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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论的盛衰和盛世、崛起说的无聊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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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07-01-24

“天人合一”论起源于上古的巫史时代,到了汉代才逐渐被儒学吸纳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不过,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观点,在武帝时期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对于武帝而言,什么是天,皇家的权力和大汉的强大就是最大的天。所以,武帝以及后来的昭宣帝都并没有把膜拜“天人合一”的汉儒搬上台面。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外儒内法才是汉强大的法理基础。 

西汉早期,如果儒家一定要讲一点所谓“天人”之说,最多也就是编造一套高祖挥剑斩青蛇的故事,把流氓出身的刘邦美化为天命的继承者而已。要是有谁胆敢利用这个“天人合一”跟王权对抗, 别说在武帝手里,就是在昭宣时期一定也是要被作为“妖言惑众”给诛杀殆尽。 

事情到了元帝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个元帝偏偏背离了武帝、昭宣朝代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大搞儒家治国,一下子抬高儒生的地位和声势。加上元帝生性柔弱、仁慈,遇事优柔寡断,在身边一群腐儒的说教下也莫名其妙地听信了这套天人学说。更有甚者,儒生就是在元帝时期开始利用这套学说直接、间接地向皇权发起挑战。

 黄仁宇谈到西汉历史时,曾引用学者Michael Loewe的研究。经Michael Loewe统计发现,整个西汉中后期,即从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处于天文、灾难等原因由皇帝发出的诏书一共57次。而实际上,直到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而且往往都是为好事情,所谓宣扬祥瑞而下的诏书。之后这类诏书达到44次,其中又以灾异恶端为主。特别是在汉书所记载的由皇帝自我责备检讨的“罪己诏”,宣帝有8件,到了元帝和成帝时期,元帝几乎1年一次共计13次,成帝平均2年一次共12件。如此可观的记录,只能说明大臣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天灾来要挟帝王,并且达到冲击王权、降低中央政府控制能力而抬高儒生政治集团地位的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儒生已经可以直接用天人理论来威胁汉皇权的世系和存灭。

 早在昭帝时期就曾有过类似的苗头。昭帝元凤三年的时候,居然有人在上林苑断枯的柳树上看到虫子吃树叶而形成的文字“公孙病已立”。儒生眭弘(字孟)没有搞清楚这个“公孙病”是什么人,就上书要昭帝自动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公孙氏的人。那时是霍光掌权,立刻就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罪诛杀。但故事还是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到了宣帝继位,竟然把这位眭弘(字孟)找来赏赐一个官位。所以,后人“解释”说,其实这个预言(谶言)所说的公孙,是已故武帝废太子的孙,指的是宣帝。不过,这毕竟是眭弘被诛杀的5年以后的事情。可宣帝作为得益者发出这个追认的奖赏,应当可以视为对儒生所倡导天人学说的一个鼓励,大有一叶知秋的效果。

 果然,到元帝朝,大臣谷永竟然可以公然在朝堂上鼓吹,汉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如果皇上再不听从劝阻,就难逃所谓二百一十年的劫数。元帝当时没有把谷永推出斩首,而是听之任之。于是类似的预言、谶语就开始在各处泛滥。大臣也已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动辄引用天命、民间怪异事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相应地,民间对于这股思潮也越来越趋附。一方面,民间开始有人系统地编写预言书籍来阐释天命,兼及预算汉家的天数。比如到成帝时,就有齐地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另一方面,类似孔飞力《叫魂》的事件也出现在哀帝时期。关东百姓谣传有人听到上天的旨意,要“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一时间人民到处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在道路中相遇转手的麻杠累计多达一千余枝。人们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政府都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哀帝时期,天命运动达到高潮。哀帝自己也听从甘忠可的徒弟夏贺良等人的劝谏,(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作为改变天数的应对。

 为了附会上天更命的预言,哀帝甚至还打算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他宠幸的董贤。虽然是酒后之言,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哀帝对于董贤及其家族的宠幸已经把董贤抬高到和皇帝平起平坐(同吃同睡)的地步。如果董贤有此野心的话,哀帝的皇权就非常危险。 

但是哀帝对于这套天命学说的信服,确实给其他的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王莽的兴起,正是借用哀帝时期对于天命的全面迷信,加上儒家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无比荣幸的地位,才一步步窃取了政权。

 汉书和资治通鉴都对此有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透过王莽上台营造天命、图谶、谶语等等戏剧化的事件,后世也就逐渐明白了,这个所谓“天命”是如何被利用、渲染和不断制造出来的。

