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齐国人”知道得不多啊~！转载《齐文化与鲁文化》 [复制链接]

齐国礼法浅说
--------------------------------------------------------------------------------

2001-02-20 11:05:34








　　礼法为维持国家社会的治平安定而制立。齐国齐地制礼立法始于伯夷“典三礼”及其“折民惟刑”。伯夷为炎帝之后，姜姓，是尧舜之世的“四岳”和“三后”之首，因佐禹治水有大功而受封于吕，以封地为氏，是姜太公吕尚的先祖。《尚书·舜典》说伯夷为舜掌管祭祀天、地、祖先之礼，叫做“典三礼”。礼，由此始制。《周书·吕刑》说伯夷为舜颁布法典，按照刑法判断民众争端，叫做“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法，由此始立。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礼法初始制立于伯夷，制立于齐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结论，应与伯夷肇制礼法的史实相印证。
　　“礼者，养也”。养即修养，陶冶或调养护理。人生无不有欲。但对物欲的追求未必都适度。故制礼以养欲，是要人通过修养而做到对物欲追求的适可而止。知礼就能行义，礼义相辅相成，“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礼者，养也”，应是礼的初义。欲由人生，所以“礼由人起”。这就需要“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即礼仪的制作不能违逆人的情性，这应是礼仪制作的初则。可见，“礼者，养也”和“礼由人起”二者便是伯夷初始制礼作仪的用心。但礼用以判定“贵贱有等”和“贫富轻重有称”，则是“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的“辨”的结果。“辨”即辨别或区分，是在养的本义上的发挥和附会。所谓“好其辨”的君子，是对那些“以天下为家”的“家长”们说的，亦即那些“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的“大人”们说的。但是，礼以别“贵贱有等”已不尽合“缘人情”和“依人性”的初制，因而超越了伯夷制礼的本来意义。
　　法是礼的辅成，法生于礼。礼法相辅相成而成就民安国治的功效。《管子·枢言》：“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说明了礼法的主从关系和礼法制立的意义。制礼立法是为了求治。只有治，才合道，所以说“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在这里，“治”和“道”都是安定，万物只能在安定的环境中得以良好的生长发展。可见，伯夷“典三礼”而先制礼，又“折民惟刑”而后立法，以成先礼后法的治道，为的是助成天地化育之功。史家称伯夷的初始制礼立法之义说：伯夷以民为国家之本，礼是民的急需。将要立刑，必先制礼；刑、礼相较，重礼，故为先。伯夷先教民使知礼节，有不从礼教的，则以刑法威服之。出于这一主导原则，重礼必先行德。故伯夷立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即以淳厚之德去行使威罚，则民众会知畏而服；以淳厚之德去进行明察，则是非即可彰明。典狱官执法“非讫于威，惟讫于富”，则要求主管刑狱之官不是终止于惩罚作威，而要终止于为民造福。伯夷以此制礼立法而奠定了齐国先礼后法、礼法兼用的传统基础。
　　太公继承发展了伯夷礼法兼用之道，强调“礼以辅正治”（唐人写本《六韬》），强调“治国之贵在法令必行”（《太平御览·刑法》），强调国君必须“法法”（《说苑·政理》），都体现了他重礼尚法的思想。太公正是以此种政治思想而先后安周兴周、安齐兴齐。太公治齐，修政以“因其俗，简其礼”，是发扬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古义。
　　管仲佐桓公治齐国，继承伯夷、太公之法而创用之。强调“国有四维，……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强调“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国语·齐语》），都体现了桓、管重礼尚法的思想。《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是对太公桓公、前圣后盛一脉相承的赞美。
　　自伯夷基立的先礼后法的制度，历太公、管仲等明君贤相的承传不废而形成传统。《司马法·天子之义》：“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进一步总结律定为传统制度。以礼法兼用作为传统制度的齐国齐地，久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礼俗风尚。
　　知礼则能行义。古籍称东夷齐地为“君子国”、“大人国”，因其礼俗是“仁而好生”、“好让不争”、“见利而让”。崇礼尚义之俗流传在歌诗里，《史记·乐书》：“《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崇礼尚义之俗又体现在齐人的行动中。晏婴以清廉著称古今，被奉为“清节家”，树起了廉洁爱民的表率。田稷母劝田稷廉正洁行，见利思义，树立起了践礼行义的典范。《烈女传·母仪》说：田稷是田齐宣王的相国。一次，田稷把属吏贿赠他的百镒黄金交给其母，以为孝敬之奉。田母事感奇怪，必问明原因。之后，即严肃地对儿子说：“我听说士子修身洁行，不苟且贪得；竭尽情实，不欺诈虚伪；不合理的事不计于心，不合义的利不入于家；言论和行为一致，内情和外貌相符。今天国君委你以高官，俸你以厚禄，言行只以酬报国家君主为念。作人臣而事其君当如作人子而事其亲一样，应该竭诚尽力，廉洁公正，效忠尽节，为国为民。但现在你却与此相反，违背忠国忠君之道太远了。为人臣不忠，便是为人子不孝。不义之财不是我应有的财，不孝之子不是我的儿子。”田稷听完母亲的训教，满面羞愧地走出家门，先退回贿金于属吏，然后负草席去见宣王请罪。齐宣王听后，很敬佩田母的知礼和高义，于是酬赠以金；同时宽恕了田稷之罪，并仍任以为相。
　　齐人崇尚“取与义”。义即合理。取以义、与以义才是合理。《史记·礼书》说：“人生有欲。……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可见礼是为使人的物欲有度量，为使人知义、知足、知合理而制定的。官高禄厚犹不知足，是不知礼不知义的表现。“不义之财，非吾有也”。田母的识见出于她的践礼行义。而她所践行的礼义，正是齐国承传不废的俗尚，叫做“见利而让”。
　　法出于礼。伯夷导民以礼，齐之以法。即“伯夷导民使知礼节，有不从教者，乃以刑威之”。《书·大禹谟》引舜告皋陶说：“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五刑”出自伯夷的刑典。作为东夷人的舜、皋陶同伯夷一样，先礼后刑、刑以弼教及刑期于无刑，是他们的共识。以此形成了齐国法治的特点。继伯夷、太公之后，桓、管治齐国，更突出了这一特点，并用以奠定了战国时期东方法学思想的基础。
　　《六韬》不必是太公所撰，《管子》不必是管仲所撰。但太公思想与事功一贯于《六韬》、管仲思想与事功一贯于《管子》，是无法否认的，都是齐文化的结晶，都贯穿着既重礼义又尚刑法的特点。《管子·法法》：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里强调了立法的重要，强调了君主身先守法更重要。不立法或立法而不依法办事，就乱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立法者不行法。万民看着君上所行而下效之。明君或称有道之君明白“上不行”、“民不从”的必然性，故置法立仪，必先用以自治、自正。“以身先之”、“禁胜于身”、“先民服”三说归于一：就是要立法者必先以法自治自正。《管子·任法》：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生法即制定法律，是国君的职责；守法是各级官吏的职责，因为只有知法、守法才能行法于民；服从法律是民众的职责。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却是置法出令的根本原则。只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实现国家“大治”。晏婴治齐国，崇礼也尚法。《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景公问晏子曰：“贤君之治国若何？”晏子对曰：“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政刻上而饶下……”，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对曰：“不掩君过……选贤进能……不刻下以谀上……” 晏婴在这里树起了明君和忠臣的标准：举贤爱民，法令对上严对下宽，是贤君的原则；不掩盖君主的过失，不嫉贤妒能，不残害民众以讨好君上，是忠臣的风节。都体现了齐国的礼法传统。《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惟明克允。”这是告诫执法官要谨慎再谨慎，执法时要心存忧惧、慎用刑法；只有明察公断才令人信服。《吕刑》“其审克之”多次申明，都表明了齐国尚法恤刑、禁止滥刑的法治思想，其与秦和三晋的唯法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重礼尚法，先教后刑，而成“政之大经”，即齐地的治国安民之道。可惜的是，这条治国路线在战国后期齐闵王时代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闵王“不修礼义”、“不举义法”、“不本政教”，“行不义，杀无罪”（《资治通鉴·周纪四》），致使国势日弱，好端端一个强齐被断送了，这真是惨痛的教训。

