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1983年开始专业从事气功科研工作以来，经历了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大小场面。尤其是《北京青年报》贺帜生、徐建二位朋友，以《“外气”有无——在玄妙的气功“擂台”内外》为题，报道了四川气功师戴福生找上门来与我辩论气功问题的事情后，“张洪林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设了一个气功擂台”的说法在气功界不胫而走，从而引发了后来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与“打擂”有关的故事。这里，仅选其中的几例，讲给读者朋友们听，希望朋友们从中能有所收获。
一、亲赴清华——破严新
（一）严新是怎样从普通人被捧成‘现代济公’的
严新是四川省江油县人。他从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大学生奇迹般地成为轰动国内外的“现代济公”的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
严新1977年从成都中医学院毕业时，恰逢文革期间被禁锢的气功得以复出，社会上开始出现又一次群众性学练气功高潮，严新自然也进入了这个潮流中。1978年后，上海顾涵森用自己改装的仪器测试气功师，在上海的《自然》杂志连篇发表文章，声称她测出气功师能发出有物质基础的外气，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声称能发放外气给人治病的气功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波澜壮阔”局面。严新也首当其冲成为“春笋”之一。
然而，那时的严新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严新调转到重庆中医研究所从事临床工作时，用发放“外气”（实是心理暗示）的方法治好了几个病人，1984年，四川的一个工人日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报导，使严新在小范围内有了一些知名度。由于这份工人日报的作用，1985年以来，《体育爱好者》杂志、《气功与科学》杂志也先后报导了严新，把严新初步推给全国气功爱好者，引发全国各地更多的人向严新求医。其中，北京有关人员请严新给“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疗晚期癌症。
开始，严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通过先进而周密的治疗使病情缓解的结果说成是自己外气治疗的功劳。进而，当患者病情恶化时，严新则归罪于医学专家对他的蔑视，并通过报导宣扬“想来邓稼先之病当有治愈希望……可是天下之事难以一一预料，更难以全部称心如愿。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邓稼先病情出现反复，抢救无效，终于7月29日下午1时50分与世长辞。”
虽然严新在给邓稼先的治疗上没能为自己捞着分，但是他这次北京之行却得到了意外的三个收获，从而为他成名一举奠定了基础。
一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接纳了他，并安排严新作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访日友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访问日本。
二是清华大学的气功爱好者陆祖荫、李升平将严新请到清华大学分别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从而使严新有了到处与清华大学相提并论的资本。
三是在科技知识界颇具影响的《光明日报》，分别于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月24日发出两篇宣传严新用其神功异能治病和与清华大学人员合作用外气改变分子结构的报导。这两篇报导，尤其是这后一篇报导，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并引起更多记者纷纷采访严新，将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现将《光明日报》的两篇报导附录于下，供读者参考。
《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8日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怀揣着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
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
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
你见过千里迢迢找病人的医生吗？巧得很，记者最近见到一位。他怀揣求医病人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途径襄樊、武昌、石家庄、北京、天津、密云等市县，每到一地，都为求医者治了病，病人称赞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他是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青年医生严新。
一九八五年以来，《体育爱好者》、《气功与科学》杂志先后介绍了严新为人治病的情况，求医的信件、电报从各地寄到重庆。严新却苦于无法满足病人的要求。
机会来了。今年五月，河北省冶金建设安装公司第五工程处派人到重庆邀请严新为助理工程师杨吉祥治伤。其时严新正在休病假，他想，趁此机会到石家庄走一趟，沿途还可以为写信求医的病人治疗。他奉师傅海灯法师之命，在襄樊下车，及时救治了一位姑娘，然后继续北上。
五月十五日，严新到达石家庄。杨吉祥去年十一月二日工作时从六米高处摔下，经过石家庄两个医院检查，有脑挫裂伤、颅骨粉碎性骨折、马尾神经损伤和第二腰椎压缩性骨折伴脱位，在医院治疗了二十五天，出院时双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杨吉祥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日夜需人轮流侍候，还得抬着他到市里针灸、按摩。小杨和妻子心急如焚，工程处领导也坐卧不安。十五日晚上严新用气功为杨吉祥治疗几个小时。第二天傍晚，近二百天不能翻身、不能下床的小杨，竟然拄着双拐在屋前小院走了三个多小时。以后，他继续吃严新开的汤药。九月四日，我们专程到石家庄看望杨吉祥，只见小杨左臂拄着单拐，右手用手杖维持平衡即可行走了。面色红润的杨吉祥乐观地说，再治疗和锻炼一段时间，我便可丢掉双拐，如果没有严医生的治疗，我可能要瘫痪一辈子。
