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齐国人”知道得不多啊~！转载《齐文化与鲁文化》 [复制链接]

齐文化与鲁文化
■王志民

　　人们习惯于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是二千年来在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对齐鲁之学的总体观照。但就
先秦时代而言，齐文化与鲁文化是在不同的环境和基础之上形成的，
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分属于不同的系统。

　　周灭商以后，为巩固东方的统治，首封齐、鲁于今山东境内。然
而，其文化的形成基础却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环境不同。齐立国于今淄博市的临淄一带，这里北临
渤海，东为半岛，是滨海半岛型环境。鲁立国于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
土地肥沃、湖河纵横，是较典型的内陆河谷型环境。齐、鲁立国的不
同自然环境，对其立国方略、文化政策以及世俗民风产生重大影响：
在经济上，齐有“鱼盐之利”，以商工立国，鲁有灌溉之利，以农桑
为业；在政治上，齐国注重现实的需要和开拓，鲁国注重祖宗的成法
和经验；在风俗上，齐国盛行海仙崇拜，鲁国注重对谷神的祈求。

　　 其二，立国之君不同。齐姜太公出身微贱，曾“屠牛朝歌，
卖食棘津”，有丰富复杂的社会经历，在佐周灭商中创出奇迹般的业
绩。因而，他在建齐之初，能够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制定出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立国之策。周公为武王之弟，自幼在制礼作乐的环境中长成，
是宗法和礼乐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贵族。他在制定鲁立国之策时，注重
宗法，崇拜祖先，提倡述而不作。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鲁文化偏
于封闭、守成，应当与太公与周公个人的上述差异有直接关系。

　　其三，对土著文化吸收的不同。齐、鲁所封之地虽同为东夷文化
的范围，但齐地主要是莱夷和岛夷，鲁地受淮夷影响大。立国之初，
齐国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文化政策，使齐地夷人的文化得以
大量保留；鲁国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文化政策，使土著夷人的
文化被大量的摒弃。

　　由于以上原因，齐、鲁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风格、不同系
统的文化型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齐重工商而鲁重农桑。姜太公以工商立国，“通商工
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之时，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政策，
进一步确立了农工商各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使齐重工商成为
一条基本的政策。战国时代，齐国冶铁、冶铜、制陶、制骨、纺织、
漆器等手工业皆已十分发达。鲁国重农。随着社会的变革，鲁国的手
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其贸易交换始终不发达。考古挖掘至
今，仍少见鲁币的出土，与齐国形成显明的对照。

　　其二，齐重尊贤而鲁重亲亲。《吕氏春秋·远见篇》、《汉书·
地理志》、《?苑·政理》及《淮南子》等书都记载了初封齐、鲁之
时，太公与周公互问何以治国的话。太公曰：“尊贤”，周公曰：
“亲亲”。这一治国方针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传统。齐历代政治家
大都重视尊贤、举贤，管仲、晏婴都非贵族出身而掌齐国之政，成就
大业。战国之世，齐相邹忌、军师孙膑、上卿淳于鬓都是出身低贱之
人。而齐设稷下学宫，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七十六位人才为“上大夫”，
且“高门大屋尊崇之”，更是在先秦列国中绝无仅有的尊贤壮举。鲁
国立国伊始遵从了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针，遂使鲁国建立起一整套
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侯、卿、大夫、士，层层封立，公族
几乎控制了鲁国全部的政权官位，这在早期虽能保持政权的稳定，但
随着“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它又成为“祸起萧墙”、国
力日削的根源。

　　其三，齐尚变革而鲁重守成。齐国由“辟草莱而居”的滨海小国
而为泱泱东方大国，走的是务实发展、因时而变之路。太公立国，不
拘周法，“因俗简礼”开其端，管仲“政不旅旧”随其后，推行了一
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的创新改革措施。战国之世，田氏代齐，既不
拘姜氏之齐法，又能吸收各国之所长，重用人才，变法革新，富国强
兵。鲁文化以“尚古”、“从周”为宗旨，以谨守周礼，“述而不作”，
因循守旧为尚，以“周礼尽在鲁”为一种最高的追求。鲁国史上，也
有改革家，但其环境所致，难于成功。儒家私学在鲁的出现，为学重
传承、阐释，更使守成风气传扬下去。

