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鲁摘要：审阅了目前国内外诸多与《周易》有关的的各类英译与英文刊物，在基本词汇和用语方面的确尚处于纷繁凌乱状态。由于词汇术语的不统一，一语多译现象严重，往往给非汉语读者在阅读与理解上带来极大的障碍与困难。本文列举了几项比较突出的例子加以分析，尤其对“易学”一辞的翻译笔者尝试杜撰了一个英文新学名－“Yimutology”。为了使易学真正的走向世界，笔者呼吁易学界该和英语专业界结合共同探讨研究《周易》的学术翻译，并制定出一套统一、标准的易学用语与术语。
关键词：英译《周易》;《易经》；易学；Yimutology
目前在西方诸多《易经》的英译版本中被公认为最具权威的有两个译本，一是英国的传教士利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翻译的《I Ching: Book of Changes》[1]；而另一本则是德国同善会的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翻译的《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2]。前者是地道的英译本，而后者是德文本转译成英文。这两译本之所以会在西方易学界备受推崇，主要原因也许是他们与以往很多翻译者不同之处是两者分别在香港与中国生活数十年，熟读四书五经，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唯有在如此扎实的基础上对《周易》的翻译才能做到达、雅、信的水平。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西方对中国《周易》的认识程度虽然不断在提高，可是在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却似乎还停留在同一个水平，甚至还有倒退现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电子刊物的出现，再加上传统的印刷物，有关《易经》的论述与刊物以指数性的速度在传播。从国际互联网络上就可观察到，西方世界对《周易》的理解大多数是与风水、占卜等玄学画上等号。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是通过看风水和算命才认识《易经》的。即使在大专院校里学生选修《周易》不再是从哲学与文化或历史的纯学术观点去研究学习，而大部分都是以功利的出发点为了看风水这一单纯目标而学习。相比之下这与19世纪的利雅各与卫礼贤时代不可同日而言。之所以会有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固然有其一定的社会因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上一个世纪世界华人易学界缺乏与西方乃至世界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与沟通。虽然近十年来中国的易学界作了不少努力，先后组织举办了不少大型国际交流会议，国外（主要都在东亚地区）也举办了好几次，可是这些易学交流都局限于汉语文化圈。所以真正的易学内涵与精神、最新研究成果等尚未能传达到西方的学术界。东西方在语言与思维上的隔阂与差异是客观事实，今后如何相互沟通与交流是易学走向世界的一大课题。
（一）
《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博大精深，宇宙中的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经典著作，也正是如此，它也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千古奇书。相传自伏羲画卦到其成书的西周（约前十二世纪）年代算起到现代的21世纪，时空跨度已有三千多年，在世世代代先贤与易学大家所留下的丰厚著作的基础上，国内易学界对《周易》的研究与阐释至今还有诸多分歧与争议，更何况国外那些为数不多的汉学家？在如此状况下易学的对外翻译所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对《易经》的解释与翻译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术语标准。当然，被称为对经文注释的《十翼》里的《系辞传》、《说卦传》、《彖传》等的理解与解释应有学术上的自由度，可是基本术语或用语应该有一套规范统一的标准英译词汇。汉语本身是自明的，如“卦”就是卦，“象、数、理”就是象、数、理，没有其他的词汇来代替现有基本概念，可是一旦把这些基本术语翻译到英语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与之相对等英语的问题。混乱局面从此开始。审阅了国内众多有关易学方面的英译/英文刊物，基本术语与用词不但不一致，所译内容往往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原本已艰深难懂的内容，再加上用词不当或误译，如此译文只有制造更多的混乱与迷惑，更谈不上沟通与交流了。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非汉语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与其如此倒不如不翻得好。诚然，西方易学界在《周易》的用词方面也不尽统一，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词汇选择，而更多的是在对《周易》理解程度上的问题。如前所述，《易经》是一部全开放系统式的著作，有这样的理解就有这样的词汇，不同观点就有不同的用语。目前唯一能起到规范作用的就是上述利雅各与卫礼贤的两本英译经典。
（二）
以下就举几个具体的常见例子加以讨论[3][4][5][6]。
1）《易经》一辞的翻译探讨
“易” 字在中国甲骨文中的意思是“日”和“月”，“日”是“太阳”；“月”是“太阴”。《说文解字》曰：“易：日月也。”《易经》是一部书，而《周易》是孔子加上了十部注释在内的、由东周时期定稿的《易经》注本。
如前所述，是利雅各与卫礼贤开了个头，西方一直把《易经》与《周易》通称之为“I Ching”、“Iching”、或 “I-Ching”。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这非拉丁语系的陌生词汇，在 “I Ching” 的边上加了个旁注”“The Book of Change”。 这也许是两位大汉学家的初衷吧。之后，几乎所有在国外出版的刊物都用了这旁注作为标题，有时索性就用“The Book of Changes”而把“I Ching”给省略了。虽然也有人开始用“Zhouyi”或“Zhou Yi”，但他们的所谓“周易”和“易经”在概念上没多大差别，绝大部分还是使用“I Ching”。可是在国内出版的易学刊物上经常把 “I Ching”等同于“The Book of Changes”,如此一来把旁注（一个完整的句子）当名词使用。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帛书易经的翻译:“Book of Changes copied on Silk”，很明显的这不是一个好翻译，按照一般正规翻译应是“I Ching on Silk”就可以了。这是其一。
