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近代史的尘封，中医与西医，争端不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故事，像民国初年的“旧医登记案”，就是一处有趣的历史“遗存”。
关于《旧医登记案》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远远深过当时在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比如“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纠葛。结果当然可以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为了西医的发展，抑制“旧朝势力”，故“废止中医”的呼声此伏彼起、甚嚣尘上。
这次“大会”最后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旧医登记案(草案)》，要求全国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政府的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旧医登记案》还提出，需要规范旧医的发展，其中“不许宣传旧医”、“不许开设旧医学校”是两条比较重要的“限制”。
对此西医限制中医的“登记案”，中医哪里肯服？于是以此为“药引子”，一场社会始料未及，但却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辩论”终于爆发了。
“龙虎斗京华”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其中有四个十分厉害的角色值得一提。其中有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首先是余岩博士，他是西医代表，有过留日学医的经历，文章写得好，《旧医登记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来的。
其次是名医陈存仁，他不但通晓中医，同时也通晓西医、西药，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就是他的编撰著作。在论战中，陈先生是自然产生的“反对派领袖”，并与余岩几度交手，一胜再胜，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龙虎斗京华”。
第三个是在幕后“唱帮腔”的大内高手，此人名叫褚民谊，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属政界、学界、商界的“三栖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他才是“废除旧医案”的真正主持人。
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却“土”太多了。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也不笨，所以他对于中医、西医“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可以发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没有他出面支持讨论，形势可能一边倒。当时他的观点是：对外伤相信西医，这种认可情有可原；但在内伤方面，他认为“西医无能”，颇多微词、以及各种讽刺与挖苦。事实上，薛笃弼“生性好事”，愿意大家争个明白，所以只要有反对意见，他都“鼓励”。
仔细分析，卫生大会提出的“旧医登记案”对中医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断送了50岁以下全国中医的行医资格，同时，也砸掉了很多中医的饭碗。在议案行文之中，很明确地流露出所谓“废止中医”的意图，尽管也有“临时登记制度”，但此项登记，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办法”。
在当时中西医之间商业竞争激烈、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单方面提出这种方案“考核登记中医”，贬中褒西，结果不问可知，无异是捅马蜂窝。
所以战局一开，在全国各大报刊，中、西医互打笔仗，谩骂、攻击，连篇累牍，南京政府机关门前也有很多中医、患者前来围堵、“请愿”、“请饭”，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虎踞鹰扬，鸡飞狗跳”，唯恐天下不乱!
据报刊记载，一番当堂比武，真刀实枪地闹下来以后，以西医失手告终。“旧医登记案”当然就是“无法执行”、不了了之。此后，中医照旧“把脉”，西医照旧“测量体温”，而于业界民愤甚大的几位西医，由于此次“改革”的败阵，从此也不敢出头，更有人退出争论以后，从此再不谈医了。
当时有家报社评论“掐败”的西医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
蜗牛角上争何事？
古人爱用“蜗角之争”来比喻极微小的境界之争。据《庄子-则阳》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
当年的中西医之争，现在看来，其实无非“蜗角大战”，这个争端从本质来说，名为维新、改革，实为利益之争；其中，各自的商业与发展利益是贯穿全部争议的主线。而且，双方都抢着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借此机会，也给自己打些不要钱的商业广告。
西医在《废除旧医案》中，一上来就称中医为“旧医”，自称“新医”，并以此为“正统”；对此，中医反戈一击，自称“国医”、“中医”，根本不承认“西医”才是所谓“新医”，偏要叫他们“西医”、“洋医”、“外医”、“鬼医”，而且前面也经常要加上一个“旧”字，曰“旧西医”、“旧洋医”。
也许从一开始，这场争论就不能算中医、西医的“存废之争”，而是一次炒作，是社会矛盾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但它在最后阶段，已经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一次全社会的“大辩论”，并且引发了另外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即后来的“科学与迷信”的大论战——这个“科学与迷信”的论争，双方观点一开始也是一样混乱。
但是经过这种学术优劣之争，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很多人发现，世界上任何理论其实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陷，在这方面，中医与西医完全没有本质不同。