五月下旬，严新到了北京，住在一位病人家里。城里的病人，他打电话邀来给以治疗；住在京郊的，他送医上门。
北京手扶拖拉机公司锻造厂干部宋殿章，六月一日接到严新约他去治病的电话。四年前，老宋在工作中因意外事故造成右踝距骨颈骨折，经长期治疗效果不佳。四年来他靠双拐代步，每次只能坚持半小时。去年八月他给严新写了封求医的信。一日下午，严新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给他治疗近三个小时，告诉他不必用双拐了。奇迹出现了，老宋果真未用双拐连走带小跑一个多小时。后经医院复查，右踝距骨颈骨折痊愈。六月三日，老宋开始上班，至今没有歇过病假。九月九日，我们在锻造厂见到宋殿章，他那双脚就象从没受过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坐在北京市密云县第二小学传达室等候朱桂珍老师。朱老师人到中年，多种疾病缠身，近几年几乎每年都要住一次医院。今年四月她又不能上课，躺在家里病休。五月二十四日，严新突然来到她家，既做思想工作，又治病，气功、中药兼施。朱桂珍次日便能起床干家务活，二十八日上班，至今精力充沛，多年的溃疡病也好了。朱桂珍对我们说：严医生治好我的病，没收一分钱，还不让我多说感谢话。
今年三十六岁的严新，一九七七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他幼年便具有特异功能，少年时代学习武术，拜海灯法师等为师，学习气功、武术。严新酷爱中医，中学时学习针灸，并为人治病。一九七四年严新进入成都中医学院，对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进行系统学习，西医方面也学有所得。他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集于一身，为人治病常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他治病时不收病家的钱物，严新此次北上送医，沿途治了患各种疾病的人。当然，他不可能包治百病。有位身患晚期癌症的科学家，严新为他临终前一个月减轻了剧痛，却未能将他挽救过来。
《光明日报》1987年 1月24日头版文章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
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
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以治病，也可促进植物的生长，为什么？这个谜底，我国科技工作者正在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手段去揭开。北京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采用双盲试验，观察高级气功医师严新发功后的“信息水”的变化，发现外气能使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一些物质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初步揭示气功的机理，即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治病的原因所在。这项研究工作，使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在高能物理和生物物理教授陆祖荫的指导下， 从1981年开始研究气功外气的作用。1984年以前，主要是应用微波实验装置及热象仪等对气功表象进行测试工作。1985年他们开始用有机物液晶进行试验，发现气功师发放外气可使液晶的两个折射点一个变暗，一个变亮。这一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人体的细胞壁都是类似液晶的高分子物质，说明外气可以对细胞层次起作用。外气能否对生物分子起作用呢？大胆的设想，使他们迈出了探索的新的一步。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医师、高级气功师严新治病的神奇疗效，使气功科研协作组产生极大的兴趣，决定请他发功进行试验。从1986年12月至今年 1月中旬，先后在不同地点、不同距离，进行了七次试验，均获得预期的效果。他们将装有对生物有生理效应的自来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麦迪霉素等的密封瓶子，放在一个密闭的黑屋子里，当严新分别在近距离及远距离遥控发功时，观察到自来水的激光拉曼图的水的特征峰之间，出现一个巨大的未知峰，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构的水。生理盐水、葡萄糖水、麦迪霉素等也发生了类似的显著变化。
这个协作组的一位负责人、催化研究室讲师李升平，在向记者解释他们观察到的以上现象时说：我们对具有生理效应的物质进行的初步试验，说明气功师发放的外气对构成细胞的物质发生了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 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不仅有利于在分子水平上阐明外气对生物的效应，而且对于现代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基础研究都将具有很大意义。
以上报道如果内容真实，那将是科学发展史上非同小可的重大突破。然而我所了解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二）一上清华探严新与《健康报》论战
俗话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真正弄清楚严新在清华大学实验的真相，1988年12月 3日，我第一次约同健康报陈浩、王国辰二记者一起去清华大学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调查采访。
三个部门的接待人员分别向我们介绍了以下情况：
陆祖荫、李升平和严新所做的实验未经清华大学科研处和大学审查批准，就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文章的作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清华大学。
严新实验有时有变化，有时没有变化，作为科学结论还为时过早。实验没有恒温，方法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任何一位真正懂得科研方法学的人员听到这样的介绍，就会对《光明日报》对严新实验的过分报道嗤之以鼻了。
