修玉清万寿宫碑》所说："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却"势如风火，逾扑愈炽"，以至"羽服琳宫，日新月盛乎金之世"。金代道教之兴盛，可想而知。
卫绍王完颜永济嗣位以后，金朝统治已处于急转直下之势，他在位时间很短，但金代敬道之制犹存。如受到章宗宠遇的道士李大方，到卫绍王执政期间仍然活跃于朝廷。大安（1209～1211）初被召，赐云锦衣，佩金符，加号"通玄大师"。宣宗完颜珣即位不久，燕都便告失守。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对道教仍十分关心，为一些宫观赐名，以资保护，对道士仍给以礼遇，向他们赐号封官。但他在征召邱处机、李处静时，邱、李等人眼见金朝统治大势已去，均拒不奉召。哀宗完颜守绪在位仅十年，便被元太宗窝阔台所灭（1234），国破身亡。
元代的全真道与正一道
入元以后，元统治者同样面临如何争取汉族士人支持的问题，故对道教亦同样表示崇奉。公元1219年，当成吉思汗还在率军西征时，就迫不及待地遣使臣前去登州宣召当时全真道首领邱处机，邱处机当时已先后拒绝金、宋的邀请，正在山东观望形势。接到成吉思汗的召命之后，便不辞"冒雪冲霜"，万里跋涉，率领弟子赴召。他在见到成吉思汗之后，即积极为其统一天下献策，从而受到殊宠，为全真道在元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下诏将他所居之太极宫更名为"长春"，并遣使劳问："朕常念神仙（按指邱处机），神仙毋忘朕也。"⑤元太宗窝阔台在即位之前，便于公元1229年七月在乾楼辇接见了全真道士李志常。同年八月窝阔台即位之后，李志常便一直受其尊宠，屡被征聘，赐号"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并为他修建终南山祖庭重阳宫以及其他许多宫观。
在宪宗蒙哥执政期间，更加频繁地召见李志常，令其掌道教事，咨以治国保民之术，前后赏赐甚多，彼此亲密无间。
而且李志常周围的其他道士如綦志远、王志坦、李克柔等，皆受到宠信。
由于从成吉思汗以来，全真道一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到宪宗蒙哥时便已有较大的发展。孟樊鳞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中盛称："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教徒蕃衍，道门增广，未有如今日之盛。兴作之日，四方奔走，而愿赴役者从之如云。"由此可见，在蒙古统一全国之前，全真道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
真大道教的五祖郦希诚，亦见知于宪宗，被授以"太玄真人"之号，令其领道教事。据《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记载："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自戊戌（1238）
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表明此时真大道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期间，对北方新道派继续予以尊崇。
至元六年（1269），下诏增封全真道崇奉的神仙人物王玄甫为"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皆赐"真君"之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均封为"真人"。对其他一些道教徒亦不断地赐赠封号，如中统二年（1261），诏赠全真道嗣教六祖尹志平为"清和妙道广化真人"；追赠清贫道人夏志诚为"抱道素德真人"；特赠全真道宗师王栖云为"惠慈利物至德真人"；玄门掌教大宗师李志常为"真常上德宣教真人"。中统三年，赠玄门掌教真人张志敬为"光先体道诚明真人"，并赐金冠云罗法服一套，仍命翰林词臣作《瑞应记》，勒石立碑。至元十年，又召王志坦袭教，加号真人。至元二十二年，赐徐志根为"崇玄诚德洞阳真人"。
忽必烈即位之前，便与太一道四祖萧辅道有交往，即位之后，对五祖李居寿更是尊崇备至，眷顾频繁。至元元年召赴阙，特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至元十一年，为其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主领祠事。甚至连皇太子是否应参预国政之类的大事，也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行事。《秋涧集》卷三十八《清跸殿记》称："居寿等遭际圣明，显异家教，其临幸之荣，又为前代希阔之遇。"
对真大道六祖孙德福也异常器重。至元五年，赐号通玄真人，命其统辖诸路真大道。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也都受其宠遇。据虞集《岳祖碑》的记载，到岳德文掌教时，"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者，甚至江南亦有"三千余人，庵观四百"，说明真大道已传到全国各地。忽必烈为了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一年决定大举伐宋，并加紧争取江南道教的支持。至元十二年七月，便遣使去江南搜访僧、道。次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后，即确定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祀者，江西玉隆宫即居其一，净明道士在此时受到很高的礼遇。此后，又亲自召见武当派道士叶云莱和茅山宗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及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等，委以道职。因龙虎山天师道是江南很有势力的道派，故天师道特别得其关怀。据《元史·世祖本纪》载：
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四月，召嗣汉天师张宗演赴阙，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其领江南诸路道教，仍赐银印。次年，张宗演还江南，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十五年五月，制授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并建汉祖天师正一祠于京城，诏张留孙居之。十六年诏谕张留孙悉主淮东、淮西、荆襄等处道教，从而使天师道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成为龙虎宗的一个支派，称为玄教。此后，又多次召张宗演赴阙。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他又遣使持香币诣龙虎、阁皂、三茅设醮，表示他对三山符箓派的顶礼。忽必烈不仅对南北新旧道派的首领十分尊重，对其他不甚知名的道教人物也给予礼遇。如中统二年（1261）七月，曾为炼师王道妇筑道观于真定，赐名"玉华"。在位期间，与道教有关的各种醮事活动十分频繁，建造或培修的宫观亦甚多。事实表明，忽必烈把成吉思汗所奠定的崇道政策作了全面的发展。
成宗铁穆耳"承天下混一之后"而"善于守成"，继续奉行忽必烈的崇道政策，对江南天师道特别重视。他即位伊始，便于元贞元年（1295）加封张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并赐嗣汉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等十三人玉圭各一，以表示他"不忘祖天师之遗烈"。元贞二年正月，又授张与材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大德五年（1301），召见张与材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这对江南符箓各派的融合起了促进作用。成宗对张留孙特别尊宠，大德（1297～1307）中，加号为"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为魏国公，官阶品俱第一。大德十一年又授吴全节为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
成宗在给天师教徒授封赐物的同时，还于大德七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又加封许逊为"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此外，与道教有关的一些民俗神也受到了他的加封。