齐国科技思想概说

齐国建国之后，在正确的治国方针指导下，至齐桓公时已经民富国强，威震四方。由于政治的开放，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创建稷下学宫之后，齐国已成为当时学术活动的中心，科学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如《管子》所反映的大农业科学思想——生态平衡思想，三才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邹衍创建的阴阳五行学说——宇宙形成思想等等。

　　一、大农业科学思想——生态平衡思想
　　齐国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管子·治国》一文中就这样明确写道：“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强调治国者首先要重视农业生产。在发展农业问题上，齐国又特别重视将农、林、牧、副等多方面的发展融为一体，形成大农业科学思想。这种大农业科学思想，反映了生态平衡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直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管子·白心》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万物均，百姓平矣”，是指人类如遵循自然规律，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宁。“万物均衡”，引伸理解，就是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才有美好的生活。如齐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保护森林。在《管子·立政》一文中提到“修大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就是用法令规定：在山泽林薮之处，戒止堆放枯草，以防火灾；又在《七臣七主》一文中写道：“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而在《禁藏》一文中则具体说明了保护森林的意义：“当
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以期“所以息百长也”，用一个“息”（繁育之意）字说明了森林、草木是繁育万物生长的重要自然条件。“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八观》）《管子》将山泽、草木、土地、桑麻、六畜串连在一起，也就从生态角度，说明平衡的重大意义了。
　　《管子》提出“万物均”，一是根据自然界的特点，“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白心》）天地包万物，日月化万物，其中就寓含着“包”、“化”过程中的自然生态平衡；二是根据自然规律，“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白心》），按照自然的运行规律，自然在运动中，它也在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求其平衡）给万物的生长和发展提供条件。

　　二、三才思想——天人合一思想
　　齐国的治国思想是立足于整体，即整体思维，具体反映为将自然、地理、人事三者融为一体，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这种整体思想充分反映在《管子》一书中。
　　《管子·牧民》开宗明义即提出“凡有牧民者，务在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管子·四时》），这是立足于农业发展进而阐述天时与治国的关系。“太公至国修政，……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太公世家》）阐明齐国的治国方针是充分利用地利。齐国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对东夷族的团结政策，“故人民多归齐”（同上），这创造了人和条件。“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王辅》），正是齐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天、地、人三才思想反映在自然科学观方面，则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并提出一个论断：“人与天调，则天地之美生”（《五行》）。这话主要强调了“天”，即自然界运行的独立性，“人”应主动地与之协调。只有“人与天调”，生态得以平衡，那么“柔风甘雨，百姓乃寿，百虫乃蕃”，“天为粤宛，草木养成，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五行》），如此而构成天、地、人三者的美！

　　三、阴阳五行学说——宇宙形成思想
　　阴阳五行学说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但又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观的主要内容。阴阳五行本为两个概念，即“阴阳”与“五行”，这两个概念产生的时代久远，至齐国时，有邹衍将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形成阴阳五行学说。
对阴阳五行如何解释？《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阴阳五行学说认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这就是宇宙形成的原因。至于邹衍，则对阴阳更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认为，他创建的量子力学学说是受到中国阴阳互补学说的启示。杨振宁在获得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奖时曾说，他取得较理想的科研成果，是与读《易经》有关，他说：“《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却同时也有阴阳消长或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剥久必变，否极泰来的道理”（转引自徐道一著《周易科学观》）。而中国独特的医学——中医理论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之上。