根据我与《健康报》两位记者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我给《健康报》写了的一篇评论外气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应《健康报》中医版刘燕玲副主任之约写的，刘主任希望通过我的不同观点的文章，能引起一场对“外气”的争鸣讨论。我在文章中，除较详细地论述外气形式治病有效的原因是心理暗示外，还格外介绍了我们亲赴清华大学调查的严新实验内幕。这篇文章《健康报》是1989年1月28日刊登的。遗憾的是，有关严新实验的内容被删除了。然而，同一版面与我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中，肯定严新在清华大学实验的内容却发了出来。例如，由韩幸勇写的《外气效应并非单纯的暗示催眠疗法》一文写到：“严新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共同实验验证的‘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激光拉曼对气功外气作用下具有生理效应溶液的观测’……这些现象有力地说明了外气有其特有的疗效，外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
我以为可能是报社领导看我在文章中直接点了清华大学的名，才将这段内容给删去了，于是，又重新写了一篇名为《评“外气”实验报导的可信性》的文章。文中特意将“清华大学”改写成“某大学”。然而，在事先约好刊登稿件的那一天，文章却没有见报。经询问有关人员得知，是报社领导担心与清华大学引发纠纷。此后，1989年2月25日《健康报》又刊登作者屈占魁的文章，我的姓名出现在文章的题目上——《就气功外气问题与张洪林商榷》。文中写到：“如何看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几组实验报告……对实验有怀疑是允许的，允许提出质疑，但不能不讲一点道理就不承认，更不能因为自己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如果实验是真实的，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这些情况，我急了。因为这些做法客观上会让读者误解我在避实就虚，故意回避清华大学的实验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使严新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内幕不能及时面世，而且也影响我的声誉。为此，我给《健康报》白筠总编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给她。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白筠总编：
您好！
我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的负责人张洪林。20日下午我因拙作“评‘外气’实验报导的可信性”一文，贵报未能按约稿时告知的时间发表一事，前往贵社拜访您，未遇。现写信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想法。
关于清华大学有人进行“外气”实验报导内容，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被全部删掉后，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改为“某大学”和“据我实地调查了解”形式，再次写进了这一内容。之所以我这样坚持，原因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实验内容（外气能改变分子结构）以其学府的权威性和其报导内容的惊人性（超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的突破），在国内外不仅气功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也是一个冲击。具体到对小小的气功界的学术影响对比前者，甚至有些不足挂齿。我作为一位参与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医气功学学科，并参与培养我国第一、二、三批气功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气功工作者，对上述问题有责任主动地谈谈自己的看法。须知这一问题是外气派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原因之二是贵报刊登的反驳我的先后两篇文章中，均就这一实验内容向我提出质疑，我迟迟不回答这些质疑，全国《健康报》读者和气功爱好者们必然会认为我在多次回避事实，这不仅于气功事业无益，而且也有损我个人的名誉。原因之三我文章中介绍的内容，是我与贵报陈浩、王国辰二记者一起去清华大学科研处和生物系、化学系采访时记录的事实（三人笔记可以作证），全部是清华大学人员自己介绍的情况。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可负法律责任。至于准确性，例如具体是哪些方法存在什么问题虽然当时我们没进一步了解，但是退一万步讲，即使实验全部方法都无问题，删去我写的“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句，由于他们自己都承认“结果不稳定，还需进一步做些重复实验”，仅凭这一点，发表我的评论也不算过分。更何况陆祖荫等人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的结果惊人的文章早已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呢！对他们的外气实验报导的真实性以及贵报两次准予刊登的反驳我的文章中就清华大学实验结果对我提出的质疑的真实性可以不过问就放行，而只对我就提问予以解答却一再不能放行的作法，我认为很不公允。我应该有受法律保护的回答权利。
您作为面向全国发行的《健康报》的负责人，必须慎重处理有争议的问题，要保证报导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尤其是尽量避免纠纷，特别是与有名的清华大学有关的纠纷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我写的内容是建立在三个事实的基础上的：一是我与二位记者同时在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三个部门亲自了解的情况。二是崐华大学已发表的文章造成了强烈影响，而其科研处及生物系现在正从事外气实验的鲍世铨教授（付主任）都认为在结果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发表文章，很不慎重。三是鲍世铨付主任谈到他们现在正进行的外气实验结果也不稳定。因此我写的内容是有根据的。即使因此引起纠纷，只会更有助于搞清事实。另外，以我的名义发表的评论与贵报记者的报导所能引起的纠纷，在对贵报的影响上存在着性质的差别。综上所述，我诚恳地希望您能进一步考虑我的想法，并得出更合理的判断。