武宗海山在位时间很短，登极之后立即召见张留孙，升他为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又赐吴全节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并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日荣禄、里曰具庆。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崇尚儒学，对道教亦继续尊崇。即位之后，特赐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以宝冠及组织文金之服。延皊三年（1310）张与材去世，又授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号，继续主领三山符箓，并掌江南道教事。玄教宗师张留孙加授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赐玄教大宗师玉印。
英宗硕德八刺在位仅三年余，即为其臣下所弑，元代统治亦到了盛极而衰，急转直下，难以收拾的地步。对道教仍实行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除对嗣汉天师张嗣成继续加以尊宠之外，至治二年（1322）五月，又以吴全节为玄教大宗师，特进上卿。但在尊宠的同时，也有一定限制。同年十二月，"以掌道教张嗣成、吴全节、兰道元各三授制命、银印，敕夺其二。"⑥特别是对道士中有图谋不轨或敢于犯上作乱者，如济南道士李天祥、郃阳道士刘士先、凤翔道士王道明等，则予以坚决镇压。这种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直维持到元代灭亡。
总之，元代统治者对道教也是十分尊崇的。其所尊崇的重点则前后略有不同。在灭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道派的大力争取和利用，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这是由于全真道的影响远在大道教和太一道之上，特别是在山东地区，成为蒙、金、宋三方争夺的对象。在灭南宋以后，其重点转为争取南宋统治区内最有影响的天师道。这种前后重点的不同，是从建立和巩固其统治出发的。而道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崇奉下也获得很大发展。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则在江南有较大发展。其他力量较为薄弱的各派道教则逐渐分别与天师道和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融入天师道之后统称为正一派，从而形成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派别，在明以后继续流传。在南宋与金、元对峙及元统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文士入道者较多，形成汉族士人与道士的结合，许多道教领袖人物均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名士交往密切，这对提高道教的素质和促进道教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道教的教理、教义在道教内部各派相互融合以及道、儒、释融合的基础上，以内丹学说为主流，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在元末，道教也逐渐暴露出教徒发展过滥、素质有所下降、上层日趋腐化的弱点，这在全真道方面更为明显。
注：
①《续资治通鉴》第10册4897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②《宋史》第38册13470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③《金莲正宗记》卷四
④《金史》第1册216、21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⑤⑥《元史》第15册4525页，第3册626页，中华书局，1976年
明清民国道教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已进入了末期，随着整个社会的演变，道教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由盛转衰的明代道教
明代统治者和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样，在他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利用道教为他们服务。因而在明中叶以前，道教仍继续处于兴盛时期，到嘉靖（1522～1565）年间达到高潮。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时，便利用道教制造舆论。先是宣扬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继称在他降生前，其母吞服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同时还说他在贫病无依之时，常有神人为之护理。在起兵征战过程中，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常为他出谋划策。洪武（1368～1398）中，他亲自撰写了《周颠仙传》以纪其事。
朱元璋还在即位的头年自称他曾梦游天宫，见到"道家三清"，又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并撰写《御制纪梦》大肆宣扬。
在元代的中后期，由于正一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统大将亲取江南"之际，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命有司访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张正常遂"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以示臣顺之意，朱元璋又立即"以手书赐答"。至正二十五年，张正常亲自去朝觐朱元璋，朱元璋一见甚欢，下诏褒美，一再赐宴，赠以金缯。明洪武元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张正常入贺，朱元璋赐宴于便殿，即日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命其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并设僚佐赞教、掌书。陛辞之日，赐白金十二镒。以后几乎每年均有召见和赐赠。洪武三年特敕吏部改赠其父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此后，直至明末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洪武十年夏，张正常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觐，朱元璋赐宴于午门之城楼，举杯祝酒，敕内侍出示其亲自所撰《历代天师赞》，并说："他日当书以赐卿"。
及张正常去世，朱元璋闻之，不胜嗟悼，亲制文一通，遣使吊祭，仍令其长子张宇初袭掌教法，并于洪武十三年二月，授以"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之号，领道教事，恩宠如故。除正一道的首领外，其他如宋宗真、邓仲修、张友霖、黄仲理、王默渊、刘渊然等，均受到朱元璋的礼遇。朱元璋在优宠道士的同时，亦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以示推崇。他还撰有《释道论》《三教论》等著作，其中明确指出：
"三教之立，虽持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这既阐明了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指导思想，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其后继者具有重大的影响。
鉴于元末道教的发展较滥，致有道士腐化堕落者，朱元璋因而建立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在京师设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关，隶属于礼部，下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
