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齐国人”知道得不多啊~！转载《齐文化与鲁文化》 [复制链接]

我刚刚停机写稿，刚刚看到散人给瑶琴的短消息。迟复为歉。再来点好文章！

齐国名相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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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城南，苍翠秀丽的牛山之阿，有一座古墓。据地方志记载，是齐国的名相管仲之墓。它与东边的二王冢遥遥相对。墓前原有石碑，上刻前人诗作：
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
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常埋天下才。

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生活在春秋中叶，齐国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人。名夷吾，字仲，溢号敬，也称敬仲。他是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名相，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青年时曾与好友鲍叔牙一同经商。后来鲍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到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而归齐。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公元前六八五年被齐桓公任为相，执行四十年，使齐桓公完成霸业。正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讲的：“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所处的时代，人们认为“天”主宰着一切。他却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他说：“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天”只是日夜的更替，没有什么“神”在支配。他认为“水旱”、“饥馑”、“祸乱”．等，并不是什么“天”对人们的一种惩罚，而是由于自然气候不好，由于“人道不顺”的结果。

管仲主张“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还主张“罚不避亲”和“察能授官”。要求“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他在齐国的举贤制度中规定每年实行“三选”（即乡长所选，官长所选，公所訾相）。乡长所属中如果有贤德之人不报告，就是犯了“蔽贤”之罪。管仲自己带头执行尚贤政策，亲自推荐放牛出身的宁戚为大司田，成为齐桓公富国强兵的得力助手。这样使齐国“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不善，可得而诛，民皆勉为善”。

管仲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战”。《管子》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篇第一句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因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说，管理国家必须先从经济入手，只有仓库里装满了粮食，才能谈得上道德。而要“仓廪实”，就必须“务五谷”。“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他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同时他还主张“官山海”，就是发展官营煮盐冶铁，制造农具，铸造钱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通过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扩大交流，“通货积财”。

管仲为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还对军制进行了改革，在国都的十五个士乡中，实行军政合一的编制，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国有三军。齐桓公亲率一军，高子、国子二上卿各率一军，编制好之后，不准自由迁徙。这样，居民们平时一起劳动，彼此熟悉，打仗时可以互相帮助，紧密配合，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所以“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同时，还对“鄙”野（即国都以外）无权当兵的奴隶居住区的居民进行了类似的编制，从而改革了西周以来的旧军制，使齐国有了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强大军队。

齐国经过管仲帮助齐桓公五年的内部整理，于公元前六一八年时，已兵精粮足，成为中原各诸侯中的一个强国。于是他们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之命以令诸侯”，开始了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霸业。除去当时齐国周围的许多小国被他们兼并了外，他们曾援燕伐戎，围卫救邢，鲁国发生了庆父作乱，他们派高傒和仲孙湫去帮助鲁国除了庆父，立起了鲁信公;晋国发生了内乱，难以确立国君，他们派隰明去帮助立了国君，宋国的附庸国郳背叛了宋，他们派兵将去讨伐，连周王室太子带争位于太子郑，他们也去管一管。就这样，他们尊周室，救邢部，南伐楚，北斩孤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赐胙，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名相晏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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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临淄齐国宫城遗址以北半华里、有一座高十余米，方圆近百米的古墓，四周由灰色八棱墙环抱，显得幽静雅观。步人八棱门，墓前有明代万历年间立的石碑一座，碑文“齐相晏平仲之墓”七个大字苍劲有力，古朴风雅。相传这就是晏婴冢。据记载，晏婴死后葬于故宅旁，此冢系纪念性建筑。

晏婴（？—公元前五00年）是春秋时期夷维（今高密县）人，字仲，溢号为平，故后人称其晏平仲。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齐国名相。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他都在齐国做官，称得是“三朝元老”，据说晏婴身材矮小，“长不满六尺”，貌不出众，但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廉洁纯朴，为齐国强盛贡献非小。

被世人所熟知称道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显示出晏婴在外交上的聪明才干。在处理国家内政问题上，晏婴敢于“犯颜直谏，正国君之谬”。齐景公昏醉于酒色之中，晏婴多次批评均不奏效。有一年，一连十七天阴雨绵绵，齐国都城的百姓房倒粮尽衣绝，而景公仍终日饮酒作乐，晏婴对此极为不满，便将自己家里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步行拜见景公，请求辞职，以迫使景公发放粮财，救济灾民。景公经过这次教训，酗酒恋色有所节制。