略说墨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
张知寒
大众日报 2001-02-20 10:58:04








　　我国传统文化有两大体系：一是以儒法为主、道佛为辅的上层文化；二是以墨学为主的庶民文化。这两种文化，就是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有人或问，墨子学说既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又对后世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不为一般人所知？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墨子学说对历代帝王赖以生存的血缘宗法等级制度有致命的威胁，所以历代帝王均不允许它存在。自汉以后，墨学不得不改变包装，通过“孔家店”、“道家店”四处传播，流行于江湖民间以及世道人心之中，所以一般人难以辨识。用什么办法，从以上所说的“商店”里找出地道的墨家产品呢？以我看来，首先应弄清墨家学说与其它各家学说的实质区别。兹将其区别略述如下：
　　先谈谈道家。道家主张全性葆真，清静无为，重自然而不知人，超然物外，不问世事，对社会政治及人伦日用十分蔑视，反对教育，主张绝圣弃智。这些主张与讲有为、重力行、重教化、重人伦日用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墨家显然不同。
　　再说法家。法家虽然也主张有为，但鄙视仁义道德，反对尚贤，崇尚法、术、势与暴力统治，重霸而轻王，重君而轻民，重农而抑商，这些均与墨家的主张完全相反，极易分辨。
　　后来的佛家，主张出世与脱离红尘。在他们看来，“人有生皆苦”，甚至“苦海无边”，所以应“普救众生”，引其“入慧流而归佛海”，以此来逃避现实。墨佛的不同，也昭然于目。
　　儒、墨的异同，分辨起来，较以上各家为难，因为他们同源于“东夷文化”，对伦理道德都十分重视，都主张节俭与利人济世，俱主有为，俱崇实际，俱贵人事，俱重教育俱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俱主“言行一致”，以及“见义勇为”。在行动上也多类似，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皆栖栖皇皇以经世为己任。儒墨的异同，确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以下只作几点简要区分：儒重义而轻利，又重德而轻力；墨是义利并重、德力统一的。儒重述而轻作，重德而轻艺；墨述作并重，德艺共举；儒“信命运”，墨“尊天志”；儒重乐，墨非乐；儒主刚柔相济，墨则有刚无柔。儒讲“仁爱”，墨讲“兼爱”，也是貌是而神非的。儒认为“爱有差等”，其施爱应由亲始，从内到外，由近及远，先己后人地单向施予。墨以为不然，认为“爱无差等”，所以主张平等地“周爱”所有的人，包括奴隶在内。其施爱是由外到内，“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兼爱”下）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为投桃报李式的双向渗透。儒主“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下）“治亦进，乱亦退。”（《孟子·万章》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墨家不这样：不问邦有道、无道，也不问天下治与乱，只要对“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有利，都强力而为，即令“赴刃蹈火”也绝不反顾。儒、墨都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与“见义勇为”，其实质精神也不相同。儒认为“仁”是以“孝悌”为本的。（见《论语·学而》）如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仁。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由此可见，儒家的仁与义，都含有浓重的宗法气味。所以说，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见义勇为”都是以忠君孝亲为转移的，在儒家看来，谁忘了忠君孝亲，就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见义勇为”，都不能遗其君亲。墨家的仁与义，其内涵与儒家不同。如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爱”下）又说：“义，利也；不义，害。”（“经上”）其意思是：义，就是有利于别人，因此说，墨家的“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以“杀己以存天下”为依归，完全是“损己益人”（“经上”）的奉献精神！
　　下面，我们就用以上所说的墨家与各家的区别为依据，来检视一下传统文化中的墨家学说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先从他对士大夫及知识阶层的影响谈起：墨子之后，受其影响最深的，除他的门徒外，就数孟子了。我曾作过考证，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孟子原为墨家的门徒，后来，逃墨归儒，成了儒家的头号传人。尽管如此，但在孟子思想里依然可以看出墨子对他的重大影响。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第一位把“仁义”并举的学者就是墨子。在他之前，孔子从来没把“仁义”连说过。孟子口口声声连称“仁义”，就是跟着墨子唱的。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诛除暴君、扶弱抑强、除暴安良的也是墨子。这些也皆为孟子所继承。如众所知，孔子是不主张杀人的，如他所说：“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墨子认为：“暴乱之人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合伙）残父母而深（杀害）世也，不义莫大矣！”（“非儒”下）所以他主张诛除独夫民贼，以安天下万民。孟子的重民轻君、反战非攻、诛杀“一夫”，也是学墨子的。墨子的“尚贤”、“禅让”等学说，也皆为孟子所汲取。再说荀子，他虽然强烈地反对墨子的“兼爱”学说，但却继承了墨是由墨子学说中演化而来的。墨子的“尚同”思想，通过法家与董仲舒的宣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几部著作如陆贾的《新论》、刘安的《淮南子》以及《盐铁论》等都受墨子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受墨子影响最深的应是司马迁。他那种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挺身而出，为李陵抱不平的精神与墨侠并无不同。在他生前，曾亲见墨学被“罢黜”又见景帝、武帝一再诛灭墨侠，所以没有可能为墨子立传，但他在其它传文里，仍然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墨家的崇敬。如《管晏列传》的晏子以及《游侠列传》的许多人，都是司马迁所刻画的墨侠形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迭起，各阶层民众都陷于苦难之中，人们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闷，纷纷归依佛道，而墨学即被道家所吸收。道家名著《抱朴子》就是显著的例证。当时著名的科学家鲁胜就是著名的墨家传人。历史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墨家的“尚同”学说及墨家的救世精神，又为人们所重视。在唐代的开国元勋中，就有不少深受墨学影响的人，如魏征、李债、杜伏威、公孙达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在唐代，也有不少受墨子影响的文人，如陈子昂、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皆是。兹举几个著名事例作为说明：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虽破受冻死亦足！”当时杜甫正处于饥寒交迫的濒死境地，可是他所考虑的仍然是其他人的饥寒，而不是自己。这正是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他思想里的具体反映。不要认为杜甫出身于儒生，就认为他的这些话是儒家思想。如众所知，儒家主张“爱由亲始”，先己后人。杜甫诗中所流露的思想是儒家不会有的。再如他写的《又观打鱼》诗：“干戈格斗尚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这能说不与墨子“非乐”思想一样吗？白居易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中也说：“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以及他的《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其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也都是墨子思想在他诗里的反映。最令人惊奇的是韩愈，他平时最崇拜孟子，并以儒家道统自居，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他并非不知，但却偏偏要说墨子与孔子同样伟大，还专写了一篇《读墨子》大加宣扬。