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在地方政权中，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分别掌管府、州、县道教事，均归道录司统辖。此外，在龙虎、阁皂、三茅、武当等道教名山，均设有不同的道官，分掌各山道教事。各机构的道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的道士担任，其任务是编制道士的户籍，任命道观的住持，发放度牒，管理道士的日常生活等等。同时还制定了对道士的种种管理制度。他的这些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完备，虽然不少措施到后来成了一纸空文，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理道教仍起了一定作用。
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权的。他在夺权过程中，也利用道徒方士如颤士、袁珙、袁忠彻、金忠等人为他制造舆论，出谋划策。在夺得皇位之后，仍利用道徒方士如故。正一道首领张宇初继续受到尊重，常被召见，命他举行各种斋醮祈祷。张宇初卒后，朱棣即制授其弟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领道教事。他在永乐元年（1403）、十四年两度赐缗钱修葺龙虎山上清宫，十三年在龙虎山敕建真懿观。他还亲自撰写玄教乐章，以示向道之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对于玄武的崇奉。据《鸿猷集》卷七载：在朱棣将举兵"靖难"时，屡与僧人道衍商讨举兵日期，道衍均言未可。直至举兵之前一日，道衍始称：
"明日午召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甲兵，其帅玄武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此与李渊举兵时的所谓"霍山神使"之类的神话相似。朱棣在夺取帝位之后，便特别尊奉玄武神，曾撰有《真武庙碑》以歌颂其功德，并于京城及武当山营建宫观供奉，其中武当山的营建规模最为庞大。从永乐十年开始，动用了丁夫三十余万人，费以百万计，修造了玄天玉虚宫、太玄紫霄宫、兴圣五龙宫、大圣南岩宫。十一年八月，这些宫观尚未完工，即任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为南岩宫住持，又命四十三代天师张宇清为其他三个宫观选拔出色的道士任住持。十六年，武当山宫观建成，赐名曰大岳太和山，于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供奉玄武像于其中；
选道士二百余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
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设官铸印以守，并亲制碑文以纪之。通过这些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武当道派的发展。
在太祖和成祖之后，明朝的历代统治者均一直奉行三教并用和对道教的优宠政策。关于道书的修纂，成祖虽十分积极，但终于功未就即崩殂。仁宗、宣宗相继嗣位，为期甚短，对此未暇顾及。及英宗朱祁镇即位，明代的统治由于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海内富庶，朝野清晨"，②英宗乃继承成祖遗志，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督校，始重加订正，增所未备，刊板流布，至正统十年告成，共五千三百零五卷，称《正统道藏》，颁赐天下。这对于道书的保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宪宗朱见深统治期间，僧道常因统治者的优宠而躐等超擢，道士李孜省等权倾一时，"缙绅进退，多出其口。"
以至"僧道滥恩泽者数千"，③"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④
在明代诸帝中崇道最笃者，乃世宗朱厚熜。在他入承大统之后，毁佛寺，逐僧人，专以扶植道教为事，使明代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其崇道行为日甚一日，老而弥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除正一道的首领张彦頨、张永绪仍然受到尊重之外，其他受其宠信的道士甚多，其中最突出者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08）邵元节被召入京，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石、银、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后又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赋。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五年，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节逝世，追赠为少师，溢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其后，又宠信邵元节推荐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壻吴濬、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后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⑤以后又续有封赠晋爵，并恩及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奸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⑥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务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上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明史》卷十八称：世宗崇尚道教，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第四，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⑦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甚至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五，迷信丹药。千方百计地四处寻觅。于是道徒佞倖遂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此外，世宗还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明史·陶仲文传》载称：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比宋徽宗赵佶有过而无不及。
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⑧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淫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
入清以后，由于清代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进程。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宠络汉人的需要出发，对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护，到乾隆时期，即一再加以贬抑。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记载：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限制天师只能率领本山道众。五年，规定正一真人嗣后不许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复准张氏真人名号……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⑨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白云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