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邵雍与朱熹
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易传·系辞下》对此也说得很明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但是，邵雍和朱熹对六十四卦的产生另有一说。
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按邵雍的理解，三爻的八卦和六爻的六十四卦均是按“一分为二”的裂变方式产生的（有些《易经》现代科学论者又据此认为《易经》八卦包含现代物理学中的核裂变原理）。朱熹对邵雍的说法很是赞赏，他认为邵雍所说的生卦方法比起说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两两相重而成更为合理，更为自然。邵雍按“一分为二”的方法作有先天八卦小横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大横图，朱熹对此解释说：“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屈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八也。若逐爻渐生，则邵之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周易本义》卷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又说：“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叠 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为六十四卦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之造作，盖不同矣”（《易学启蒙集说》引朱熹《答林栗书》）。朱熹甚至认为，邵雍所说的“一分为二”式的生卦过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比如可以画出七爻卦、八爻卦等等。
当代研究易图学的知名专家李申先生也倾向于邵雍和朱熹的说法。李申说：“依朱熹的解释，八经卦的产生，开始于阴阳二爻。阴阳二爻继续发展，产生了四个二爻一组的卦；二爻卦再发展，就是三爻一组的卦，也就是八卦。如果仔细推想，这样的逻辑推演，很可能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所以他认为“八卦的产生，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某位天才人物一开始就画出了完整的八卦，为大家所应用；二是人们先画了两个爻象或类似爻象的符号。由于占卜实际的需要，符号需要增加，于是就用这两个不同的符号，两个一组，组成了四种符号。此后，又于每一组上再添加一个，成为三个一组的八卦符号。比较起来，哪一种情况更加合乎历史实际呢？我 们认为可能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由三画卦向六画卦演进，也同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传统所说，两两相重，成为六十四卦；一种如朱熹的解释，先生出四画卦，再五画卦，由于不好用，废弃了。二者相比，我们仍然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至少，二者有同等程度的可能性”（李申著《周易与易图》133——13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根据邵雍、朱熹等人所推测的八卦六十四卦生卦方法，在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存在的同时，历史上必然存在二爻的四卦（卦象即现在易学中所称的四象）、四爻的十六卦、五爻的三十二卦甚至可能有七爻的一百二十八卦、八爻的二百五十六卦等并得到某种运用，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古代文献、出土资料还是民族学资料，均无一点相关的音讯和证据。张政烺先生对传世器物以及考古发掘中出土器物上刻画的数字卦的破译更能说明问题。自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以来，目前见诸报道和释读的商周以来的数字卦约在100例左右，其中仅有数例卦符不是三爻或六爻。这几个例外的四爻卦、五爻卦，有的可能是因为器物残损或者是因为铜器锈蚀而尚未完全“剔出”的原因所致，如《续殷文存》卷上7页载“八八六八”鼎文（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而其余几例皆为爻画卦。张政烺 、冯时等对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一个五爻卦、《吴愙斋尺牍·吴清卿学使金文考·读古陶文记》第七册所载的一个四爻卦以及传世商周青铜器上用连线“———”断线“— — —”组成的四个四爻或五爻卦作了释读，认为它们是六爻爻画卦的一种简省画法，而且有内在的规律性（略当于后世易家所说的“互体”），简省得很科学（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4——3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目前已知的有：崧泽文化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蔡运章先生在《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中谈到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笔者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陶器刻画符号中发现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在两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参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分布在中国东南部，中原和西北部如此广阔的地域且年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数字卦，却有一定规律性和一致性，即它们只与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相关，而与什么四爻卦、五爻卦无关。按邵雍、朱熹以及李申先生的理解，在史前时代，必然应该有四爻、五爻的数字卦与三爻、六爻的数字卦伴出，而且前者出现的机会还应该大于后者，至少应相等。因为根据易卦起源卜筮论者的说法，六爻六十四卦的产生是由于三爻八卦用于预测万事万物过于简略、不敷日用，所以要向六十四卦的方向发展，而超过六十四卦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八爻二百五十六卦等又过于复杂，不便掌握，这样位于三爻八卦与六爻六十四卦之间的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在八卦和数卜起源的新石器时代自然应该有较多的机会出现。但是考古资料一点也不支持这个推测。
相反，从八卦起源天文历法说的角度看，无论是早于《易经》的商、周数字卦还是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它们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三爻八卦由年周期的分割而来：“太极”即一年的通称，阴阳“两仪”即一年中的冬夏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太极”生“八卦”是按“一分为二”的方式产生的，这一点《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已经载明，而且它们与年周期的分割相应，即与天文历法有关。八经卦相重得六十四卦，其数理也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合：六十四卦以乾、坤、坎、离四卦或坎、离、震、兑四卦定四方四时主二十四节气，而以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纪一年三百六十日（余五——六日为过年日）。八卦六十四卦及太极图所反映的阴阳消长关系皆与天文历法相合；四爻十六卦、五爻三十二卦以及更多的七爻一百二十八卦之类在史前及商周时期均不得而见，这些数理同时也与古代天文历法和历数无关。可以这样推测：由于纪理一年四时八节的需要，产生了八卦；由于八卦崇拜和纪日的需要，古人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由于八卦和六十四卦作为天文历法有预知未来的“神性”，古人将它们用于占筮，于是数字卦产生。这种推测意味着，在数字卦产生之前，必然存在用阴爻（— —）阳爻（——）表示的三爻八卦和六爻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经为此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材料和证据。仅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均有系列的爻画八卦符号，而且大多绘制得极为精致、巧妙，将装潢、古代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白衣彩陶钵第三期AI式F1：26肩腹部饰有两圈极精美的图案、符号，肩部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均以红褐彩为地纹，衬出每个坤卦符号的六爻十二个白色小方块，计其数为六卦三十六爻七十二个白色小方块，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季两月七十二天，腹部一周有数组竖画的白彩短条纹，仍以红褐彩衬出非常醒目，每组白彩短条纹为五条可纪十月太阳历一年的五季、五个时段（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这件保存完好距今约5000年的彩陶钵，可以说是中国史前人类的杰作之一，它至今仍可以作十月太阳历的历书使用。大河村类型与发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自西向东推进的早期仰韶文化有关，十月太阳历由陈久金、刘尧汉、卢央等学者发现、发掘于当代西南地区彝族文化（八卦在彝族文化中也正是天文历法），而彝族文化的远源正是中国西部的远古文化，这些都合若符节。当然，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史前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表明，邵雍和朱熹关于六十四卦来源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关于八卦由“太极”按“一分为二”的方式分裂产生则是正确的。显然，邵雍和朱熹是根据《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段话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产生进行推测的，这其中有得有失。邵雍以《皇极经世书》和《梅花易数》名世，其预测大师的身份历史上罕有人与之并肩，邵雍对八卦的根底尚且猜错，其他的预测大师也就不必过分看重了。当然，所谓《易经》八卦包含原子核裂变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一清二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