在治国大政方针上，晏婴主张须取四条，缺一不可。第一，主张“权有无，均贫富；诛不避贵，赏不避贱。”第二，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选贤任能，不私乎内。”第三，主张减轻赋敛，再三劝阻齐景公对人民财物的掠夺，大声疾呼“俭于籍敛，节于财货”，“君商渔盐，关市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第四，主张“弛刑罚”。当时齐景公奢侈残暴，草菅人命。如景公外出游猎，有人惊了鸟，要杀；他的爱马死了，对饲养者要杀。晏婴对此多次进谏反对，严正提出要减轻刑罚。晏婴在生活作风上，“以节俭力行重于齐”。身为辅相，仍“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景公三赐而不受，可见晏婴之美德。其一、赐新宅反被讽谏。晏婴“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齐景公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晏婴回绝说，我先人久住此处，若我因不满足而舍旧居更新宅，未免过于奢侈；况且宅近市场，既便利，又熟悉情况。景公问道：“您可知市场上何物贵，何物贱吗？”晏婴答道：“踊贵履贱。”既假脚上穿的鞋子贵，普通鞋子贱。这是由于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所造成的。一些犯轻罪的人都被砍掉了脚，要为假脚买鞋者甚多，供不应需，所以价钱昂贵。景公听罢，深感羞愧。晏婴趁机建议减轻了这种酷剂。据临淄城北发掘的断脚人骨考察，证实齐景公当时确实用过刖（砍脚）刑，其二，赐车马三返而不受。晏婴上朝总是“乘弊车驾驽马。”景公知晓，便派人送新车骏马，但连送三趟，晏婴都未接受。景公不悦，问为何不收，晏婴说：“您让我统辖百官，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齐国百姓负担。若君臣奢侈腐化，上行下效，歪风则难禁止。”其三，赐美女则不动心。有一次，景公到晏子家饮酒，见晏妻老而丑陋，欲把年轻貌美的爱女送于晏婴为妻，景公说：“寡人有少女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婴谢绝说：“我与妻生活多年，但不忘她年轻时的美貌。人要在壮年时想到老年；在年轻貌美时想到苍老时变得丑陋。我妻曾想到这一点，奉劝我不要因其老来变丑而抛弃她，我亦应承，而今决不食诺言。”晏婴说罢再三向景公拜辞。

生活在春秋时期的晏婴，其智谋、气节和美德是唯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今天对他作以评价和称颂，在于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吸取古人思想品德之精华，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是有裨益的。


　

齐国军师孙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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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齐国历史，游览临淄墓群名胜、过淄河．登牛山，极目东望，那四座累累并立、气势雄伟的大墓，其中之一，就是齐威王的墓葬。

在历史上，齐威王因以战国时期田氏齐国第一个称王的国君而闻名于世，并以他善于用人纳谏为人所称道。他于公元前三七八年理政，得军师孙膑辅佐，雄踞齐鲁，号称“东秦”，所以提起齐威王，自然也想到孙膑。

据《史记》记载，孙膑是春秋时期兵法家，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时的兵家，齐国阿（今山东聊城地区）人。他精通兵法，足智多谋，用兵如神，他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提倡“赏不逾日，罚不还面（转脸）”．认为采取“营而离之（迷惑敌人，使之兵力分散）、并卒（集中兵力）而击之”等方法，寡可以敌众，弱可以胜强，强调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做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其敌之情”，颇具朴素的军事辩证唯物观点。少时他曾与庞涓一道从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忌其才能．骗其去魏，横遭迫害，井被处膑刑（削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淳于髡秘密救回。

孙膑归齐以后，先隐居在齐将田忌幕下，在一次赛马游戏中，他用“以盈去虚”的战术，助田忌胜威王而崭露头角，得到齐威王的赏识和重用。齐威王暇时常与宗族诸公子驰射赌胜为乐，田忌因马力不及，屡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孙膑来到射场，孙膑见其马力相差不远，而田忌三棚皆负，便私下与田忌说，你明天复射，我能叫你必胜。田忌请与威王以千金决赌，威王笑而从之。是日，诸公子盛饰车马来到场圃，百姓观赌者数千人。田忌向孙膑求必胜之术，孙膑说：齐国的良马都在威王那里，你以次第角胜很难。你三棚中有上、中、下，可以下驷当彼上驷，以上驷对彼中驷，取中驷与彼下驷角赛，虽有一败，必有二胜。田忌以金鞍锦矛饰其下等马，伪为上驷先与威王赌第一场，马足相距很远，田忌便败。及二棚、三棚比赛，田忌之马皆胜，结果一负二胜。此小事足见孙膑之智。威王问明原故，益加敬重。此后，孙膑运筹帷幄，巧用兵法，避实击虚，致“桂陵之战”、”马陵之战”获胜，使齐国逐鹿中原，挡住“三晋”，雄踞东方。

孙膑还有传世的军事著述。《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有八十九篇，图四卷。但从《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其录了。因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军事著述传世，存有种种争议。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省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发掘，发现了《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竹简和其它先秦兵书，才解决了多年来争议不决的悬案，将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重新列入我国古代军事典籍之林。

据文物工作者对银雀山竹简的整理考证，得知《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军事著作的一份珍贵遗产。


　

齐国名将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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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是齐国田氏远房的亲属，临淄人，湣王时．任齐都临淄的市掾，是一位资历浅、爵位低、名气微的小官吏。但是，他善于学习，颇爱兵法，对战略战术有过精心研究，后在燕兵伐齐的战争中，以奇计制胜燕兵，表现了一位军事家的非凡才能，被襄王法章封为安平君，是齐国军家的后起之秀。