 王莽的儒家理想主义改革失败之后,国家陷入混乱、征战。代之而起的光武帝刘秀,偏偏又再次利用这套东西推翻了起义军另一位刘家皇帝――刘玄,登上了宝座。所以,东汉也未能清除这个“天人合一”学说的余弊,以至于东汉末年,民间再次兴起太平道运动,喊出另一个天道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以此为推翻汉政权的号召。

 经历了两汉的天道运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质朴、强悍为特质的政治文化的冲击,相信这套所谓天命学说到了宋代就已没有非常大的实际影响力。对于同样是布衣登上天子大位的赵宋王朝,面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也不再有心情依赖这套天命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后来的王朝,儒生们也很少再象汉儒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这套“天命循环”观点。因为,对于当权者而言,天道可以予之,他日也可以夺之;如果听任这套学说流布,等于把自己的性命操持于儒生和民间方士道人的口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威胁。

 可是,天人合一给中国文化留下另一个新的变种:盛衰循环的观念。人们乐于谈论某某盛世,乐于把一个王朝的兴衰总结为天道循环的结果。

 然而,有盛就有衰,谁人能预见呢?无非都是后人牵强附会、想当然的结果;后来的人又如何知道所谓盛世之下芸芸众生的哭泪哀愁。

所以,还是少谈什么盛世、崛起,不如顺其自然,真正为小民们的安定、富足做多一些实事、善举,才是最好的治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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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07-01-24
附:  被天命预言给坑害的西汉王朝
 
 
  公元前12年,天灾频繁。正月一日,日食。
 
  本年夏季四月一日又出现异常天象,流星在下午从太阳下方穿过,奔向东南,火焰飞蹿,如同天降星雨,从下午4时一直持续到天黑之后才结束。
 
  成帝觉得恐慌,就召集大臣询问。北地郡太守谷永就进言。大意就是说,大王做为君主,就要尊循上天的意旨,一切自然天象就会有规律。百姓能够长寿,祥瑞就会出现。反之就可以发现非常异常的现象。其中他提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意思是说,陛下继承西汉八位皇帝的功业,正当阳数中的末季,接近二百一十年的劫数,遭逢《易经》上‘无妄’卦的命运,正当‘百六’之灾难,三种灾难性质都不一样,但却掺杂会合在一起。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各种灾害和大的天象变异,如群蜂四起,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可见呀,你这个皇帝一定有失职或者失德的地方。
 
  这是非常著明的一次论述,也是最直接把易经关于无妄卦的分析和星象学律令预言灾变的成果结合起来劝谏帝王的一次大胆尝试。他后来甚至间接地讽刺了成帝和董贤的混乱君臣关系。
 
  奇怪的是,西汉到被王莽在公元9年篡位,恰好215年寿命。
 
  这个210年劫数是不是王莽有意制造的预言呢?
 
  看来不像,因为那个时候的王莽根本没有掌握权力,成帝时期刘家王朝的权柄尚未被王家全面控制。但是,这位著明的推崇儒家最为真诚而宽厚的君主,偏偏老天爷要和他过不去,三天两头出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另一位著明的大臣刘向就在同年上书说,看整个《春秋》时期242年里头,也就是出现了36次日食,可是最近连续3年发生日食,从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的时间,就出现日食八次,平均每二年六个月就出现一次,古今罕有。也就是说,成帝一定是有问题的,要不老天爷不用这么频繁的降下灾异来警告。
 
  这套把戏为什么在成帝、平帝时期最为盛行,到了王莽篡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出在这位成帝身上。
 
  当初成帝没有即位的时候,就曾经对汉宣帝说:陛下总是任用那些法家的酷吏,刑名法术过于严苛,咱们不是也宣传儒家么,为啥不重用儒生呢?结果被老爹一阵臭骂。宣帝很生气,说:咱汉家自有一套制度,本来就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且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太子就是汉元帝。
 
  且看元帝任用都是什么样的儒生。从董仲书开始,儒家就把五行学说融入儒家,到了元帝时代,天文、图谶、周易都在儒生那里俨然全面系统化并神话了孔子的道德说教,简而言之,就是基本上形成了系统的天人合一理论。就是这些儒生把持了成帝一朝的政治局面,也从中诞生了王莽这样的集儒家思想于大成并且直接付诸于实践的大儒君主。
 
  由此可以理解,如果大臣们对于成帝的政策有所不满希望表达自己建议的时候,最实用、也许是更有说服力的方法自然就是搬出天象、灾异等事例来佐证。为此,刘向甚至还编了套《洪范五行传论》献给元帝,其中把古往今来的灾祥都收集分类,各有对应的事情。
 
  就在同一时期,齐地人甘忠可所假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两部书,也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俞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其中一样在预言着西汉面临历史转折点,上天要夺走西汉的政权然后再行归还。
 