比如，当时的西医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会、道、门”、胡大仙、江湖骗术之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博士声称：中医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这就暴露出有的时候，作为西医的余岩并不真正了解中医，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反科学”的态度。
由于自恃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以及药理学做后盾，开始时余岩的气也很粗，频频出手，明显处于攻势，但是当问题“越辩越深入”以后，他才发现，不论是中医的理论，还是西医的理论，原来均不能完全验证自身的正确，西医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也不是“完整的东西”。
而中医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辩论的主要观点，并且控制了辩论的进程与走向。对此，当时的中医根本不谈“扁鹊”与“华佗”，也不谈《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所有深奥的理论全不提，从始至终，中医只强调了两个字，就是“效验”——“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因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论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
由于中医抓住了最关键的“效验”两字大做文章，所借助的正是非常正宗的实证科学，以及相关的西方理论，所以在理论上，中医经过一番“详论”，就已经不比西医差，毕竟要论科学，大家先要统一语境，那么西医已经不占上风；同时，由于中医有数千年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医书医案，其疗效、功用“世所共知，人所共见”。所以，中医也可以采用当时西医的理论来说明中医的学术，但是西医却很难用自己的理论进行同样的反推。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中国人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闭门造车”，意思是关起门来在家中造车，而不了解外面的道路，脱离实际，其结果必然是造不出合适的车子。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最早是朱熹所说，“闭门造车”之后还有下半句，叫做“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所以，朱熹本来是提倡“闭门造车”的——“学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只要合乎规矩，那么，开门造车与闭门造车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逻辑无异于手里只拎着一根儿“现代科学”的大尾巴就想“压人”。而且，既然在余岩博士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土枪土炮与洋枪洋炮一样，那么，中医该送博物馆、早死早埋；西医才是天之骄子、国运攸关。这种不讲理的怪诞逻辑，最终令西医失去了广大支持者、同情者。
论战初期，西医就犯了这个“闭门造车”的错误，比如他们居然可以指责中医没有自己的理论。由于西医控制了部分舆论与报馆，所以也显得“咄咄逼人”，在他们眼中，中医不仅是些混饭的蝇营狗苟之徒，而且与“拳匪、长毛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了。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法制方面，在民主方面确实比中国有优势。正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是互为逻辑上的条件与因果关系的。而中西医之争，却根本不似中西之间的其它论争那样直观、明显，特别是在实证与效验方面。
事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文化的“凯歌”声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中医之所以能够在西医与时髦文化的联合围剿下挺立、坚持，是由于中医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输给过西医，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上海，同样如此。
所以在辩论过程中，最令西医们难堪的是中医“真金不怕火炼”，中医的医案居然“可以重复”!同样的病，你可以用同样的药方，是同样有效力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难及。
从本质上说，西医之所以不具将中医扫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医自己没有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
此外，在“内科杂症”上，中医也有极大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界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所以，由西医贸然提出“废除中医”在一开始就有些勉强，不但对民众的支持力度相对估计不足，相关技术准备也不充分。
此外，还有环境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医疗行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相对来说，在价格上，中医比西医便宜，行医的受制条件也相对简单一些，在疗效方面，西医又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可能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口岸城市，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独占市场”，而是由于那里根本就没有西医“行医”的条件。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只要好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罢，你能治好他们的病，比说什么都强!