战国时代，列国争雄，频繁的掠夺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公元前二八三年，燕、赵等国合谋伐齐，齐湣王因国力不足，毫无应战的力量，只得弃都南逃莒城，偏安一时。因此，燕兵长驱直入，很快占据了齐国七十余城的大部国土，使齐国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

燕兵破临淄后，又东渡淄河进取安平，安平城（又名酃城、皇城、石槽城）位于淄水东岸，今皇城乡皇城村东南部。这时，早从临淄退守安平城的田单，正在积极筹划拒敌方略。为使战车进退方便，避免撞击，他命令宗人部下疾速断去车轴长头，并固上铁笼。当安平失守时，齐人因车轴相撞，战车被毁，落入燕之手，做了俘虏，惟田单宗人及部下安然退居即墨。在即墨大夫战死疆场后，田单被宗人及部下推为拒燕统帅。

足智多谋的田单，并没有因暂时的失利而气馁，他表示不负众托，决心复国，从而细心分析战争发展变化的形势，窥测出战良机。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燕昭王病死，惠王即位的消息，田单利用惠王与乐毅有隙的裂痕，派人去惠王面前谗言挑拨，进一步激化君臣间的矛盾，致使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使齐国在未动一兵一卒的情况卜击败了智勇双全的乐毅。车轴的改革和巧胜乐毅的谋略，使田单在田氏宗人中名声大振，威望更高。

在燕兵更将利令智昏之时，田单抓住燕将骄傲弱点，用以金钱贿赂，涣散燕兵军纪，进一步使燕兵放松戒备。而自己却忙于作应战计划和出击准备。他还集田氏宗人登城目睹燕兵对齐人烧掠、削鼻屠杀和掘坟辱尸的残无人道的暴行，从而激发了齐兵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士气。

这时，他便组织老弱女子乘城，以示降燕，同时组织甲卒精兵埋伏于城内四周，又将城内千余头牛，双角装上锋利的匕首，身着画有龙纹图案的五彩缯衣，尾束灌足脂油的芦苇，后随精甲壮士五千余人，布下了火牛阵。当夜深人静燕兵酣睡之时，城头锣鼓齐呜，火烧牛尾，千条火龙四面奔出，直指燕营，壮士在呐喊声中，随牛冲杀，顿时燕兵大乱，统帅骑劫一命鸣乎。齐军乘胜直追，取得了败燕复齐的全部胜利。田单返回营城，迎襄王法章还都临淄。

“火牛那可问，风雨夜烧青”，“巌巌七十城，一夜息金刁”，田单因复国之功，被封任为相国，为安平君，死后葬于安平城内，封土高大的安平君之墓，至今为人凭吊。


　

齐国名士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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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也叫陈仲子、田仲、於陵中子等，是战国时著名的贤士。踏实战国时期齐国贵族田氏的后裔，其兄是齐国的卿大夫，封地在盖邑，年收入达万钟之多。
陈仲从小生长在贵族家庭中，看到贵族阶级内部肮脏糜烂的腐朽生活，以及对广大下层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他憎恨哥哥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出卖灵魂，公开行贿受贿不讲道德。又深深感到个人无力来改变社会。于是在他年轻时代就依然与兄长决裂。他先在沂山附近隐居，但仍不得安宁，后来到风景秀丽的长白山中，自己打草鞋种粮食，自食其力，幻想创造一种世外桃园式的理想世界。奉行“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处世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在谈到他时，都不得不称他是：齐国之巨孹。

但现实是无情的，诸侯纷争，战乱不断，危险时时骚扰着他的隐居生活。楚国国王听说他不愿在齐国为官，又学识渊博，便想重用他，派人携带重金来聘请他去为相。陈仲清醒地认识到各国统治者的本质都是一样不仁不义的，于是辞绝了聘请，退还了礼金。后来，他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纠缠，又带着妻子般到长白山白云峰的石室中去住，渴饮泉水，饥餐果蔬，在劳动之余，著有《於陵子》一书。对他的思想有所阐发。据《风俗通》介绍，他的后代以於陵为姓，汉代大夫於陵钦，就是他的后代。今长白山中有陈仲子遗迹多处。山下於陵故城旧有陈仲子故宅，长山城中又有陈仲子墓等古迹。

周村、邹平一带关于陈仲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有一则故事是：陈仲有一次在睡梦中口渴异常，四处找水不得，恍恍惚惚偷了邻居一个甜瓜吃。醒来以后，他明知是梦，还是觉得良心不安，赶忙到街上买了一个瓜，亲自送到邻居家中。人家不接受，他百般请求人家收下，才安心地回到家中。由此可见，孟子等对他的推崇是有道理的。


　

齐文化游


临淄是齐国故都，齐文化的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省级风景名胜区。

齐文化旅游区是依托齐文化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区。齐文化即东夷文化，齐文化起源于太昊、伏羲之世，继承发展于神农、少昊之世，充实增华于太公、桓公之世，繁荣鼎盛于田齐之世。齐文化兼容并蓄，而以儒、道、阴阳家学说为主。齐文化以博采众长为本，以务实求功为用，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与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支柱。

