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是假新闻
河洛水
一
《中国文物报》今年8月28日《收藏鉴赏》周刊第二版(“信息资讯”版)“资讯”栏登了一则假新闻《河北新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先让我们欣赏一下这则假新闻。
“不久前在河北省兴隆县发现的一件残断的刻纹角器,经鉴定,确认为迄今1.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饰纹鹿角,为现有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这件古老刻纹角器,是由赤鹿的眉枝做成的,残存总长13、中部直径3.7厘米。整个纹饰协调,刻画流畅,图案美观。尤值得注意的是,中部一组的纹饰涂有朱色。据介绍,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中,迄今已有较多的纹骨、角器发现。而在我国,除了山西晚期旧石器遗址的一件骨雕外,像这种比较复杂的饰纹角器尚属首次发现。(消息提供/文洋 海泉)”
早在1989年,旧石器考古专家尤玉柱即在《文物天地》上发表文章《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在介绍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同时,也介绍了我国考古发现中的一些旧石器时代刻纹骨片、骨器,其中就有在河北兴隆发现的一件刻纹鹿角。现将尤玉柱先生的介绍照录如后:
“两年前王峰同志在河北省兴隆县一石灰场收集被炸出的动物化石时,发现了一件纹饰鹿角。该件已经石化了的鹿角属赤鹿右角眉枝残断,其上的纹饰复杂,图案美观,实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刻染艺术佳品(见本期封面)。这一鹿角残断仅留12.4厘米长,似经磨制后再行雕刻,最后染上红色。雕刻(阴刻)的图案可分三组:第一组由直线、斜线和连弧纹组成;第二组由互相平行的密集的曲线组成一个“8”字形;第三组由四组密集的曲线构成,形成对称性很强的图案。这件纹饰鹿角只是一种装饰性美术作品,也有可能代表某种迷信色彩。根据伴生的最后斑鬣狗、赤鹿、斑鹿等动物化石判断,其时代应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多年前。” (《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11——12页)
正如尤玉柱先生文中所说到,同期《文物天地》的封面刊登有不同侧面和角度的关于该纹饰鹿角残段的三幅彩照,纹路颇为清晰。
杨泓先生著《美术考古半世纪》也提到河北兴隆发现的鹿角眉枝。他说:“在河北兴隆发现的1件已经石化的赤鹿右角眉枝的残段上的刻划,由阴刻的线条组成三组图案:第一组由直线、斜线和连弧纹所组成;第二组由互相平行的密集的曲线所组成,呈‘8’字型;第三组由四组密集的曲线构成,形成对称性颇强的图案。刻纹以后,又染成红色。这件距现在约万余年前的作品,显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掌握了简单的图案构图规律和色彩的运用,可以称得上是原始的美术品了”(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8页)。这段话显然是据尤玉柱先生的文章而来,所谓“鹿角眉枝”当指同一件器物。
二
《中国文物报》8月28日关于河北兴隆县刻纹鹿角的报道迄今过去两个多月了,我们并未见到关于该鹿角残段的更详细深入的报道(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理当有更详细深入的报道),因此我们判断它是一个假新闻、一条假资讯,所谓“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应该就是1989年尤玉柱先生在《文物天地》上介绍的那件在河北兴隆县一个石灰场所采集的鹿角眉枝(两个报道除长度相差0.6厘米外,其余基本情况都一致)。想到这里,我不禁大笑起来,因为据尤玉柱先生的文章,鹿角眉枝的发现时间应该是1987年,而《中国文物报》的报道却说是“不久前”,这个“不久前”居然可以等于15年前,而不是我们寻常所理解的几天前或几十天前,岂不好笑!
《中国文物报》关于刻纹鹿角的报道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刻纹鹿角并非“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据有关资料,在南亚印度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些洞穴和岩棚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壁画,构图较简单,内容有鹿群和羚羊群,还有带矛、盾和弓箭的猎人,舞蹈的场面以及带动物面具的人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从年代上说,河北兴隆发现的刻纹鹿角与印度半岛上那些洞穴和岩棚壁画是一致的,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艺术品这个角度看,后者所表现的内容以及刻画的复杂程度显然并不亚于前者;当然,发现时间的早晚更为明确,兴隆县的刻纹鹿角要晚于印度半岛上的洞穴和岩棚壁画。因此,“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就显得没有着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物报》的报道也是一个假新闻、假资讯(我这样说并非诋毁以及看轻在中国河北兴隆县发现的那件刻纹鹿角。相反,从人类文明、科学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看,河北兴隆那件刻纹鹿角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并不低于印度半岛上的洞穴、岩棚壁画,甚至可能也并不亚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那些洞穴壁画和刻纹骨片。只是目前我们都习惯于从美术的角度去看待远古人类的刻画,《中国文物报》的报道也说的是“艺术品”,所以我们便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判断不久前“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是一个假新闻还有一些明显的理由和现象为据。其一,既然是我国以及“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作者为什么不提供照片?《中国文物报》为什么不登出相关的照片?如果作者没有提供,《中国文物报》的编辑为什么不联系和要求作者提供照片?其二,既然是我国以及“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如此重要,《中国文物报》为什么不放在头版作新闻报道,而要将其置于《收藏鉴赏》周刊第二版的“资讯”栏目?其三,既然是“迄今1.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饰纹鹿角”,而且为“现有亚洲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艺术品中的珍品”,这个认识和结论显然只有旧石器考古专家和古人类学家才能作出,而《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一文并未提供对刻纹鹿角进行鉴定和确认的专家姓名以及相关情况,而仅以“经鉴定”、“据介绍”这类模糊语言代替。其四,《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说“在我国,除了山西晚期旧石器遗址的一件骨雕外,像这种比较复杂的饰纹角器尚属首次发现”,既然不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现而是“首次发现”,它当然是指尤玉柱先生文中提到的1987年那次发现了,因为专家、兴隆县文化文物管理部门以及《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河北兴隆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刻纹鹿角眉枝。从编辑的角度和立场上看,判断《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为假新闻更为方便和容易,那么很有可能编者是有意让这条假新闻和过时的消息在自己手下获得“准生证”从而让“不久前=15年前”这个等式能够成立。