其二，“I Ching”一辞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如今标准汉语拼音已被广泛使用，为什么我们不用“Yijing”这个字呢？也许有人认为I Ching已被广泛使用多年，在很多标准英语词典工具书里都有收录，没有必要再去改变。不过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全世界在学习汉语的人不断在增加，根据最新统计，全球已有三千多万人在学习汉语，而这个数目字每年还不断在增加。今后这些广大的汉语学习者恐怕在他们的汉语字典中不一定会找到”I Ching”这个词汇。其实西方有很多有识之士已开始用汉语拼音的“Yijing”[7][8] [9]。再说，中国是《易经》的发祥地，理应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2）八卦、六十四卦
八卦：Eight Trigrams, Ba Gua
六十四卦：64 Hexagrams, 64 guas
在译文中经常可看到八卦的Trigrams与六十四卦的Hexagrams混着用，三爻卦与六爻卦不分，更有甚者在同一段同一页的译文里Trigrams, Hexagrams与64 guas同时出现，其实原文指的是同一个六十四卦。有时译者擅自把trigram分开写成“tri-gram”。 如此基本错误似乎与翻译本身没多大关系，而是一个属于治学严谨性的问题了。
3）象
象：常见的有Images, Symbolisms, Emblematics, Patterns, Xiang等
卦象：Gua images, Gua symbols等
象数：Image-Number, Pattern-Number, Xiangshu等
同样的Images与Symbolisms经常同时使用，容易被读者误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4）河图、洛书
河图：The He Map, He Tu, Hetu, River Diagram, River Map
洛书：The Luo Writing, Lo Shu, Luoshu, Lo Diagram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的翻译就更五花八门了。
5）先天八卦、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方位图: Early Arrangement of Fuxi, Fuxi’s Arrangement, the Earlier Heaven Sequence, the Early Heaven Arrangement, the Primal Arrangement，Primordial Yi
后天八卦方位图: Later Arrangement of King Wen, King Wen’s Arrangement, the Later Heaven Arrangement, the Inner-World Arrangement
从以上几个简单例子可看到，不但是一语多译，而且是多意。不同作者，不同版本有不同的翻译，这尚可理解，可是往往是在同一本书里或刊物上前后有不同的译辞与用语。句子、叙述等的翻译可多变，可是术语和专用辞只有一个，一旦选定后就必须前后一致，以保持论述的完整与统一。《易经》不是普通文学或散文作品（亦有人如是观），不用讲究辞藻华丽优美，以目前的阶段来说译者能把意思弄通就难能可贵了。旁观其他众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一套严谨的专用术语，而易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亦理应如此。
6）易学
易学：I Ching Studies, I Ching Learning, Studies of Yi, Yijing Theory, Yixue 等。
对于这个字的翻译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众所周知，易学这名词是一个广义范用辞，简而言之，即专门研究《周易》和《易经》的一门学问。研究手法与领域包罗万象，可从人文历史角度，可从哲学、自然科学角度等，而中医是最早的一个典范。所以其函盖面已远远超越《易经》经文自身的阐释与卜筮的狭隘范畴。近十多年来在多方努力下，易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是该肯定的。随着易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易学这棵“大树”已开始枝繁叶茂，易学将会成为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既然中文已经有了一个既自然而简单的“易学”，相应的英文也该有个科学的名词。
如前所述，笔者不赞同使用“I Ching”，以下讨论一律使用汉语拼音的“Yijing”。“Yijing Learning”意思是通的，不过Learning用在一门学问上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原意出自对当时的原文《圣经》及希腊，拉丁古典作品的研究[10]，可是这辞用在当今易学研究方面还是欠缺了一点。“Yijing Theory”就更不可取了，直译是《易经》的理论/学说，这与一门学科的涵义相去甚远。“Yixue”就免提了，这不是翻译，是汉语拼音，非汉语读者更看不懂。“Studies of Yi”与“Yijing Studies”固然很好，不过还不够简捷。前者指的是对易的研究，而后者是《易经》研究，不过也有易学的含义。从词句构造上来说，还是离不开《易经》这两个字。正如前所述，易学的内涵已远超过《易经》本身，我们没有必要再围着《易经》作文章，有鉴于此，笔者斗胆的提出一个新词汇－“Yimutology”。
“Yimutology (/,imju:’t
ldzi/)”的字源与涵义基本上这字由三个辞源所组成，“Yi”是“易”的汉语拼音；“-muto-”取自英文的mutable, mutation,即易变的，变异，人生的浮沉等意；而最后的“-logy”则源自通用的拉丁文“..….学”或“..….论”。三者组合起来即为“研究易变化的学问”。那么易学家也很自然的称为“Yimutologist”了。如果按以前的译法就根本无从叫起。这新词不但简单明了，而且还保留了《周易》的精神内涵。再者，“Yimutology”与“The Book of Changes”相比之下，前者是个名词，而后者毕竟还是一个短语。从语音角度上看，这字念起来也顺口，唯一的缺点是它的发音和免疫学的“Immunology”有点接近，不过在学科林立的学术界发音相近的学科比比皆是。词尾上加了“-logy”后就能与其他学科看齐，易学也就能在学术殿堂里有个贴切的“名份”。 当然，笔者也不排除还有更贴切更完美的翻译或新词，在此只不过提出来和易学界的方家们共探讨，以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结论
目前国内外的易学界在《周易》的英译与统一用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以上只不过是笔者信手拈来的一些例子，估计未能阅览的相关资料还很多。至于六十四卦的译辞，卦爻辞的译文等等更需要时间与谨慎的治学精神与态度进行反复的的推敲。无可否认，《易经》与易学论著的翻译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课题，我们不能再以单纯翻译的态度对待这工作，我们应把易学的翻译工作提升到学术的层次。
综上所述，目前面临易学翻译工作者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除了对《周易》本身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外，对中国的先秦哲学与儒道思想等经典著作也应该有所认识；其二，英语专业水平要求程度较高，非六级以上或与之相同水平的英语难以胜任此事。