由此可见，墨子的影响力是多么强烈！在唐代爱国诗人的诗章里，到处都可看到墨子的思想，为篇幅所限，不再一一介绍了。在此，说说墨子对宋代士人的影响。在宋代的思想家中，受墨子影响最明显的应为张载。如他在《西铭》里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汲取的墨子思想。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地道的墨家言论。诗人辛稼轩，单枪匹马闯入敌营，捉杀叛贼，其“赴刃蹈火”精神与墨家多么相似。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以及陆游的《示儿诗》，皆闪烁着墨家之光。在南宋，那些名为儒而实为墨的大学者，如陈亮、叶适等人的功利主义，也皆是由墨子那里传来的。到了明代，墨子的影响较前更广，就《墨子》一书的刊本来说，就有几十种之多，大大超过以前各代。受墨影响的学者也较前为多。如宋濂、焦 、李贽等都是著名的代表。入清后，墨学首先受到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傅山、马肃等人的关注。实学派大师颜元，虽以儒者自居，但在他的著作里，大大发挥的多为墨子学说，成为近现代学者公认的“墨子门徒”。自乾嘉以来，墨学逐渐地复兴。到鸦片战争后，人们发现墨学里的民族与法制思想、辩学原理与人道主义以及科学思想皆具有现实意义，遂受到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所以，墨学又一度成为“显学”。受墨子影响的多为这一时期之精英。
　　在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墨子在我国科技史上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大科学家东汉时期的张衡，就曾认真研究过《墨子》。三世纪的大数学家刘徽更是明显地受过《墨经》的影响。三国时期著名的科学家马钧所创制的连续抛石机更是明显受到《墨子》中转射机的启发。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在科学活动中全面继承了墨子的科学精神。他不仅认真地研读过《墨子》，而且在他的著作中还曾多次直接引用。后因历代统治者视科技为淫巧，于国无补，遂扼制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墨子的科学遂不得传焉。
　　在下，应专门说说墨子思想对历代普通民众与其他阶层的影响。墨子思想对普通民众影响最大的是他所提出的“为民请命”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大都成为后世农民起义的理论根据。如陈胜高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以及“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等组织所宣传的思想，有些显然与墨子思想有着血肉联系。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利用宗教作为组织群众的工具，也多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还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对普通民众影响最大的应属任侠精神。墨子为了推行他的“兼爱、非攻”、利人济世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提出了许多施行其主张的重要原则：如“杀己以存天下”、“视人之身若其身”、“爱人如己”、“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以及“损己而益其所为”的“任性”思想，与“万事莫贵于义”的“赖力仗义精神”，都是任侠们的信条与理想人格的具体标准。以上这些思想，都曾为墨子生前所身体力行，如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止楚攻宋”，阻齐侵鲁，制止鲁阳文君侵郑，等等。墨子的弟子也多能像他那样，为“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而“赴刃蹈火，死不旋踵”。历代的进步人士，不仅把墨子视为豪侠似的传奇英雄，而他的弟子也被视为“墨侠”与“正义的化身”。后代的豪侠，虽然缺乏墨子那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尚能把墨子提出的“赖力仗义”、“扶弱济困”作为自己生存于世的价值，并还能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都是他们实践于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们到处为人民与不幸者打抱不平，以与暴君污吏、“亏人自利”的一切坏人相对抗，受到人民的尊重。这样的豪侠，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代不乏人的。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就有不少“墨侠”参加。汉朝的开国元勋，也有许多墨侠，到了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墨侠遭到景帝的镇压。后来武帝、成帝、哀帝又进行了三次大的搜捕与诛除，使那些豪侠之士，无法正常活动，遂转入地下，隐身于江湖民众之中，对世间不平事，仍起着强力的制约作用。前面说过，到隋唐之际，墨子的“尚同”思想又被重视，墨侠也随着活跃起来，所以当时曾有“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之说。就连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李白、骆宾王等也都成了豪侠。据传，李白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骆宾王更是爱打抱不平的“侠士”。他在四川，路见不平，曾慷慨地为弱女子郭氏“声讨”他的朋友卢照邻，又为女道士王灵妃写诗“抨击”道士李士荣，受到人们的赞扬。唐代传奇中的《谢小娥传》、《昆仑奴》、《虬髯客传》、《潘将军》等等，都
是体现“墨侠”精神的名著。这些“传奇”，尽管多是虚构的，但它仍具有许多尚实的影子。中唐宰相李德裕，有感于墨侠精神可嘉，特写了一篇《豪侠论》，对墨侠们“赖力仗义”的美德予以阐释：“夫侠者，非常之人也。……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唐代对墨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国历史上，以墨子精神与墨侠壮举而大大震撼人心的时期，应属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多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具有墨侠精神的华夏儿女，前赴后继地英勇抗击，给帝国主义分子与民族败类以严惩，为我国历史写下了许多悲壮的篇章。像“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虎门殉国的关天培，戊戌政变中的谭嗣同，舍生救人的大刀王五，津门大侠霍元甲以及义和团与辛亥革命中的千百万烈士，其“杀己以存天下”的壮举，无不惊天地而泣鬼神！关于这些问题，同盟会会员张溥泉先生曾说：“先烈赴汤蹈火之行，及舍己救人之志，出于任侠一派者多。”（见《张溥泉全集》）足见墨子对我国近代民众的影响是多么深广。到了抗战时期，心灵里存有墨侠“基因”并有时代进步精神的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勇往直前，赴刃蹈火，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一道又一道长城，谱写了一章又一章震撼千古的凯歌。因此说作为中国下层文化的墨家思想与任侠精神，对于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志士仁人，对于坚决反对外来侵略、奋发图强的民族英雄和广大人民，对于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对于致力于艺术创作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有人或说，以上所述，能把它归之于儒家吗？答曰：不行。因为儒家是以“中庸为至德”的，他们恪守“中和”，主张“温、良、恭、俭、让”与“威而不猛，恭而安”，反对过与不及，希望人们都像他们那样，成为“恂恂如也”、“鞠躬如也”，“文质彬彬”的儒雅之士。儒家所培养的这种人，在旧社会的士大夫阶层里虽然很多，但在普通民众中却很少见。再说，这种人的思想品格与精神风貌，也与我们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格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那种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见义勇为、互助友爱、舍己为人、忠诚宽厚的国民性格，以及那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与墨子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
　　现代的中国人，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仍都存有墨子思想的“基因”。如果人人都能把内在的墨学“基因”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先进思想结合起来，一定会变得更加高尚，更加进步，更加伟大。