临 淄 齐 国 古 城

周代和西汉齐国的都城。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旧临淄县城)的西、北面，东临淄河，西依系水，南有牛山和稷山，东、北两面为平原。《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六世“胡公徙都薄姑”，七世献公自薄姑徙于临淄，约当公元前九世纪中叶。一说营丘即临淄。传至桓公, “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田和迁康公于海滨，田齐代姜齐，仍都临淄，至齐威王，国势大盛。战国之时,临淄成为东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国策·齐策》:“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因故城置齐郡。其后，项羽封田都为齐王。汉灭楚，刘邦封庶长子肥为齐王，皆以故城为都。北齐以齐郡治益都，临淄废。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在故城西南复置临淄县，属青州，唐宋因之。
1964年春，省文物部门组织对齐故城进行系统勘探发掘，经过20多年的不断工作，已基本探明城墙的结构和范围，城内布局及地下文物的遗存情况(图1-2)。 故城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是郭城，年代较早，可能即献公所迁的临淄。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最长处4.5公里，东西最宽处近3.5公里。小城是宫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余，东北部嵌入大城。这种平面布局，可能形成于春秋时期。大城周长24公里余，小城周长7公里多， 大城东墙和小城西墙临河修筑，曲折多弯，城墙外有河流和城壕围绕。探明大城城门6座：东、西门各1座，南、北门各两座，门宽一般10米左右。东、西两面还应有门，但未发现。城内探出7 条主干道路，大多与城门连接，有的贯穿全城，路宽6～20米， 其中两条南北主干道路最宽，都是20米。这些纵横的道路，把大城分割为许多区。大城东北部有两周遗址，西北部地势低洼，遗址较少，其它部位都分布着东周和西汉遗址。东北部有春秋姜齐的“公墓”，东南部有战国墓地。东城与西城各有结构相似的排水系统。小城有5座城门：东、西、北门各1座，南门两座。东、北门均通向大城，门道外口两侧城墙皆向外凸出。探出的3条主干道路，分别与南门、西门和北门连接，路宽8～17米。沿城墙内侧，还有宽6米左右的“环途”。城内西北部是宫殿区，东、 东南和南部有东周、汉代居住遗址和战国铸钱遗址。
　　临淄齐国故城遗迹分布图
小城南部铸钱遗址出土的钱范，均为“齐法化”范。把铸钱机构安置在宫墙内，反映齐国对货币铸造的重视。小城西北部宫殿区地下有许多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其中南部的一片夯土基，南北86米。基址后部地面上有台基，俗称“桓公台”，高14米，顶部有3层，应是这座宫殿建筑的一个高台建筑的台基。其东、 北两面有宽20米的河渠，由南而北向西穿越小城西墙的石砌排水道口，注入系水。在台东北百余米处发掘了两层宫室建筑遗迹，上层属西汉时期，在一殿基周围有5 个砖铺地面的天井，其中有的用花纹方砖铺设。上层殿基之下20厘米，有东周夯筑殿基。小城东北部原有台基，俗称“金銮殿”，四周以自然石垒砌，与桓公台遥相呼应，周围地势低洼，当是台榭别馆遗迹。大城中部偏西和南部有大片战国、汉代冶铁遗址，东北部和北部有东周和汉代制骨遗址，中部阚家庄东南有汉代冶铜、铸钱遗址，中部偏南刘家寨周围有大型夯筑基址。齐故城有科学的排水系统，大城西城的排水系统南与小城东北角城壕相接，流至北城，分为二支：一向前在北墙注入北护城河；一拐向西北出西墙注入系水。东城排水系统的形制与此类似。在城墙处均有自然石垒砌的排水道口，已发掘的西墙排水道口，东西长16.7米，宽约7～8米，高约3米，有3层流水孔，每层5孔，各层流水孔互相错位。水孔大小不完全一致，一般高50厘米，宽40厘米左右，排水孔两侧呈喇叭口形。小城西门外有泉，古为申池。这一带是齐国的苑囿，现存有高台基址“歇马台”，可能是《左传》中提到的“遄台”遗迹。西北10公里以外，有“梧台”，高28米，上部有花纹铺地砖、陶排水管等，是齐国别馆离宫遗迹。
1988年，在大城东北隅河崖头村西曾清理两座西周早期墓，出土有铜器，同出陶器具有当地特点。70年代在东北城外东古城村北，村民曾挖出西周初年嵌松绿石的精美青铜车器。在河崖头村春秋“公墓”区发掘的部分重要墓葬中，有1 座大型殉马墓，在甲字形墓室的东、西、北三面围绕一连贯的殉马坑，据已揭露的殉马密度推算，殉马达600余匹。该墓区还有70米长的马坑和一些小马坑。 墓地探出的最大墓葬，墓口约40米见方，有南北墓道。1990年，在城南后李又发掘春秋车马坑 1处，计车10辆，马32匹。南城外郎家庄春秋人殉墓，在墓主椁室周围埋有17个陪葬人，皆有墓坑和棺椁。其中未被盗扰的9个陪葬者均有丰富的随葬品， 据鉴定全是女性，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25～32岁，可能是墓主生前的宠妾爱婢。这种有大量陪葬人的大墓已不是孤例，为春秋战国齐国大墓的一种埋葬制度。
城内出土的陶器中,高圈足簋、豆、盂等类器较多。陶鬲有绳纹和素面两大类,绳纹鬲又有周式和齐式两种,绳纹鬲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东周陶器上流行戳印的陶文,内容多属作器者居地和人名。瓦当流行树木双兽、双目纹和树木卷草纹,偶见“天”瓦当和卷云纹、兽面纹瓦当。战国时期多半瓦当，汉代多圆瓦当。钱范有战国“齐法化”砂范和西汉“半两”、“五铢”石范。遗物反映的文化特征与鲁文化不同，而与燕赵更接近。