孔子说的好：“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笔者建议，易学界应组织一批专家与学者共同探讨研究今后的易学翻译工作， 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有高级英语专业乃至英语文哲界的学者与专家共同参与。我们可从最原始的英文《易经》定名开始，将目前纷繁杂乱的英译易经词汇来个统一化和标准化，从最基本的做起，真正的国际交流才算迈出第一步，日后才有可能将中华瑰宝之一的《易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Legge, James.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66.
[2] Wihelm, Richard.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3rd edition. Translated from German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3] 周易研究，2001－2002（5）。
[4] 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 第四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5] 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6] 秦颍，秦穗校注今译。周易Book of Changes.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7] http://www.mcelhearn.com/yijing.html (2003)
[8] http://www.clas.ufl.edu/users/gthursby/taoism/iching.htm (2003)
[9] http://www.fengshuigate.com/bagua.html (2003)
[10]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Unabridged)。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ouyi and a Few Suggestions
-A Proposed New Term “Yimutology”-
Wong Tuk-Yee
Abstract: General inspection of the current published works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Zhouyi reveals that neither a common vocabulary nor standard terminology wa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s, which has resulted in much confusion. Non-Chinese readers in particular have great difficulty interpre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Zhouyi. A number of ideas for improvement have therefore been suggested and one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note: The coining of a new English academic term to denote the study of I Ching - “Yimutology”. In order to aid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Zhouyi, the author has appealed to those currently involved in Yimutology (or ‘Yijing Studies’) for the setting up a translation study group, to work alongside scholars of English literature towards establishing a unified and standard terminology for Yimutology.
Key words: Zhouyi; I Ching; translation; Yijing Studies; Yimutology
原载《安阳大学学报》2003年6月第2期（总第6期）。
编者按语
黄德鲁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应引起易学界的重视。黄先生就国外对易学的理解和翻译问题，提出了新的翻译理路和译名，并探讨了其它翻译问题，毫无疑问，对于易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发扬光大，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易学翻怿，最难的方面是易学的哲学思想及相关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能否以西方的哲学概念正确翻译易学哲学原理的问题，在宏观上，这也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存在着“合法性”问题，那么，易学的外文翻译当然也存在着“合法性”问题。所以，黄德鲁先生的易学翻译理路，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推进。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问题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由易学的复杂性所决定，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即使按照黄先生的翻译理路，也可能出现另外的译法：如果考虑“易”的“不易”或“简易”的内涵，将会出现另外的译名。所以，正确规范易学的哲学内涵，是正确翻译的前题。然而，就现代易学研究而言，自《帛书周易》表明了与通行本不同的思想原理之后，易学已成为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艰深课题。可以相信，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一定能给国外读者拿出一个较好的译本，正如黄先生所言，这需要学界多方面的通力协作。
这篇文章微观上是一篇讨论易学的翻译，在宏观上讨论却含有对国外易学向数术方面发展的担忧，国外易学从利雅各、卫礼贤翻译及研究水准的倒退，可谓略见一斑。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国内的表现更加狂热，笔者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水算命大师寄来的资料及不时收到投给网站“周易研究”栏目的数术类稿件，可以看出，易学极其需要以正确的理性正本清源。
说到底，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易”的正确理解，决定于能否正确解读《周易》的思想体系，而我们的易学研究现状表明，距离这一理想，还十分遥远。
欢迎读者就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鞠曦 2003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