  可见,这套天命循环理论当时已经在民间有了类似的舆论基础,才有前面见到的谷永公然在给成帝的上书中的大胆劝谏。
 
  任何理论也罢、传说也罢,时间久了,说的人多了,听的人也许不由得自己不去相信。
 
  到了哀帝时候,有人向哀帝推荐了甘忠可的徒弟夏贺良等人,再次推销这套学说。这次,还把成帝无后的实例顺带说上,证明上天对于成帝是不满意的,所以要断绝他的后祀。由于哀帝即位之后身体不好,他们就以此为理由,说服哀帝改换年号。为此,哀帝决定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可这并没有让哀帝恢复健康,而哀帝也发现这些人的说法毫无灵验,就把夏贺良等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
 
  不过,这并未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因为在西汉末期,整个国家都对春秋易学、阴阳五行等理论深信不移。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诞生了早期的一批重要的神话、周易、五行阴阳的著作,例如刘向、刘歆父子编订的《山海经》,以及刘歆在哀帝时期编订的《七略》,统括当时各家学术的精华。即使是这些人物,对于这套说法也是深信不疑的。这位刘歆,因为一部《河图赤伏符》有句“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就改名为刘秀了。而那时民间开始流传一则谶言也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里的“卯金修德为天子”指的就是“刘”姓为天子,以应验前说的西汉中度失去政权、刘姓复得政权的事情。
 
  可惜的是,这个改名的刘秀没有成为新皇帝,倒是成全了另外一个刘秀。于是,光武帝刘秀同样把这部奇书和民间的这则谶言做为印证其得到天命的重要证据之一。
 
  思想领域的危机意识,也在社会生活中被激发。
 
  公元前3年,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出现一场莫名其妙的民众恐慌事件。人们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这距离谣传中西汉灭亡的210寿期,也就是差7年。
 
  王莽毒杀西汉末帝平帝就在公元5年12月,如果由此计算西汉的灭亡,恰好离210年非常接近。
 
  王莽篡位的全部条件到此万事具备,就连时间都和预言中的如此接近;如果说王莽没有能力制造前面所说的“210年天命循环论”,王莽倒是很好的利用了这套理论为自己服务。
 
  王莽的预谋从他在毒杀平帝之后给物色的小太子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个2岁的太子被命名为“孺子”。(周公当年辅政时,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诬周公企图篡夺成王的江山:“其将不利于孺子乎!”)一方面王莽意在向天下示意自己会像周公那样尽心辅佐孺子,最后功成身退,还政于天子;另一方面,其实更是在试探,有没有人敢于出头为他进一步取代刘汉而帮助其“黄袍加身”。
 
  果然,西汉的不少儒家高人和民间善于察言观色的特异人士,立刻找到无数祥瑞来证明王莽进一步上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公元8年,有人报告在齐郡发现新井、巴郡发现一头石牛和扶风雍县发现仙石,而且都附带有上天传话给凡人说要这位代理皇帝(假皇帝)成为真皇帝,并以这些东西为信物。王莽就是拿着这种证据教太皇太后同意,由他担任代理皇帝,可以保证西汉渡过210年灭亡的危险。但是为了防止反扑,王莽还是留下一个美丽的尾巴,说:“我王莽一定日夜养育孺子成长,让他能够跟周成王的品德相媲美,把太皇太后的声威德行传播到各地,让各地富足并施行教化。等到孺子举行冠礼以后,再把明君的权力归还给他,如同周公旧例。”
 
  可底下善于利用这个机会的人当然不会止步与此。
 
  很快,梓潼县的无赖哀章趁机悄悄自己造了一个铜柜,做了两道标签,一道写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道写作“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图和策书都写明王莽的大臣八人,又加上两个好名字王兴和王盛,哀章乘机把自己的姓名也塞在里面,共十一人,都写明了官职和爵位,作为辅佐。然后再把这个可笑的铜柜交给高帝祭庙的仆射。待到王莽到高帝祭庙的时候,自然找到并且欣然拜受这个天神命令转让统治权的铜柜。
 
  有了这个可爱的宝贝,王莽就公开要求正式升格为真皇帝,直接取代刘家的天下了。
 
  分析整个西汉王朝被王莽夺权的过程,无处不见那个“210循环”的影子。
 
  后人很难判断,究竟这个“210循环”的预言是如何出台的,也同样诧异于它的灵验。因为果然,刘秀再为刘家创立了另一个新的王朝――东汉。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王莽还是刘秀,都是这个预言的得益者;唯有西汉成为这则预言最大的输家:预言从某种意义上也达到了自我应验的奇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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