齐文化旅游区覆盖全区１６个乡镇、办事处，占地２００平方公里。其中，先秦城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临淄齐国故城，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田齐王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刘海粟先生誉为“殉马奇迹天下无”的齐景公殉马坑；被列为９０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后李春秋殉车马；留传千古的孔子闻韶处；设计精巧的排水道口；构造独特的稷山墓群；蜿蜒绵长的淄河；有着众多传说的牛山，以及１５０余座名人墓葬、台址，构成了独具特色、深蕴文化内涵的齐文化旅游区。

近几年，临淄区委、区政府，把开发齐文化、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先后投资建设了姜太公旅游中心、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等高品位、高文化含量的齐文化旅游景点。

姜太公旅游中心依托姜太公衣冠冢而建，主要包括姜太公祠、丘穆公祠等，现发展成为含保龄球、台球、游艺餐饮等具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娱乐中心。

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位于济青高速公路距济南１２６公里处，是依托９０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后李春秋殉车马而建。该馆分为地下春秋殉车马展厅和中国古车陈列馆两大系列。后李春秋殉车马１号坑全长３２米，宽５米；２号坑长８米，宽３米，殉车13辆，马３８匹。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国内之罕见。中国古车陈列馆以时代先后为序，通过大量文物实物、模型、古车复原、照片、图片和文字，展示了车、轿、辇的产生和发展。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融古车陈列与遗址保护为一体, 是国内唯一的古车专题博物馆。

齐国历史博物馆是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首馆。陈列以史为纲，融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陈列文物精品３００余件。全面细致地反映了齐国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是目前博物馆陈列形式中的一种创新和有益尝试。

齐文化旅游区已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体系。随着齐文化旅游项目的深度开发，齐文化城、田齐王陵、大武汉墓博物馆、殉马坑扩建、兵家城等项目的实施，齐文化旅游区必将以其高品位、高文化含量、高档次的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跻身优秀旅游城市

粗犷刚烈的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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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18 14:56:07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粗犷刚烈的齐人

　　　　　　　　　　　　　　刘德增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三月，68岁的刑部尚书王士祯请假回籍，办理迁坟一事。康熙皇帝御览了他的奏折，对在场的大学士们说：“山东人偏执，逞强好胜，只有王士祯不这样。他的诗写得很好，闲时除了看书，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可以给他五个月假。”在这位当朝皇帝眼里，千余万山东人都是好勇斗狠之辈，只有王士祯一人例外！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城，祖上迁居新城（今山东桓台），遂为新城人。王士祯在文坛上极负盛名，粗犷剽悍尽让与文采风流。虽然皇帝“金口玉言”，但康熙此言夸张无疑。不过，从这里亦可看出：山东人粗犷剽悍的确名声在外。从历史上来看，刚烈的山东人大都居住在齐地。

　　齐文化研究者有此一说：“齐国崇武尚勇，堪称诸侯国之最。”（李新泰主编《齐文化大观》第446页）这“之最说”或许有点夸大，但齐人在粗犷剽悍、尚武好勇上可以跻身前茅，那是不成问题的。齐国的君主大都尚勇，且如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比武取乐。如他们乘车上路，喜欢以车毂相互撞击来逗乐。车在飞驰，“砰”地一声车毂相碰，落败的一方有人仰车翻之危，没有点勇气胆量是不敢玩这种把戏的。尚勇的齐人特别注重武艺。有文字记载说：“齐人隆技击。”（《荀子·议兵》）隆，尊崇的意思；技击，指格斗的技巧。当此之时，人们推重的还是力气，“力能扛鼎”让人叹为观止，而齐人却已走出了尚力的窠臼，步入以技巧取胜的新领域，实为中华武术之滥觞。在“技击”上，齐人讲求的是个人的技能，单兵格斗的本领。“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是司马迁对齐人的观感。也就是说，齐人不喜欢打群架、以众凌寡，惯于逞个人之英武。于是，剑也成为齐人的宠物，人人身上都佩上一柄。就连那位穷困潦倒的冯 # ，去投奔孟尝君田文，身上也悬着一把利剑，只是剑把没什么包装，用草缠着。武艺在身，他们胆气更壮，性子更烈，可杀不可辱。他们决不会、也不肯在拳头面前屈从。当他们要为某事而与人抗争时，便置生死于度外。在这方面，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震世骇俗的事迹。

　　且让我们摭瞰其中的几幕。

　　有个故事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

　　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也发生在齐国。齐景公身边有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长。一次，齐相晏婴从三勇士身边走过，三勇士大大咧咧坐着未动。晏婴很恼火，他认为三勇士不懂礼义，乃“危国之器”，建议齐景公把他们干掉。景公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因为三勇士勇武绝伦，弄不好要出乱子。晏婴出了一个点子，让景公赐给三勇士两个桃子，叫三勇士自己去比功劳，功大者便可吃桃子。
景公当即照办了。

　　面对两个桃子，三勇士傻了眼，是礼让呢？还是争夺？公孙接寻思：若论功得不到桃子，就显得自己没有勇力，那还如何下台？想到此，他开口了，说他接连与两头猛兽搏斗，都获胜，这样的功劳该吃桃。说罢便拿了一个桃子在手。