最后请您原谅我的坦率直言。
顺致
敬意
张洪林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白总编是位性格爽快、办事干练、说话和蔼的人。她认真地听了我的陈述，看了我写给她的信后，会意地笑了。她对我说：“几次没有发出您文章中有关严新在清华大学做实验的内容，即不是对您个人或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也不是顾虑与清华大学引起纠纷，而是我们报社没有直接掌握严新在清华大学做实验的实际情况。毕竟这是涉及著名学府的事情，以及这是一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事情。我们打算再派记者正式去清华大学采访，如果采访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您文章中的观点，我们立即将您的文章发出去。”
白总编当即安排中医部刘燕玲主任与清华大学科研处联系，约好时间，带几位记者前去采访。
（三）二上清华查严新与清华大学的声明
话说清华大学科研处张宏涛处长接到刘燕玲主任的电话后，立即向大学领导汇报《健康报》记者将来采访严新实验之事。学校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意识到现在是到了学校必须讲话的时候了，并为此专门召开了校务会，统一了口径，并安排由科研处张宏涛处长代表清华大学出面接待来访的记者（这些情况是张宏涛处长接待我们时介绍的）。
接着，双方确定了见面时间。由于这次见面是由《健康报》出面联系的，所以，虽我也与《健康报》记者一起参加了会见，但是没有向对方暴露我的个人身份。
张宏涛处长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除证实了我前次了解的情况外，我们还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
为了使《健康报》此次采访后发出的报道不至于影响到清华大学的声誉，张宏涛处长提出由他执笔写出采访稿如下：
《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处处长张宏涛副教授
就有关清华大学“气功”方面的几个问题答记者问》
问：近年来，一些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刊登了不少清华大学开展气功研究方面的文章和报导，请谈谈看法。
答：气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由于它能健身治病，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我校不少教工踊跃参加工会组织的气功和其它健身活动，学校领导一直给予积极提倡和支持。
关于气功科学研究，它不同于群众性健身活动。我们认为，包括气功在内的人体科学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需要以严肃认真、严谨扎实的科学态度，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开展实验，探索机理，以揭示其内在规律。校内有的教师对这方面有兴趣，学校要求正式按科研列项手续确定课题。目前，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和化学系都各有一个研究组在进行包括气功在内的有关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
问：在多篇报导中曾提到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由七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最近又听说成立了清华大学气功研究所，请介绍上述研究机构的情况。
答：我校没有组织过跨系的“气功科研协作组”。据我所知，我校工会组织有一个“气功协会”开展群众性气功活动，其性质和工会组织的“太极拳协会”等一样，都是为提高教职工健康水平服务的，它不是一个科研组织，也从未批准成立气功研究所。
问：你校有人曾在有关会议和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反响和议论，你们是否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答：关于科研成果，国家科委有严格明确的规定，即必须成果鉴定并正式进行成果登记。我校科研成果由校科研处统一管理。按规定成果鉴定一般需要由专家进行评审，测试组测定等。关于“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物质分子实验研究”，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学校也没有组织专家进行过评审和测试测定，也未进行过成果登记，因此谈不上是一项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清华大学科研处和校内有关学术部门没有组织过有关气功研究的论文的学术审查。现在个别同志发表的有关气功方面的文章报导仅仅反映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问：气功师严新同志是否是清华大学研究人员？
答：严新同志不是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校也从未正式聘任过包括严新在内的任何气功师担任兼职教师或兼职研究人员。目前有许多外单位同志来我校或来电、来函要找严新同志，希望今后要找严新的同志不必和我校联系，以免误事。
问：“东方健美研究中心”是否为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
答：1988年下半年我校几位教工自发组织一个“东方健美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未经学校审核过，因此它不是我校研究单位或机构，它们的一切活动与清华大学无关。由于某报今年一月刊登的广告中说“清华大学有关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严格的临床观察和科学研究，证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效减肥手段”等等，这样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为似乎这是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这必须给以澄清。应当指出，学校没有组织专家对该项活动进行过成果评价和鉴定。
刘燕玲主任在取得第一手资料，证实了我先前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后，立即向白筠总编汇报了情况。《健康报》先于1989年 3月11日发出我写的含有揭露严新实验内容的文章。接着，根据张宏涛处长写的内容进行整理，于1989年4月13日在《健康报》头版发出消息如下：