孙武（？～西元前1105）

春秋末期吴国军事思想家孙武《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着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着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着，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於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於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由於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於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像。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於，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时行谋划的问题，并论述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时行谋划，以便制订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对这些条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时行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时行研究和谋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难於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是肯定要失败的。

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财货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行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军用物资，而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财货厚赏士兵，主张优待俘虏，主张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他认为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

第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强迫敌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击破敌人则次一等，“非善之善者”。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张通过政治攻势、外交手段和武装力量来征服敌人。在和敌人斗争时，如果敌强我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做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即有十倍於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於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一倍於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和敌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於战胜敌人，比敌人的兵力少就要善於退却，战斗力不如敌人就要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能强拚硬打。孙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时机，使自己“立於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於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於绝对优势，造成一种迅猛不可抵挡之势。除此之外，还要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有利时机，善於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孙武认为，要在作战中取胜，必须善於对待攻和守的问题。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馀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样，就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於利用这种迅猛之势。势是什么呢？孙子说，这种势就像可以漂起石头的激流，就像一触即发的拉满的弓弩，就像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打击敌人，就能够以一当十，所向无敌。怎样造成这种势呢？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并且善於用假像迷惑敌人，用小利调动敌人，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怎样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第一，要使我方处於主动地位，使敌方处於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於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因为战争过程中的众寡、强弱、攻守、进退等等关系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制胜的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必须熟悉地形，必须使用向导，做到情况明。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於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并对将帅提出了要求。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首先，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於国君的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问题，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等四种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还论述了军队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像加以分析，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才能获得胜利。孙武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令之以文，齐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军原则，即要用道义来教育士兵，用法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的问题，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好处。孙武分析了九种战地的特点和士兵处在这些地区的心理状态，相应地提出了在这些地区用兵的不同措施，认为深入敌国，等於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巳拚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还可因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夺得战争胜利。

第十一《九地篇》，论及战略性地形；研究战略地形中各种作战的要领，及地形对士卒心理的影响，并应采取之统御方法。

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孙武认为，火攻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种，即焚烧敌军的营寨、积聚、辎重、府库和运输设施这五种。着眼点在於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这五种火攻方法必须变化运用，我军可以掌握，敌军也可以掌握，应该注意防备。之攻必须具备条件。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之外，纵火时还要选择天时，要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放火。实施火攻也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火攻的作用，达到夺取胜利的目的。

第十三《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它是作战取胜的一个关键，军队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因间，就是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为间谍。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吏为间谍。所谓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为我所用。所谓死间，就是故意对外散布虚假的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然后传给敌方。所谓生间，就是派往敌方侦察敌情以后能亲自回来报告的问谍。这五种间谍，前三种是利用敌方人员，后两种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的。这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情报的来源就十分广泛，打起仗来使敌人茫茫然不知怎样应付，确实是神妙莫测。从反间得来的情报最重要。因此，要特别重视反间，对待反间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孙武的兵法13篇，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为了使吴王能够任用他，他在兵法开头就说：“吴王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就留在这儿，如不听我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也就要再到别的国家去。”为了使吴王读兵法感到亲切，他在兵法中经常运用当时吴、越两国冲突的战例，有针对性地阐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开国大臣伊尹和周朝开国大臣姜太公，希望辅佐吴王统一王朝。