三
如果我们没有猜测错的话,那么《中国文物报》对《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的处理是否妥当呢?笔者以为不妥,理由如下:
其一,将一个15年前的发现当作新闻处理,这是对新闻性质和原则的损害;其二,将一个15年前的发现当作新闻和新的资讯提供给读者,这是对读者和消费者的不尊重;其三,《中国文物报》是我国文物考古界唯一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一张报纸,学者或读者在做研究、写文章时难免不对有关报道加以引用,所以《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这种假新闻和“资讯”可能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损害和负面影响。《中国文物报》的《收藏鉴赏》周刊并没有从《中国文物报》这个主体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收藏鉴赏》周刊并不是专门为社会上一般爱好收藏、古董的人办的地摊性质的报纸,它仍然是《中国文物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其一,《收藏鉴赏》周刊自始就纳入了《中国文物报》的总编期号,如2002年8月21日总第1040期,为《收藏鉴赏》周刊,2002年8月23日出《中国文物报》总第1041期,2002年8月28日出总第1042期,为《收藏鉴赏》周刊,2002年8月30日又出总第1043期等。其二,一些重要甚至重大的考古发现是在《收藏鉴赏》周刊得到较为全面、深入的报道和介绍,而在“正刊”上仅有简略的报道或者没有报道,如关于凌家滩出土玉器的报道(总第0932期)、关于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报道(总第0971期)、关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物的报道(总第1008期)、关于里耶秦简的有关报道(总第1032期)等都是这样。其三,《中国文物报》最近的改版也能说明问题,新增的《遗产周刊》将最具学术和理论意味的原有的“考古”版变成其第三版。可见《收藏鉴赏》周刊和《遗产周刊》都是《中国文物报》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物报》自身,它们都带有学术性质。
《河北兴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这种稿子既没有新闻价值,又没有学术价值,甚至它对新闻和学术都是一种损害,《中国文物报》放过这种有明显缺陷和漏洞的稿子,让其出生,想来可能只有一种原因和理由,即从弘扬中华古代文化、增加报纸的可读性出发,作为一般资料提供给读者。但这样的思路和做法仍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弘扬中华古代文化、给读者提供资料、增加报纸的可读性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方式,比如对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按时代、按类别、按省份、地域等等进行专题介绍,也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作纪念性的专题回顾、报道以及研究总结(《中国文物报》这样做过,但尚不系统、深入),完全不必要以损害新闻理念和学术价值为代价。
《河北新隆发现1.3万年前的刻纹角器》的出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比如就在这篇假新闻出生前半个月,2002个8月14日的《中国文物报》,仍然是《收藏鉴赏》周刊的“资 讯”栏,登了一篇《陕西发掘出土国内最大陶鼓》。文中说陕西千阳县沣头村发掘出土“一面距今约4000多年的巨型陶鼓”,“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陶鼓”,“遗址的时代应相当于半坡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多年”。这个说法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所谓“半坡文化时期”,如果是指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那么它的年代是距今7000——6000年,而不是4000多年;如果“半坡文化时期”是指西安半坡遗址的年代,那么陶鼓的年代不仅不止4000多年,而且也是不确定的。西安半坡的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内涵丰富,也最典型,半坡类型即由此得名,其年代距今6800——6300年,而晚期遗存很少,学术界称为西王村类型或半坡晚期类型,其年代距今5600——50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4页、596页)。可见“半坡文化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其年代都不止4000多年,而一般所言“半坡文化”当是指半坡遗址的早期遗存,其年代在6300多年前,因为早期遗存才代表“半坡”(有的学者将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称为“半坡文化”,其年代也应在6000年前)。所以千阳沣头村发掘的陶鼓如果是“半坡文化时期”,那么其年代就不止4000多年;如果其年代为4000多年,那么它就不属于“半坡文化时期”。
近年来,中国文物考古界走向市场、走向大众已渐渐形成一种呼声,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这本是一个好的倾向和现象,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考古要走向大众是有困难的,个人以为这主要受制于文物考古界对出土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远没有达到与市场和大众相应的程度。《中国文物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的权威媒体,就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在世界上的影响日渐增大而言,它应该努力成为世界文物考古界有影响的媒体,因此它的任何编辑和市场行为都应以不损害新闻和学术价值、理念为前提。这是我们对《中国文物报》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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