《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
某些气功研究与清华无关》
本报讯（记者刘燕玲 王国辰） 以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名义发表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造成很大反响。清华大学科研处最近郑重声明，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
科研处处长张宏涛副教授说，气功研究不同于群众性健身活动，需要以严肃、严谨、扎实的态度去实验、探索。国家科委明确规定，科研成果必须经过成果鉴定及成果登记。而《气功外气对2000功力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既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评审、测试测定，更未经过成果登记。
当提到在多篇报导中出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气功研究机构时，张宏涛说，我校并未成立过所谓7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也从未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所”，而我校工会组织的气功协会只负责开展群众性气功健身活动，不是科研组织。另外，今年某报刊登一则清华大学东方健美研究中心气功减肥的消息，消息中说“清华大学有关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严格的临床观察和科学研究，证明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效减肥手段”。张宏涛强调，东方健美研究中心不是清华大学研究单位，也没有专家对气功减肥的方法进行过评价或鉴定。
在与张宏涛处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学校的生物系和化学系有学校拨款的气功科研项目，严新的实验也是在这两个系做的，并且严新、陆祖荫、李升平等又将实验结果在社会上宣传的神乎其神，那么，本着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清华大学应该主动对严新所做实验进行严格的科研审查鉴定，并将结果公诸于社会才好。”张宏涛处长觉得我的话有道理。
由于后来很长时间再没有见到清华大学对实验进行审查鉴定的消息，我于1989年 8月20日在《中国体育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敦促性的文章如下：
《清华大学科研处应进一步澄清事实》
两年前，清华大学李升平以及现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陆祖荫等同志，分别以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名义，报导他们使用多种方法，从近距离及2000公里的超远距离，测到外气师严新发出的“外气”对多种物质及分子结构产生作用。这类消息经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的报刊介绍后，一时间轰动了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报导使信奉“外气”的人获得了证明“外气”客观存在的重要科学依据，在气功界又一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外气浪潮。严新也因此被誉为“现代济公”声扬海内外，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推崇。作为气功科研工作者，我们也经常收到来自国外的信息：有的学者深感兴趣；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科学界在搞集团欺骗；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科学界的错误由中国人自己来纠正，对中国的名誉损失才会更小些。
两年后的今天，清华大学科研处在《健康报》发表郑重声明：“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我校并未成立过所谓7个系和部门组成的气功科研协作组（见1989年4月13日《健康报》头版）。”我们为这一声明感到欣慰。虽然声明来的晚了一些，但毕竟是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的声明。这对于个别不讲科研道德、借清华大学牌子为自己捞取名利的人，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对于那些不辨真伪的人，无疑是一副清醒剂；对于气功领域内由“外气”问题造成的混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澄清作用。
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清华大学科研处在澄清实验事实方面未明确表态。据科研处负责人介绍，严新等人的外气实验是由科研处批给经费进行的。既然如此，科研处就有责任对这样惊人的实验结果主持审查鉴定，并将结果公诸于世，做到即分清责任，又澄清事实才对。
我们期待着清华大学科研处的进一步消息。
（四）清华生物系主任赵南明教授对严新实验的看法
清华大学除安排张宏涛代表学校接待《健康报》记者外，还分别安排生物系主任赵南明教授和化学系主任宋心琦教授在各自的系里接待了记者。赵南明教授是一位严谨的科研工作者，他向我们介绍了更详细的严新等人的所谓实验内容。他的谈话后来经过他亲自修改，被《健康报》编发了情况反映。六年后，为了对科学和社会负责，他又一次将同样内容分别公诸于1995年11月29日的《中国科学报》和1995年12月9日的《科技日报》。现收录如下：
《科学岂能任意篡改和编造》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赵南明
中医气功是我们祖先宝贵遗产，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对气功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近年来，的确有极少数人，他们打着研究气功的旗号，打着著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所的招牌，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一位原本普通平常的气功师，一时间可以被包装和神化为能呼风唤雨、千里外治病的“当代济公”，一些缺乏对照、重复性差、未经双盲准则和统计误差校正的实验数据，可以极不科学和严肃地通过报界和书刊渲染为“历史性的重大发现”。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修改和编造实验事实，甚至可以未经本人同意而将某某教授的名字写进他们的大作之中。