齐国的政治公关意识与活动
--------------------------------------------------------------------------------

2001-02-20 10:57:10








　　齐文化中存在大量的公关思想和活动。对此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齐国的历史和齐文化的特点。
　　
　　一、以民为本，争取民众的支持。公关是一门“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管理活动。“内求团结”就是处理好组织内部的人事关系，为组织的对外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战国时代，冯谖的买“义”被认为是收买民心、取得民众支持的典范。有一次，冯谖替孟尝君到封地薛城收债，可他在核对完债契后，假托孟尝君的命令，烧了所有债契，并声称替孟尝君买了“义”。当时孟尝君很恼火，但是，当孟尝君被齐闵王免去相职退居薛城时，感恩戴德的百姓已扶老携幼迎于离城近百里处，至此，孟尝君才体味出冯谖所买的“义”的价值。
　　
　　二、广开言路，保证传播渠道畅通。公关是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沟通活动，传播沟通是组织与公众联系的中介，如果传播沟通渠道淤塞，那么组织与公众的联系就会中断。齐国统治者大都重视上下沟通渠道的畅通问题。太公曾强调人君要耳聪、目明、心智，要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即广集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所想，以集思广益、不受蒙蔽，并为文王武王立“灵台之复”，以广泛招贤纳言。景公时，晏婴以谏君臣之过而著称。战国之时，稷下学官的建立、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则使言路开放之风达到鼎盛。威王时，因淳于髡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沉中振作起来，进行改革，威王从谏如流，才使田齐由弱变强，奠定了战国七雄的牢固地位。