　　田开疆接着说：“鄙人随主君出征，一人杀退敌人三军，这样的功劳也该吃桃。”说完伸手抢去剩下的一个桃子。“慢着！”古冶长站了起来，“在下有一次随主君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了驾车子的一匹马的马腿，马一惊就把车拖向深水激流，我潜水逆流行了百步，又顺水追了九里，才把大鳖宰了。然后，我左手牵着马，右手提了鳖头，护着主君渡过了河。我的功劳最大，你们把桃子放下！”他越说越激动，拨出剑来准备格斗。此时，公孙接、田开疆悔恨地说：“我俩论勇力没你强，论功劳没你大。我们取桃不让是贪，再不去死更是无勇。”两人放回桃子，双双拨剑自刎。古冶长后悔了：“你们俩死了，我独活着不仁；贬低别人，夸耀自己是不义；痛恨自己的行为而不去死是无勇。”说完，举剑向脖子抹去。那位号称“千古侠骨”的荆轲，也是齐人。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统兵灭赵，兵临燕疆。燕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嬴政以图存。他找燕国勇士田光谋划，田光老了，自度难当此重任，就推荐了荆轲，然后自刎以灭口。荆轲，祖籍齐国，后来西去卫国谋生。荆轲善击剑，广交游。卫亡，逃奔邯郸。赵亡，他又北奔燕。在蓟城，他结识了田光和一个善击筑的屠狗夫——高渐离。荆轲告诉太子丹，要接近秦王，刺杀他，需两件礼物：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之地。

　　樊于期原是秦王手下一介武将，触怒秦王，出逃燕来避难。太子丹不忍心取他的首级。荆轲见状，便私下去会樊于期，说了自己的打算。樊于期说：报仇雪恨，是我梦寐以求的，今天才得到足下的指教。言毕，拨剑自刎。

　　荆轲出发这天，太子丹和门客穿戴白衣白帽来送行，一直送到燕国南疆的易水之畔。太子丹在这里为荆轲饯行，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高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唱完，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荆轲失手，没能刺杀秦王，被乱刀剁成肉泥。

　　还有田横和他的500壮士。田横是田齐王室的后裔。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贲乘灭燕、代之余威，长驱直入齐国，齐亡。12年后，900名戍卒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亡国的田齐子弟以恢复齐国相号召，乘机起兵。在烽火硝烟之中，勇武的田横脱颖而出，成为齐地的领袖人物。还是汉王的刘邦派郦食其来劝降，田横把他烹了。待刘邦一统天下，即皇帝位，田横与手下500人逃匿于东海一个小岛上（即今山东即墨田横岛）。刘邦遣使持大赦令来招降田横，说他们若归顺，大者王，小者侯，否则就派兵进剿。田横只得带上两人去洛阳见刘邦。走到距洛阳30里的尸乡（今河南偃师西），田横对两个随从说：“当年，我与汉王都南面称孤，如今汉王做了皇帝，而我却要以亡虏之身北面为臣，深以为耻。况且，我烹杀了郦食其，又要和他的弟弟郦商同朝为臣，即使他慑于天子的诏令，不敢杀我，我能于心无愧吗？刘邦召我去只是想看看我是副什么样子罢了。他现在在洛阳，你们砍下我的头，快马加鞭送去还腐烂不了，能看个大概。”说完，自杀身亡。两个随从在田横墓旁各挖了一个坑，一同自尽。岛上的500壮士闻讯，悉数自杀。往事如烟，但迄今人们仍在咏叹“东郭和西郭勇士”、“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田横500壮士”的故事。他们身上那种粗犷刚烈之风，迄今在齐地犹有遗存。

庄子与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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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
2001-04-18 15:52:46








内容提要：《庄子》一书号称难读，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处，昔日将其放在宋、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多不得确解。若把《庄子》一书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则“其辞虽参差，而諔（音处，[諔诡]奇异。《庄子·德充符》：“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诡可观”，许多矛盾和不可解之处，可以焕然冰释。由此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应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还要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可能会别出义蕴。

有关庄子本人和《庄子》一书的文化特色，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楚文化的关系，认为庄子是蒙人，而蒙初属宋，后灭于楚，所以庄子的思想的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结果。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有其立论扎实、论证严密之处。但是，宋不仅被灭于楚，还被灭于齐、魏，《十道记》：“宋州，睢阳郡，理宋城县。……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后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蒙地在庄子的时代已不再属宋，而是属齐。此说并非假说，而是有其根据的。结合《庄子》一书，从其思想特色也能证明，庄子是齐国人，其思想来源于齐文化，最充分地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这是我对庄子标新立异的一种看法，今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从庄子的国别归属谈起。

庄子的故里到底属于战国时哪一个国，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然而司马迁没说“蒙”在哪里，《地理志》说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说庄子是宋之蒙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是宋人。而《括地志》认为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冤句是秦时所置县名，又作宛朐或宛句，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古晋郭象注庄，未提及庄子故里。到唐代陆德明又重提此事，且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唐代成玄英则在《庄子序》中提出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