在这场神化气功的闹剧中，以陆某某、李某某与严新在清华大学进行的所谓“高层次气功实验”以及“严新能在2000公里外改变物质分子结构”的报导流传最广，最耸人听闻。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请看几年前我通过某报记者披露的内情和真相。报道的标题是：“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赵南明教授指出：气功研究出现宗教化商品化趋势”。在文中我曾指出：“气功本是好东西，但现在却出现了宗教化、商品化的趋势，不仅败坏了气功的声誉、国家的声誉，而且给科学研究造成障碍。”下面，请允许我摘录当年文章中的部分段落：
“据我所知，清华气功协作组只是校工会所属群众性气功锻炼组织，我校从未成立跨系的气功研究组织。两年前（1987年），气功协作组组长陆某某找到我，说严新要来清华做实验，希望合作。我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实验程序由我们设计，样品、制剂由我们准备；二、发表文章须经我们同意。严新来后，我们做了液晶相变、小牛胸腺ＤＮＡ紫外光谱吸收等几个实验（注：有关ＤＮＡ的试验是我系生化室其他两位教师参加的，我本人未曾参与）……当时整个程序较粗糙，没有恒温控制，没有温度曲线对比，而且实验由严新一人做，仅重复三次。隔了一些日子，陆某某教授等在我校化学系分析中心实验室做了严新发功前后水的激光拉曼光谱的变化测试。”
我在6年前的文章中指出：“……其实陆某某等过去均未做过拉曼散射的实验，他们找了我的一位在职研究生一起和严新做了这个实验。据该研究生说，实验做得不够严格和精确（事后知道，他们用自来水替代去离子水来进行此项试验，样品本身就很不严格和科学）。按国际惯例，要达到发表学术论文水平，应进行双盲实验，对实验程序设计、重复性等也应有严格要求。因此，当陆问我严新的实验结果可否发表时，我说，现在作结论为时太早。……没想到在我出差的时候陆等将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实验以及不同小组进行的初步试验合成一篇论文发表，而且未经我本人同意将我的名字加入论文作者之中，还将所谓外气在远距离（6公理外）有作用也写入论文里（注：论文中还说这在气功实验上是一个创举，事实上我从未参加过他们任何一次远距离发功的试验！）。我知道后非常生气，批评了他们这种极不谨慎的作法，并于1987年9月就给学校科研处写了报告澄清此事。后来，在兴城全国气功会上，陆以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的名义（这时他已调离清华）作了‘小牛胸腺ＤＮＡ紫外线吸收’的报告，某大报头版作了报道，李某以清华气功协作组组长的名义接受另一大报记者采访，该报头版刊登了李的文章，李还受到有关领导的接见。”
由于陆、李的上述报告打着清华大学的旗号，已严重损害了清华大学的学术声誉。因此，1989年4月13日，受校领导委托，我与清华大学原科研处处长张宏涛教授及原化学席主任宋心琦教授等接见了健康报记者。张宏涛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发表了郑重声明：“我校并未成立过所谓7个系和部门的气功科研协作组，也从未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所……（上述）实验既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评审，更未经过成果登记……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李等并未引以为戒。此后，他还多次在国际国内各种刊物上发表气功研究文章，其中以气功对2000公里超距离物质作用的实验研究影响最大。至于气功外气在2000公里以外能否对分子产生作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科学常识去判断。对这个实验，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质疑：一、论文实验数据中温度精确的了0.01度，但在清华根本找不到一个室温能控制到这个水平的实验室。同时，实验报告中也没有给出实验误差。二、对照样品和实验样品在2000公里外相隔仅100米，其夹角小于0.003度，而且地球表面还是圆的，如何控制如此精确的角度在试验报告中根本未作交待。退一步讲，如果真有此重大发现，也需要经过其它实验室重复验证。……澄清这些事实，并不表明我们反对气功研究，相反，我们认为气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气功进行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由于我们研究的系统十分复杂，因此就更需要有严格的试验设计和严谨的科学作风。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些人打着研究气功的旗号沽名钓誉，甚至以此赚钱。这种作法不仅不利于科研，还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
这就是我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严新在清华的气功试验经过，自1987年那次试验以来，我们与陆某某以及严新未再合作进行过任何其它试验。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衷心拥护中国科学报提出的“维护科学尊严”以及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倡导和号召，并希望通过我本人的这段经历，以事实来澄清所谓“严新在清华进行的高层次气功试验”的真相。
（五）清华化学系主任宋心琦教授对严新实验的看法
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宋心琦教授在接待我们时也谈了很多，充分体现了一位严谨的科研学者的作风。现将他当时就严新的实验谈自己看法的录音整理如下：
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不是靠几个名词就可以称为科学的。其本身要靠科学的方法和大量的科学实践，加以科学的总结归纳……
学科学、教科学、做科学研究工作，我坚持认为：用辨证唯物主义方法指导下的、总结了人类几千年活动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第一性的原则；对客观现象的观察和认识的正确性，必须遵循统计学规律的原则；真理的客观性、可重复性及时空不变性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指导着世界上亿万人的科学活动，包括他们的实验研究、思维及推理。我不想和清华大学的同事过不去，也无权代表清华大学相信或不相信气功的任何个人和群体。我只想对已经发表的、甚至成为某些同志引为过硬证据的实验事实做一般分析和辩证。