　　三、重视技巧，讲究策略。公关是一门技巧性很强的艺术。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雄并起。为了在各国中周旋立足并称霸，管仲在对外关系方面巧妙地实行了“尊王”、“攘夷”、“亲临”的政策，即尊重周王室，打击经常侵扰中原的北方的戎和南方的楚，与中原各诸侯国搞好关系。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周王室的政治影响力，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敌对力量，齐国才在各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霸主。冯谖在为战国时代的孟尝君谋复相位时，通过制造新闻表现出了高超的公关技巧。制造新闻是公关中通过有计划地策划组织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和事件进行宣传，提高知名度的手段之一。当孟尝君被齐闵王辞退而退居薛城时，冯谖便驱车携金向西游说到魏国，对魏王说：孟尝君是有才能的大臣，齐王却放逐了他。如果哪个诸侯先用他，哪个诸侯就会富国强兵。魏王被说动了，立即腾出相位，派使臣驱车百辆、携黄金千斤，前往聘请孟尝君。此时冯谖先回国，告诉孟尝君千万不可去。结果，声势浩大的魏使往来三次，惊动了齐闵王，齐闵王再次起用了孟尝君。

山东古代科技发展及其原因
--------------------------------------------------------------------------------
马来平
大众日报 2001-02-20 10:52:51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的古代科学技术也是相当发达的。山东古代科技发展有三个重要时期或称三次高潮：
　　一、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室东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此，山东古代科技渐趋活跃，旋即形成了第一次科技高潮。这时期，代表性的成就是《考工记》和《墨经》两部科技名著。《考工记》详尽记述了３０种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从运输、生产工具，到兵器、乐器、容器、玉器，以及皮革、染色、建筑等等，全面反映了当时技术发展的卓越水平。《墨经》记载了墨家在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博大精深，与近代自然科学多相契合，而且远远超过了同期西方先进水平。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管子》和《春秋》等，其中也不乏反映科技成就的篇章。此外，齐国天文学家甘德与石申共创“甘石学派”，他们的《星经》比西方伊巴谷同类作品早２００多年。鲁国的“机械之圣”鲁班（今泗水人）以及最早倡导“望闻问切”“四大诊法”、“为方者宗”的医家扁鹊（今长清人）更是妇孺皆知、名垂千古的人物。
　　
　　山东春秋战国科技高潮的形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
　　１、社会经济的繁荣。自春秋始，山东冶铁业就居于领先地位。铁器取代铜器得以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带来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些，都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推动力。
　　２、尊士尚贤的政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无不迫切感到人才和知识的重要。齐鲁更是开风气之先，积极推行尊士尚贤政策。齐国设立“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才，并给予优厚的待遇。这就鼓舞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３、自由争鸣的气氛。当时，不少君主悉心求治，愿闻诤谏。例如，齐威王曾下令：“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政治生活如此，学术领域自不待言。儒、墨、道、法等，百家并立，自由辩论，各显所长。这种学术气氛，对于以创新为生命的科学技术，无疑是肥土沃壤。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山东科技的代表性成就是贾思勰（今寿光人）的《齐民要术》和刘徽（今邹平人）的《九章算术注》。《齐民要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农书。它全面总结了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有关耕作、栽培、选种、饲养、兽医、蚕桑、农产品加工贮藏和野生植物的经济利用等方面的农业生产经验，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在西汉《九章算术》的基础上，严格定义概念，逻辑证明命题，使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得以完成。此外，刘徽还创立了“割圆术”，奠定了我国圆周率计算领先世界千余年的基石。有科学史家称：“从对数学贡献的角度来衡量，刘徽应该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的天算家何承天（今郯城人）所撰“元嘉历”为我国古代名历之一，曾被列为创法１３家之列。医家王叔和（今邹县、微山县间人）的《脉经》是中医史上脉学的奠基之作，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经他编辑后得以流传。

　　山东魏晋南北朝科技高潮的兴起，主要与以下社会因素有关：
　　１、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连绵，政权迭易。但在某些相对稳定时期，统治者迫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均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得战乱中遭受破坏的山东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齐民要术》的许多内容，即是对当时山东以及其他地域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情况的总结。
　　２、魏晋时期，以玄学的崛起为契机，百家之学再次兴起，文化领域里逐步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格局。山东是玄学中心之一，思想活跃，因而有利于科技发展。
　　３、魏晋玄学超越汉代经验论哲学，使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崇尚玄远、追求义理的精神趋向，这对于以探讨自然奥秘为宗旨的科学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宋元时期

　　该时期的最高成就是秦九韶（今曲阜、兖州一带人）的《数书九章》和王桢（今东平人）的《农书》。《数书九章》囊括大衍、天时、田域、测望、赋役、钱谷、营建、军旅、市易等九大类数学问题。著名英国科学史家萨顿，叹服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甚至所有时代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农书》在对比黄河流域和江南一带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之《齐民要术》更有系统性的中国农学体系，它首次将农具作为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文并茂地对当时和古代使用过的２５７种农具一一说明其构造、演变、性能和用法。此外，王桢所研制的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继毕之后对印刷术的又一划时代贡献。
　　宋元时代山东还有数位重要农学家，如：邓御夫（今巨野人），著《农历》１２０卷。医学界有钱乙（今东平人），著《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等，被誉为中医儿科鼻祖；成无己（今茌平人），是第一位《伤寒论》注家等等。