古籍中其他提及庄子为漆园吏的所在地者，尚有《一统志》，谓庄子墓在今东明县东北之漆园城，《续述征记》说，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梁王时，庄周为漆园吏，则斯地。“中牟”有两用，一为地名，在河南鹤壁，一为县名，即今河南中牟县。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庄周，宋蒙人。不以祸福累心。为漆园吏。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不应，钓于濮水”（《河南道·宋州》人物条）。又说：“宋城县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宋城县”条）。

这样，庄子就有了宋国人、梁国人和楚国人这三说，于是今人便有了庄子为山东曹县人说、河南商丘人说、河南安徽交界处说、安徽蒙城人说等。

而在唐代以前，有一种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至今学者们所未注意到的。

提及庄子活动之地的有《郡国志》，它说：曹州漆园城，庄周为吏处。曹州，据《十道志》说，济阴郡，置在济阴县，《禹贡》豫州之域。周为曹国地，后属宋，七国时属齐。汉为济阴郡，地在济水之南，故以为名。《曹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按：济阴郡汉所在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东荷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这一条资料已提到漆园城在七国时属齐。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资料，是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录》中明确说明的，今录之如下：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养九德。渴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

这条资料是治庄者从未引用过的，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然很难下定论，但这里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其一，释智匠为陈朝人，比陆德明（约550-630）、成玄英（唐初人）都要早，所说未必比陆、成二说更不可靠。

其二，释智匠说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这可以得到印证，《庄子·说剑》：“今夫子（庄子）必儒服而见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

其三，释智匠所说庄子为齐湣王所看重，欲聘以为相，陆德明虽说庄子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但李颐注说与齐愍王同时，齐愍王即齐湣王。李颐为明馀干人，字惟贞，号及泉，博及典故，负才名。李颐注庄成果，为学界所推重。

其四，陆德明说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否认齐国曾聘以为相，而释智匠则明确说齐湣王聘庄周以为相。

其五，释智匠文中所记庄子与齐湣王使者的对话，与《史记》本传所记文字虽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亦与《庄子》中《秋水》、《列御寇》所记内容相类。

从这几方面来看，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乐录》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而是一部乐书，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陆德明的齐、楚尝聘以为相，李颐的与齐愍王同时之说，更证明了释智匠之说的可靠性。

也就是从此出发，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

其次，再谈庄子的齐文化渊源。

《庄子》这部书从古至今，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水心文集》）。从学术思想上来看，由于今传本《庄子》系晋人郭象编定，郭象所分成的内、外、杂三篇，使后人争论不已，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外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为支点来确定，……其实，内、外、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齐文化是包容非常丰富的沿海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的沿海经济，在春秋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通输业。到战国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齐国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工商业迅速发展，出产“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风俗，有自己的特点。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文化上比较放达，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刘勰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吕氏春秋·上农》），所以朱熹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学术文化上，齐国对各种文化都能兼容并包，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百家之学，“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齐文化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经过长期的积淀，齐国最终形成了一种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因为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众多的稷下学者如淳于髡者流，学派众多，流品复杂。单从《管子》一书，也足以看出齐文化的包容性，这正凸现了沿海文化的特点。

通观《庄子》一书，有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

从语言风格上说，《庄子》体现了齐文化阔达的特点。《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该篇中的“北冥有鱼”显然受这种《齐谐》语言风格的影响。《齐谐》是齐国的谐隐之书，齐威王时期就好隐语，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以隐语讽谏他。好说隐语的淳于髡被司马迁放在《滑稽列传》的首位，而受《齐谐》影响的庄子，也被司马迁认作是“滑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可见庄子与淳于髡的语言风格有相通之处。

齐文化中惯用俗语，《孟子》书中曾提到“齐东野语”，野人之语即俗语。《庄子》中也多次提到“野语”，《刻意》篇说：“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秋水》篇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虽未说明是齐野语，但《秋水》是在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望洋而叹时引用野语的，恐怕与齐野语有有关的。

《庄子》中更有丰富的齐文化的内容。

第一，《庄子》中引用了大量或发源或流行于齐国的神话，如《齐物论》中舜的故事，“十日并出”的故事，《德充符》、《庚桑楚》中舜的事迹，《齐物论》中黄帝的故事，都是与齐文化有关的。

第二，《庄子》对齐国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德充符》、《天道》、《徐无鬼》、《盗跖》各篇中都有齐桓公的传说，《胠箧》详细论述了田成子在齐国夺取政权的事。

另外，《徐无鬼》中记有齐太公田和的传说，《则阳》记有齐威王与魏惠王的故事，《马蹄》、《天地》等篇中提到的“牺樽”，是齐国的酒器，画牺牛象以饰樽。《徐无鬼》中提及《金板六弢》，即产生于齐国的《太公兵法》。这些也都与齐国历史文化有关。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一书中在学术文化方面吸收了大量齐文化的因素。