以此观之，中医与西医之争，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后来，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论，他们提出“医者父母心”，要反对“崇洋”与“复古”的左右偏激，以国计民生为本，“悬壶济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谁也别想吃了谁，大家共同发展也很好。
自找台阶，悄然下台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不消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医，后来，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如今回首，这一“废除中医”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集体盲从”、“一边倒”、“完全西化”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废除中医，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又制造出来新的问题。中医抓住了这一要点，不断向政府疏通、呼吁，结果把卫生部弄得里外不是人，毕竟官员们也是人，也要生病求医，所以此事的惊动面相当大。薛笃弼坐在火炉上烤，“举党共讨之，举国共骂之”，结果只能是“自找台阶下台”。全社会虚惊一场，西医也徒劳许多脑筋、口水与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医和西医，也属两种文化中的学术体系，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医)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早期，关于那场“废除中医”提案的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主办者“浮燥”，缺乏全国统盘的考虑，同时，确实也低估了中医与民间学术的反弹力。
事件过后，褚民谊也“没敢”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一再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很识时务，他也通电声明说：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
渐进改革的大智慧
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政府卫生部门，本身与中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就势必要规范中医、中药，包括西医、西药在内。整个事件的教训在于，渐进改革才是最深的政治智慧，多有道理，也别偏废、别拿“大尾巴压人”。
今天的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渐进的、科学的道路，中药成剂早可以批发生产，同时也有了片剂，外观上已经很像西药。一批又一批中医也是本着科学的理念，使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进了中医院，除非特殊情况，在一般诊断上，“望闻问切”已经尽量少用，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甚至开出的药，也都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
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进步，中西医的矛盾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去年凤凰卫视的一位主持人，因为车祸导致严重外伤，在生命垂危、所有西药均无疗效的情况下，中药“安宫牛黄丸”却发挥了“神效”，普通中药的精确效验举世震惊。这一医案，不但说明中医学术精深，而且也证明了中药的验方，如果离开中医学说，也确实没有解释。
所以，我们也看到，谁也不能太绝对，毕竟对于真实的客观世界，以我们目前的水平，不论中医与西医，仍然是“所知甚少”的。
当一代一代的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后，中医中药越发看到光彩，而非自然灭绝。我们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也如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完全有了光明的未来。
当前，我们的改革大业，事实上也正在面临新的冲关，当年那个离奇的“废止中医案”，如今未必不会重新发生。对此，回顾这段历史，我感觉很有必要，我们应该时时不忘“渐进改革”的必要性，以此为借鉴，妥善地解决一些改革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我想，不管任何社会开放的过程，都非孤立存在的，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而是一个动态的、活生生的渐进系统。正因为要改革，社会也将面临原有利益无法平衡、无法再分配甚至暂时不公平的外部竞争，借助于政府管制，只能解决一些浅层次上的现象，但不能解决根本性的理论争端。所以，对于“欧风东渐”、“中西之争”，王国维早就指出，“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此语其实极富哲理。
值得注意的路径问题
现在我们总结西医在论战中的教训，主要原因还是过于依赖政府，而忽视了公众的话语权。
在商业社会，其实改革的动力，首先应当是社会公众，比如消费者，而不是政府机关。况且，如果西医本身不具备考评中医的权威，通过有关方面的“措施”进行限制，理所当然无法服众，理所当然会被“回击”。
在路径选择上，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其实也无法凌驾于患者之上，采用行政的办法自上而下强行“废除中医”。政府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完全可以在充分尊重社会意愿的基础上，提倡统一的社会商业法则，实行优胜劣汰。正当的改革，不仅仅针对社会公众，最重要的是社会效率的提高，政府手里有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权，所以前贤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轼：《前赤壁赋》)
所以，民国早期的中西医之争，在西医方面的最大问题，就是主体彻底错位。西医之所以引起众多议论，最后完败于中医，其核心问题在于，如果假定社会公众都没有话语权，都是傻瓜，都要听你的，那么，最后失去发言权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自己。换句话说，这个路径选择，就等同于福柯笔下的“海盗分金”，如果“分金方案”不考虑公众意志，最后被“抛进海里”的人，肯定不是别人，而是方案的“提出者”，这就是经济学上的“路径规则”。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时候，政府也不具备学术评审的权威，如果政府“嘴大”，参与了这种评价，也会引起公众的反感。西医既然不在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及竞争力上做文章，而是一味强调政府的支持，无非也属本末倒置。所以，在路径依赖上，我认为恰恰是当时的西医自己打败了自己——他们动了政府这块石头，不幸的是，结果反砸了自己。当然，如果是在一个学术气氛良好、可以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环境里讨论中医与西医的问题，而不是谁优谁劣，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智囊杂志2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