　　山东宋元科技高潮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是：
　　１、经济上的发展。宋元时期，山东工商业始终兴旺发达。农业，尽管金与元初一度逆转，但自忽必烈即位后，随着统治者转变政策，劝农建社，奖励农业和兴修水利，也日渐复苏。当时，山东人口猛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上的盛况。这些，为山东农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科技繁荣，奠定了基石。
　　２、文化上的兴学重教。较之前代，宋元尤以发展教育见长。山东各州县普遍设立官学、书院，以及村塾、家塾等私学。地方长官视办学为重大政务。为官学大量赐田，保证办学经费；同时，在师资、教材、图书等方面给以支持。由此，山东教育，盛况空前，各类人才大量涌现。
此外，政治制度上北宋完善台谏制度以广开言路的改革，宋元科举制度关于考试资格扩大到庶民和考试内容由声律、记诵向义理倾斜的改革等等，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山东宋元科技高潮的形成。

管子思想：取于民有度　
--------------------------------------------------------------------------------
宣兆琦
2001-02-20 10:49:15








　　俗话说：开卷有益，读史明智。《管子·权修》篇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录之如次：“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上引所论认为，在古代农业社会中，春种秋收，所以土地的收入是有限的；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人民的劳动力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统治者的各种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与无限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小则民弱国削，大则民乱国亡，所以不能不认真对待。为了寻求有限与无限间的一种基本平衡，《管子》找到了一剂良方，那就是“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取于民有度”，就是说国家取财于民时，必须度量、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不能没有限度。“用之有止”，就是要考虑百姓的剩余劳动是有限的，使用民力不能无休无止。爱惜百姓财力，取之有度，用之有止，不仅是《管子》的主张，也是历史上有为君主、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杰出代表之一蔡泽在与应侯辩论时，就曾明言，“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也记载说：“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是以明王爱养基本，不敢穷极”。宋人曾巩在《财用》中亦说：“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明人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也说：“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以上记载足以说明《管子》“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思想的价值所在。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政治清明、百姓富裕的时期，统治者必定是坚持“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原则而轻徭薄赋的。如西汉文帝和景帝在位时期，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约法省禁，鼓励农耕，不仅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而且国库里堆满了钱，太仓里粮食陈陈相因，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再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通过制定和实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治国方针，结果经济发展，国强民富，被誉为“贞观之治”。相反，如果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就会导致国弱民贫，社会动荡。就以胸怀宏图大略的汉武帝而论，他为了满足打击匈奴、开疆拓土的欲望，不顾社会的承受能力，穷兵黩武，赋税、徭役、兵役异常繁重，使得西汉初期６０年间的积蓄荡然一空，广大人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颁罪己诏。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从古人那里借鉴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以便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作者系淄博师专齐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汉初“无为而治”与齐地文化传统
--------------------------------------------------------------------------------
王克奇
2001-02-20 10:31:13








　　西汉初年，针对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人心动荡，经济残破，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实行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统治方术，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无为”政治。“无为”政治利用形式上的“无所作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最终达到了“有为”的目的。不仅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而且促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之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黄老学说，则与齐地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齐鲁文化的精神成果之一。
　　“无为”政治的首倡和实践者是曹参。曹参是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著名功臣，论功行赏，被任命为当时齐国的国相。齐国是刘邦长子刘肥的封国，辖七十多个县城，是当时最大的诸侯王国。曹参并非一介武夫，上任后自觉责任重大，所以广招社会贤达耆儒，征求治国方略，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听说胶西地区有位叫盖公的人，精通黄老学说，就派出使者带着重礼去聘他相见就教。盖公对曹参说：“治道重清静而民自定。”一句话说得曹参豁然开朗。为表示自己的尊敬，曹参把自己居住的正堂腾出来安顿盖公，便于时时请教。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了盖公“贵清静”方针，把行政的重心放在了“不扰民”上。史载，为了防止官吏到民间骚扰，曹参纵容官吏在官府中饮酒沉醉，无所事事，形成了“官府若无人”的局面。但这种貌似“无为”的政策却收到奇效，曹参任齐相九年，齐国大治，时人称之为“贤相”。后来汉朝的丞相萧何病逝，临终前推荐曹参接替他的职位。曹参任汉丞相后，在全国全面推行“无为”政治，减少政府行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使百姓安居乐业。曹参死后，百姓歌颂他说：“载其清靖（静），民以宁壹。”对“无为”政治予以肯定。
　　黄老学说是产生并流行于齐地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文化，它属于道家学派。传统的说法是道家思想创始于老子。其实有关道家的思想在齐国可谓源远流长，早在齐国建国之初，姜齐的开国君主太公姜尚的思想中已具有某些道家思想的萌芽。《老子》一书应是对上述成果和其它一些思想（如杨朱等人思想）的综合和提升。进入战国，因田齐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大力倡导，黄老思想卓然自成一家之说。在当时齐国国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曾汇集了一大批黄老学派的学者，如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宋研、尹文等。现在的《管子》一书就是当时黄老学派的学术成果和代表作品。黄老学说在哲学上尤其重视“静”和“因”，《管子》就特别提出“静因之道”。所谓“静”，就是“毋先物动者”，即静观其变，时至而应；所谓“因”，就是“舍己而以物为法”，即放弃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顺势而为。黄老思想摈弃了《老子》思想中的某些消极成份，突出了人的能动性，使之成为一种政治适用性极强的思想。这一思想在汉初的社会实践中大放异彩，可以说汉初的“无为”政治用活了“静因之道”。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这样评价汉初的“无为”政治：“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所谓“因其欲然”，就是顺应民心，舍己而以民心为法，这是“因”；所谓“能不扰乱”，则是“静”。汉初“无为”政治对“静因之道”创造性的应用，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写上了浓重的一笔。汉初“无为”政治的成功，再次证明了齐鲁文化的深邃博大和无穷魅力。

齐文化孕育的作家与作品
--------------------------------------------------------------------------------