严新等人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三个实验，有一个是在我的实验室中做的，另外两个是在我们系的分析中心实验室做的。
第一个实验是关于激光诱导荧光的实验。这一实验是在我的实验室做的。一共做了三个试样，有一个试样在荧光光谱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峰。根据当事人讲，这个峰重复了三次，另外两个试样未见异常。
第二个实验是激光拉曼光谱实验。一共做了20次实验，就是连续扫描20次，有一次和其它19次不同（尤其是用自来水代替去离子水）。
第三个实验是电子自旋共振谱实验。一共有三个样品，结果有一个样品的电子自旋共振谱有异常。
不说异常是否真是由气功产生的，就整个实验的过程来说，有很多地方是很不严格的，因此结论的可靠性是很成问题的。
第一、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是由送样者进行的，这不能排除非专业人员无意中在样品中引进杂质的可能性。
第二、所有的实验没有有未发过气的样品作对照组。
第三、对有异常的样品没有进行反复的测量，也没有保留下来。这样可以随时拿出来备查。因气功作用后有改变的东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可能有永久的改变；一是改变是暂时的，那么可观察到其逐步的还原。
第四、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光谱的异常，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就是不能排除仪器本身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实验结果，更不能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实验根据。他们的实验没有严格遵循科学实验的基本原则，因此是不足为凭的。
我建议搞这种研究应当遵循科学界的惯例和习惯。首先，研究计划、步骤、方案以及现象的组成和重复性都应该非常严格、非常彻底。在不同的地点，用同样的仪器或测试技术，现象应该可以重复，要经得起检验和考核。如果不够科学就不要叫科学，否则这种不科学的方法，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对现有已经很差的科学教育的冲击和淡化。我想这是搞气功研究的同志们所不愿意的。但事实上很有可能起这种作用。
科学的方法和作风，并不是生而有之的，要靠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制约才能逐步形成。而其反面，不科学和不够科学的作风与方法，由于更少约束，更具有随意性，所以比较容易滋生。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教育的人，就是在用整个生命来对后者做斗争，为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而斗争，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的本意。
我并不认为气功不值得研究，也不认为我的同事们的报告是伪造的，我只是希望气功界的同志们要努力根除一些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做法。用科学的方法进一步研究和进一步证实。如果这样做，大多数的科学家，包括我在内，会热情地和你们一起从事这一工作的。
（六）严新等人欲盖弥彰越抹越黑
面对清华大学的声明、赵南明主任和宋心琦主任的表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各界对严新现象的评论，严新、李升平和陆祖荫等制造科学奇迹的人们如热锅上的蚂蚁，采取各种方式为自己进行辩解。
请看曾经极力向社会推出宣扬封建迷信诈骗群众钱财的巫婆神汉张香玉、山泉公等人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给各新闻机构的推荐信：
我看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写的材料，觉得情况属实，对于澄清事实真相是有益的，对于继续开展气功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特别是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良好风气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建议报刊杂志予以刊载，是所至盼！
张震寰
1989年12月25日
再请看由张震寰“建议报刊杂志予以刊载”的材料的内容（原载于《气功通讯》1990年1期）：
《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分部）与严新医生协作
进行气功科研是属实的》
近几年，我们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织与全国多个教学、科研机构等方面的气功科研进展在国内外引起了关注，促进了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探索和揭示气功的科学性。尤其是与严新医生协作以来，首次突破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某些气功现象。这正如中国科协钱学森主席于1987年5月 6日在北京工业学院发表讲话时说：“它无疑是人体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实在使人受到鼓舞。”
但是，前不久，正当国际医学气功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前夕和医疗气功管理条例即将发布之时，个别不明真相的作者却对我校气功科研部门有关情况进行了严重失实的否定和变相否定的报道。
为了消除其不良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们对被歪曲的主要情况的真相予以说明。
自1985年起，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我校气功科研正式列为学校科研项目，并拨款进行实验。其中，在校科研处主项编号为I0458403及0448714 ，共获拨款肆万元；另获校理学院科研经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人体科学基金机贰万伍仟元。为综合研究气功，气功科研课题组曾有生物系、物理系、化学系、无线电系、热能系、哲学教研组、校医院等多个部门的有关教研人员。