如《天运》“天有六极五常”，《外物》中的“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水中有火”，《说剑》中的“制以五行”，《列御寇》中“为外刑者，金与木也”，显然是与齐文化中的五行学说相联系。《秋水》中“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说剑》中“开以阴阳”，《知北游》中“盈虚衰杀”，《田子方》中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则与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相关。

《人间世》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知北游》说“神将来舍”，与《管子·心术》上所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管子·内业》说“修心静音，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都是非常一致的。

《则阳》说“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与《管子·枢言》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宙合》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本为民，依丁士涵校改》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也是非常一致的思想。

《天地》说“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则阳》说“合异以为同，散布同以为异”，《秋水》说“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也与齐国稷下学者讨论的中心问题相一致。《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秋水》说“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这也是齐国流传已久的话，《史记·鲁仲连列传》《正义》引《鲁促连子》说：“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臣闻”二字说明“白刃交前”一语是齐国的特产。

《人间世》说：“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齐人淳于髡和孟子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孟子·告子下》说：“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管子·宙合》“夫名实之相怨久矣”。

《秋水》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这里的“权”含有变通的意义。孟子在与淳于髡辩论时，就用过这一概念，《孟子·离娄上》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庚桑楚》说“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荀子·正名》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在齐国曾掌稷下学宫之牛耳，“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齐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是没有人怀疑的。

《说剑》说：“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显然与齐人甘德《天文星占》中所说的“天圆地方”学说是一致的。

《庄子》一书先后提到许多稷下先生，《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即宋鈃，《则阳》中提倡莫为的季真，提倡或使的接子，都是稷下先生。“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使”，“或使莫为，在物一曲”，这些思想学说，《庄子》一书是保存得最这完整的。《天下》篇中叙述天下方术，更是集中论述了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诸多稷下先生的学说。庄子对稷下学者这样熟悉，这就难英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曾认为庄子本人可能也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对海的认识看出他和齐文化的渊源。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鲁国。他到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甚短，一部《论语》，只有一处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可见，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时间比孔子长，对海的感触也很深刻。《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孟子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再看看齐国人的庄子，简直对海的习性非常熟悉了，北冥、北海、南海，都是经常提到的。《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徐无鬼》说“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逍遥游》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更有《秋水》中所说的河伯与北海，描写河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而北海则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北海之神若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对海进行这样深入细致地描写，如果不熟悉大海的习性，仅凭想象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庄子是齐国人。

这就足以证明沿海文化哺育了庄子，庄子是沿海文化的产儿，庄子与齐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也撕扯不开的联系。

最后，再看庄子思想的本质特色。

《庄子》一书包含有这样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是否全书就没有主线了呢？应该说，主线还是有的，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全性说和贵齐说。

《荀子·解蔽》在评论庄子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只知因任自然，反对人为。《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又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所以，提倡“无以人灭天，无以故（人为）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顺性而为，而反对对本性的戕害，违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为，只会导致可悲的下场。《庄帝王》中为浑沌凿窍的故事就是证明。

但是，人生在世，要遇到许多麻烦，会干扰人保全真性，为此，庄子用养生说和贵齐说来完善他的全性说。

养生说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虑，因为性是天然生成的，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谓之伪，谓之失”（《庚桑楚》）。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要尊重生命，“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养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要达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须摆脱感官的牵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精神上自由了，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超越“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古之真人，成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大宗师》）。可以说，养生说是庄子对自然无为的看法。

而对主观世界，庄子要求人们贯彻贵齐说。从认识主体的主观世界来看，认识对象是整齐划一没有差别的，这叫齐彼此。认识的对象其性质是相对的，没有任何分别，无所谓大，无所谓小，无所谓高，无所谓低，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以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不存在的，天地之大可以看作稊米，而毫末之小却可视为丘山。

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判断出是非，这叫做齐是非。“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因此，“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再进一步，庄子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认识对象也是齐等的，这就是齐物我。“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这样，庄子就通过孔子之口得出一个结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他认为，只要做到齐彼此、齐是非、齐贵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精神境界。

从庄子的贵齐说，可以看出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是他看到了人的认识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免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认识主客体的相对性、认识标准的相对性。指出这一点，无疑是庄子在认识论上的功劳，超过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但庄子由此否认主体和客体的差别，否认认识有一定的标准，从而论证了知识的不可靠、对象的不能知，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可知论。

其二是从一切对象的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中揭露出矛盾，从矛盾性又说明对象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并进而否定了这些对象。从揭露矛盾方面来说，庄子哲学是有辩证法因素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庄子否定了儒墨两家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儒家把孔子看成绝对标准，子贡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孟子有“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天志》）的话，都把自己当成判断真理的绝对标准。庄子能对此加以否定，所以章炳麟认为庄子旨在发明平等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物论释》）。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庄子看来，矛盾只是单纯的破坏因素，因而他不能正确理解矛盾，从而解决矛盾，而是相反，把矛盾引向了单纯的否定，这就有了一定的消极性。

三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生与死，寿与夭，大与小，高与低，贵与贱，是与非，物与我，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相互转化之中。这说明他对矛盾同一性问题有所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庄子对辩证法有一定的贡献。但庄子把这种矛盾转化看马绝对的，不承认矛盾转化是要有条件的，使他把矛盾同一性无限夸大，以致掩盖，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否认了事物的差别，必然会走入否定客观真理的道路。