2001-02-20 10:27:41








　　古今齐地作家、诗人的作品或在齐地创作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一种齐文化的色彩，即具有虚幻、空灵、夸张乃至怪异的特色。
　　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而东夷文化之渊源，当与“海市蜃楼”的引发有关，东夷的先民们，地处沿海，看到海上出现的那种虚无缥缈，变幻莫测，恍兮惚兮，似有若无的奇妙景象，自然会引起他们无限的遐思、幻想和超拔的想象，相信那是仙境的显现，神仙的家乡。“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是诗句，也是“海市蜃楼”的“纪实文学”。那不是梦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尽人都可看到的“五云起”的“琼楼玉宇”。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应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原始文化，致使那些得了天下，又想长生，还要成仙的皇帝老儿，也想到这“海上仙山”作逍遥游。如此，便有了秦皇汉武东巡到蓬莱和派齐国方士徐福入海去仙山求长生不老药的史传。足见这海上仙境对世人吸引力之大，影响之巨了。夷齐文化即受此影响并引发而生。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具有典型意义的几位齐地作家和外来文人的情况。受齐文化影响最深和成就最大的齐地作家，当首推蒲松龄，因为蒲松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算是一位民间文学家，他的作品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而民间文学艺术，不但最具地方文化特色，而且是组成地方文化的要素。就蒲松龄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的书名，也可看出他多么重视用“聊”这种方法来听取、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孟子曾称无根据的古代传说是荒诞无稽的“齐东野人之语”，并认为是“非君子之谈”。而《聊斋志异》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君子之谈的“齐东野语”。齐文化孕育了蒲松龄，蒲松龄也丰富了齐文化，《聊斋志异》是齐文化孕育的奇葩。
　　我们再看一下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王士祯，山东新城（今桓台）人，一生仕途畅达，官运亨通，他是儒文化的世代受益者，其家族中靠儒文化得中高官位者之众，号称“王半朝”，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理应以儒家的文以“载道”，诗以“教化”为其诗歌理论，而他老先生却倡“神韵说”，强调什么“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具有开放型的齐文化的特色。
　　女词人李清照，实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中奇才。她生于属齐地的济南，又在齐国腹地的青州生活了十年。这十年，应当说是她创作的旺盛期，有多少清词丽句吟成在阳溪河畔、顺河楼里、唐楸树下、花木丛中，成了“婉约派”的创立者。她在词作中那种超拔的想象和奇特的联想，那种婉约的艺术风格，与齐文化的润泽，是有直接关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诗人，一旦“身入齐境”，便写出了受齐文化影响的作品。被称为豪放派词宗的苏东坡的那首千古名篇“明月几时有”，即写于密州即今日之诸城市。被古人评为“天仙化人之笔”的这首词，单单在此地写出，能说没受齐文化的影响吗？他曾到过蓬莱，并写下了“海市诗”。在密州，他是把海上的“琼楼玉宇”，搬到了月亮上去而已。
　　齐文化对古代作家的影响是如此，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亦如是。笔者曾作文提出孔孚的山水诗是一种齐文化现象，此说得到了孔孚先生的首肯。孔孚的山水诗，发轫并高产于崂山，他自称是“海的启发”。张炜的作品，明显的具有齐文化的特质。他对齐文化重镇的徐福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他的长篇小说《柏慧》中，用多段古歌片断吟诵莱夷和徐福文化，这些具有史诗性质的古歌，为这部作品打上了齐文化的印记。齐地的另一位作家莫言，在作品中，把故乡的乡风民俗，人生世态，给予了奔放夸诞，淋漓尽致的表现。张炜与莫言的作品，虽然也接受了现代主义的雨露，但是，他们的根却一直深深地扎在生养他们的齐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他们都是齐文化哺育的骄子。
　　当我们考察齐文化孕育的作家与作品时，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山东境内而言，齐、鲁二地相较，齐地作家的人数之多与作品水平之高，从古至今是鲁地作家难以比并的。究其原因，除其他因素外，我以为是，齐文化有利于文学创作，而儒文化对文学创作，是起了一定的束缚作用的。另外，就齐鲁二地作家的作品相较，从总体和本质上看，前者多“虚”，后者多“实”。这也反映了齐鲁文化的特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文化也养一方文人。笔者愿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引起人们对文化特质及影响的关注。

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

2001-02-20 10:26:28








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务实思想，其中，齐文化的务实精神更是绚丽夺目。在齐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中，从初期的姜太公，到中期的管仲、晏婴，直到后期的稷下学宫，务实精神一以贯之。齐文化的务实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遵天时，就地利。（二）因民俗，尚功利。（三）讲道法，重形势。齐文化的务实精神，包含了从天时、地利、人事的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因势利导等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齐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鲜明的务实精神，这固然和西周以来的无神论思潮有关，也受齐国先民夷人谦逊、朴实、自强、进取的文化精神影响，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太公以来坚持不懈的务实实践使然。　

齐文化、鲁文化与泰山文化
--------------------------------------------------------------------------------