近三年多来，气功科研组与严新医生协作对气功的超距作用研究实验已进行了二百余次。其部分科研结果所撰写的论文，按有关惯例，均作者个人署名，文责自负。同时，曾按常规程序交国家著名科学家，如国家科协主席钱学森博士、贝时璋教授、赵忠尧教授、谢焕章教授、胡海昌教授等审查、评定，如1987年 5月10日钱学森主席在《气功疗法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1-6篇论文稿件审查意见书中评写到：“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文字表达清晰。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经通过后，这些论文先后在全国及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布，并在一级学报刊物如《生物物理学学报》、《自然杂志》等多次发表。
由于多方面的支持，我校气功科学研究已由气功科研课题协作进行形式而为气功研究所，最近又成为气功研究分部，具体列属于校科技开发总公司。目前，我们与严新医生协作的气功科学研究仍在深入进行中。
清华大学工会气功协会
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气功研究分部
1989年12月18日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对比前述不可辩驳的事实，他们的辩解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严新见社会舆论戳穿了他的神话，压力之下，1990年悄悄离开中国跑到美国居住至今。
（七）六年后声讨伪科学再掀浪潮
——众志成城破严新
1989年展开的对严新等人制造出来的“科学实验”内幕的揭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伪气功已盘根错节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势力，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明为保严新，实为保自己的辩解和较量。因此，具有代表意义的比较典型的“严新社会现象”并未得到彻底的揭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科学意识也不断增强，尤其是以何祚庥为首的一批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有名气的科学家们，面对猖獗泛滥的伪气功等伪科学，不怕攻击、谩骂和威胁，挺身而出，又一次使反击伪科学的大旗在神洲大地高高飘扬，给了伪气功等伪科学以更加沉重的打击，产生了积极的更有成效的社会影响。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日报》在组织何祚庥等科学家座谈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连续以大版面发表揭批伪气功等伪科学的文章，下面就是《工人日报》1995年7月26日刊载的一组科学家专门揭露严新实验的文章。（这里仅介绍标题）
《工人日报》首先在1995年 7月26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发布消息，标题是：
《在本报座谈会上科学家就伪科学污染著名学府院所发出呼吁
科学殿堂不容玷污
与会专家指出严新“气功科学实验”不真实》
（内容略）
同时在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坚决反对伪科学》。
同日《工人日报》第五版《科技大观》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六位科学家揭露严新的文章。栏目通栏标题：
科学岂能如此信口开河
——科学家对严新“气功科学实验”提出质疑
六位科学家的文章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写的《评一组甚不科学的“气功外气影响物质性质的科学实验”》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教研室教授霍宏暹写的《严新在北大的气功表演不具科学性》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王蕴玉写的《对“气功外气作用于原子核并引起放射源衰变率改变”的质疑》
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高崇寿教授写的《气功能够远距离传送吗？》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郭海写的《一次没有被证实的气功碎石实验》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宋心琦写的《科学实验要遵循一般原则》
《工人日报》还于1995年 8月 9日头版发表记者赵燕、王金海和朱海燕分别采访清华大学原科研处长张宏涛及原大学校长张效文的报导。
采访张宏涛教授的标题是：
《张宏涛重申五年前声明
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无关》
（内容略）
有关张效文教授的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原校长张效文披露
严新曾在清华露马脚》
本报讯（记者朱海燕） 7月27日，身患绝症正在住院的原清华大学校长张效文听说《工人日报》揭露伪科学一事后，马上表示支持。
在张效文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严新多次到清华进行“气功科学实验”和表演，对此，张教授非常反感。 7月27日，清华大学教授李卓宝到医院探望病重的张教授，说起何祚庥7月26日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揭露严新“气功科学实验”的真象后，很是兴奋。他支撑着坐起来说，对伪气功应该坚决反对。
张效文还对李卓宝说起一件事：1987年，清华有位教授找到他，说严新想当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对这个要求他很不同意，但无奈这位教授再三推荐，只好拿出一张表让严新填。等聘书写好后，张效文对严新说，听说你能意念移物，我的图章在保险柜里，如果你能把章移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严新听罢只好悻悻而去。
通过以上介绍，严新实验的内幕已经清清楚楚了。但是，严新及其互相赖以生存的保护神们还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科学与伪科学、气功与伪气功之间的较量不仅将继续存在，而且将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