庄子何以会形成以贵齐说为主线的思想呢？

（《文史哲》1996年第5

浅议齐文化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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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2-20 11:07:39








　　在齐文化的巨幅画卷中，善于用人是一笔重彩，特别是不拘一格、打破常规任用人才的传统，更引人注目，发人深思，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 　　齐国始祖姜太公开创了“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在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为特点的宗法制度下，世卿世禄是最基本的政治制度，而姜太公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制度。姜太公出身低微，历尽磨难。据说他因不善于谋求生计，被妻子逐出家门，曾以“贩饮”、“屠牛”为生，后来被周文王任用为太师，辅佐文王、武王完成了兴周灭殷的大业，首封齐国。他的自身经历使他确定了“尊贤尚功”这一与“亲亲尚恩”完全不同的治国方针，使“人物归之”，聚集了四方贤能之士，“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很快改变了齐地“少五谷而人民寡”、“辟草莱而居”的荒凉落后局面，成为东方强国。 ^
　　管仲任政期间，进一步发扬了“尊贤尚功”的治国传统，使选贤任能趋向制度化。管仲建立了任用贤能的“三选”制度，即每年定期在全国范围内逐级选拔人才，使“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保证了人得其举和举得其人。司马迁《史记》说：“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仲去世后，齐国继续沿用他的治国方略，其中自然包括他所制定的选贤任能制度。 ^
　　“尊贤尚功”的传统，使齐国形成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齐威王不以珠宝为宝，而以人才为宝，这一思想集中地代表了齐国对于人才的珍视。早在齐桓公时，管仲就安排有八十名“游士”，带上车马、钱物，周游四方，招揽天下贤士。田齐时期，稷下学宫标示着养士之风的高潮。稷下学宫聚集天下贤士，给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赐以“列大夫”之称，大加尊宠。各种学派平等共存，“不任职而论国事”，形成了当时的思想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并成为齐国的智囊。 ^
　　齐国“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使很多贤能之士登上了政治舞台，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有些不拘常规任用贤能的故事已成为千古佳话。春秋时期，如管仲，齐桓公差点死在他的箭下，但桓公不记一箭之仇，由槛囚任用为卿相，主持国政；如宁戚，贤能有才但极为困穷，寄身于商旅之中，一次喂牛，击牛角而歌，歌声打动了齐桓公，被用为大臣；如晏婴，本为“东夷之子”，齐景公任用为相；如司马穰苴，本为“田氏庶孽”，出身微贱，因“文能附众，武能威敌”，齐景公把他从闾伍之中提拔为将军，后来任用为大司马。战国时期，如孙膑，受刖刑、黥刑之人，齐威王用为军师；如邹忌，由布衣之士被齐威王任用为相；如淳于髡，本是“齐之赘婿”，地位卑微，因博闻强记，才智过人，被齐威王立为上卿，多次受命出使诸侯，还做过齐太子的老师。这些都是齐国“尊贤尚功”传统的典型体现。 ^
　　“尊贤尚功”的优良传统对于齐国的持续强大发挥了重要作用。齐国在春秋时期为五霸之首，在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并一度“最强于诸侯”。纵观齐国历史，最为强盛的阶段在春秋时期莫过于齐桓公时，在战国时期莫过于齐威王、齐宣王时，而这两个阶段正是“尊贤尚功”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期。齐桓公不记私仇任用管仲，并尊为“仲父”。管仲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此国力大振，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司马迁说：“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由此可见，任用管仲对齐国强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听从邹忌意见，悬赏求谏，广开言路，齐国大治。又任用孙膑为军师，先用围魏救赵之计，大败魏军于桂陵，又用减灶诱敌之计，在马陵之战中大获全胜。正因为不拘一格地任用邹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出现了“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的强盛局面。齐国强盛与“尊贤尚功”传统有着直接关系。齐国强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重用人才，什么时候就会强盛。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现代社会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使国家繁荣富强，就必须建立起科学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机制，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把现代化建设变成人才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　　齐国不仅有着“尊贤尚功”的实践，而且也形成了系统的人才理论。齐文化的代表作品《管子》一书就包含着丰富的人才思想，如在重视人才上，把“论贤人用有能”作为“霸王之事”的三个方面之一，力倡任用贤能；在人才观上，强调人才应“与变随化”，明察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在人才标准上，强调“称德度功”，德能兼备，注重实绩；在人才使用上，强调“量能而授官”，“各为其所长”，量能而使，用人所长。除《管子》一书外，齐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尊重贤能之士的理论，比较突出的如颜欣“士贵王者不贵”理论，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阐明，君王必须依靠贤能之士的辅佐，才能成就功业，作为君王必须破除自我尊大的“王贵”意识，树立尊重贤能的“贵士”思想，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可以说，齐文化中的一系列精辟的人才思想正是“尊贤尚功”传统的理论产物。这些理论学说尽管距今已有二千余年，但对我们今天在现代化建设中，应怎样重视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