2001-02-20 10:26:23











齐文化、鲁文化与泰山文化

概而言之，齐文化带有原始崇拜和民俗色彩，鲁文化则较多文治教化和王官特色。这种差异，影响到泰山文化，就酿成泰山的一体两面形象：一为宗教性、民俗性的神山，一为政治性、王官性的圣山。 ^祭祀山川，本是春秋战国间的普遍风习，齐、鲁两国也均有泰山之祭。但齐地“八神”，绝大多数为自然神。其中的“地主”，即祭于泰山梁父。鲁文化则较重祭山的等级名分。季氏旅于泰山，就受到孔子抨击（《论语·八份》）。以“泰山岩岩”象征神圣（《诗经· 宫》），用“泰山其颓”比拟“哲人其萎”（《史记·孔子世家》），则表现出鲁文化的伦理审美取向。 ^嬴秦虽“杂戎狄之俗”（《史记·六国表》），其族源却可远溯东夷。它在政治上虽与齐国对抗，而其文化却多因东夷、齐国。襄公“自以为主少皋之神”，宣公“祭青帝”（《史记·封禅书》）；称穆公被东夷生命神苟芒“赐之寿十九年”（《墨子·明鬼下》），无不是东夷文化回响。东夷号称“有君子不死之国”（《说文·羌》），为长生和神仙文化源头。齐文化继承这一传统，出现扁鹊、仓公等所谓能“知人生死”的名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并产生出神仙传说。秦皇泰山封禅的同时赴海求仙，即上承这一文化渊源。至于同时遍祭“八神”，则是径袭齐文化。 ^齐、鲁文化是汉文化的基本骨干。汉代泰山文化，也明显受到齐、鲁文化影响。 ^齐地阴阳五行框架，和“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管子·牧民》）的文化模式，促成了汉封禅这一沟通天、地、人、鬼大典的设计与定型。封禅所表现出的好大喜功，固然彰显着帝国一统的自豪，却也折映着“矜功名”的齐俗（《汉书·地理志下》）。齐地自然神崇拜和重生意识，刺激了汉人祀山中的神偶祭祀和长生追求。汉人求仙，已由海上扩展到泰山。而直接鼓吹“上封则能仙登天”者，又恰是齐人申公。武帝曾亲禅泰山下“仙人闾”石闾（《史记·封禅书》）。应劭在山顶所见“武帝时神”木甲（《泰山封禅仪记》），或即“木公”、“木正”一类神偶，均属东方生命神。由泰山“主治生死”，又生发出“泰山治鬼”习俗。 ^“上礼义，重廉耻”、“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下》），乃鲁文化根本。汉代前后期意识形态虽有变化，但这种“尊亲”格局并无改变。正如哀帝所言：“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汉书·哀帝纪》）。汉武封禅，修复明堂，配祀祖考，“令高皇祠坐对之”（《史记·封禅书》）；光武“禅祭地梁阴，以高后配”（《后汉书·祭祀志》），均为“亲亲”。汉代新儒家本鲁儒“尊尊”之义，“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史记·太史公自序》）。尊君意识，在泰山文化中也有表现。孝武收五岳，尽在天子之邦；议封禅罢诸儒，自定仪礼；秘封岱巅，其事皆禁；高坐明堂，群臣贺寿，均在显示帝王权威，此乃“尊尊”。但汉儒又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帝王也要受“天”约束。此点有异于鲁文化。因而汉帝封禅祭天，虽为自彰，也含自警。 ^而最能体现齐、鲁文化合璧者，是泰山文化中的“国泰民安”意识。鲁文化主张“礼让为国”（《论语·里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推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下》）；鲁俗之所以祭祀社稷山川之神，乃是因其“皆有功烈于民”（《鲁语上》）。齐文化似有更强烈的民本意识。不仅士臣提倡“富民”、“利民”（《管子》），按《齐策》的说法帝王也“忧国忧民”，认识到“敬百姓而国安”。“民贵君轻”论（《孟子·尽心下》）虽出自儒家之口，实乃更具齐文化色彩。孟子曾居齐，接受齐文化濡染。而“国泰民安”恰是汉代封禅主题。孝武祝祷“四海宁谧”（《汉武鼎铭》）；封禅途中抚恤孤寡、减免租赋（《封禅书》），均与“国泰民安”宗旨相合。光武封禅，也亲巡黎元，惠恤耆老，祈祝“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后汉书·祭祀志》）。“国泰民安”这一封禅主题，也是整个泰山文化的主旋律。它后来渐次汇入中华文化长河，成为维护统一、安定的重要民族精神支柱。而齐、鲁文化，恰是其两大不竭文化源泉。　　　　　　　　　　　　　　（作者系泰安师专教授） ^

齐文化与民族精神
--------------------------------------------------------------------------------

2001-02-20 10:25:10








齐文化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为其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或共同追求的民族性格、品格、道德和风尚，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精神动力。齐文化同鲁文化一道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概而言之，齐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齐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其务实的基础和具体体现就是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齐国的建国鼻祖姜太公在辅助文王和武王兴周倾商首封到齐以后，面对当时齐国地薄、人少、国贫、临海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推行了“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针，大力发展工商业，尤其是发展丝织业，极女工之利，大力发展渔盐业，增加财政收入，结果，“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首霸诸侯，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从政治上看，他们采取了尚贤任能的主张，尤其是颁布三选法，严格选拔人才的标准，把真正合格的人才充实到各级岗位上去，使不同的人各尽其才、各尽其能。从经济上看，他们又在继承太公重工商的基础上对工、商、农等的关系进行了区别，为齐国首霸春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军事方面看，更是根据当时战争发展的具体态势，从齐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至善不战以谋略胜敌的主张，最终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成果。在外交上所采取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同样是当时齐国国内外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二、崇德敬业精神。早在太公时就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重视和发挥道德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则更把德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从政治的高度出发来认识德的作用，并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礼义廉耻四维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地位上。晏子也把礼当成是维系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的法宝，当成是维护姜齐统治稳定的重要工具。姜齐时期这一崇德思想在田齐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无不以崇德为荣。在崇德的同时，齐文化中的敬业精神也有着丰富的内涵，这突出表现为齐国人以追求事业成功为己任。 ^三、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厚德载物指的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也是齐文化的一大特色。姜太公在建齐之初所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就是这一精神的充分体现。而田齐桓公所创建的稷下学宫更是兼容并包了当时各家的学说、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他们在学宫中自由讲学、辩论，开我国文化史百家争鸣之先河，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齐文化的兼容并包，导致了思想的自由与开放，而思想的自由与开放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向恶劣环境和恶势力低头，藐视困难，奋斗不止的自强不息精神是齐文化的精华所在。 ^ ^以上几种精神是齐文化的精华，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这些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