阖闾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巳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着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但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兵法头头是道，是否真适合於战争的实用呢？孙武能写兵法，又怎样才能证明他不只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人呢？吴王便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巳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浅，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用它小规模地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孙武答：「随君王的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要求用宫女来演练。於是，吴王下令将宫中美女180名召到宫后的练兵场，交给孙武去演练。孙武把180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分派巳定，孙武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宣讲操练要领。他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后背和左右手吧？向前，就是目视前方；向左，视左手；向右，视右手；向后，视后背。一切行动，都以鼓声为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回答：「听明白了。」安排就绪，孙武便击鼓发令，然而尽管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口中应答，内心却感到新奇、好玩，她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巳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阍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阖闾检阅，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了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巳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於是伍子胥说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时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对峙中完全占据上风。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巳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於水性，善於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旧历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孙武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猝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於吴越边境的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刭於阵前。吴国士兵不知那是一个个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於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於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惨死的一幕十分寒心，於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动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延至公元前473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着名。这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他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於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以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这就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转化，表明孙武掌握了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着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孙武又警告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也不可因恼火而交战，一定要瞻前顾后，以国家利益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孙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着名论断，认为一定要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随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孙武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主张，认为不管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强弱如何，一定要创造机会，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优势，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全歼敌方。这些光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断都倍受军事家们的推崇，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战国时代的吴起、孙膑、尉缭等众多的军事家推崇孙武的军事艺术首屈一指。三国时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孙子兵法》，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宁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孙子兵法》也向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流传。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着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於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孙子兵法》不仅运用於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於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着《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着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他不仅战功卓着，还留下了《孙子兵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杰出的地位。

齐姓源自周代之齐国



　　齐姓源自周代之齐国，在后世的姓氏学考据上，是被普遍认为“不容置疑”的，譬如《姓纂》一书上指出：“炎帝姜姓之后，太公望姜子牙，受封营丘为齐国，氏焉”；《通志氏旅略》上也说：“太公望封于齐，子孙以国为氏。”

　　　姜太公当初受封的齐国，所拥有的领域包括今山东省益都县以西至历城、聊城两县之间，以及河北省沧、景诸县，东南至海的一大片地方，跟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比较起来，算得是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地位尊贵崇高的大国。当时齐国的国都设于营丘，亦即现在山东省的临淄县，姜太公的后裔从3100多年以前就繁衍于此，则后世我国的齐姓人士，当然也是发源于这个地方了。

　　　到了距今大约2600年以前，齐国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当时日趋式微的周朝王室，得以不坠。

　　



　　　　 　　 　 　　 　　 　　 　　 　　　　 　　
　　
　

齐长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修筑的军事防线。始建于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 ，经齐灵公、齐威王不断增修，至齐宣王时基本完成。后来齐　王又加整修，先后 历经400余年。
　　长城西段起于今长清县孝里铺和广里乡之间的东张村，沿黄河下游右岸入泰山山脉，中经肥城、泰安、历城、莱芜，东至章丘南长城岭；东段自博山、沂源交界 处鲁山，经沂水、临朐交界处大岘山穆陵关，过安丘南、莒县北、五莲北、诸城境， 至胶南县小珠山东北于家河村入海，全长500余公里。齐长城因山就势，蜿蜒绵亘， 经2500多年的硝烟烽火、风雨沧桑，至今雄姿犹存。其基础宽6~10米，墙高2~11米， 高者多在山岭低凹处，较完整者多在山区险要处。山区均以开石垒砌，中间夯土， 平原则多用泥土板筑。泰山地区的齐长城，分长清段、肥城段、泰安段、莱芜段。
　　长清段位于长清县境南部，现存东西两段遗址。最西段在广里村东北500米处,长200米，高2米，底宽8米，顶宽2米，夯土筑成。东段在万德镇长城村南，长200 米，高2米，底宽6~8米，夯土而成。村北首原有孟姜女庙，“文化大革命”中毁，遗址今存明、清重修碑。在界首镇北麻套村北，沿北顶山脊也有一段长城遗址，长 4公里，高4~5米，底宽8~10米，顶宽5~6米，石砌墙，拐弯处用草拌粘土砌石。长清、泰安交界的山口处两侧，至今城墙高大雄伟，有羊肠山道南北相通。
　　肥城段在肥城县境北。西起老城镇北5公里处的项峪北山，经于土村北、刘家山口、张庄北山、北李庄北、铁担岭、站口子山口、双山、五道岭山口、芦家沟、 三山、羊角山口、上峪村北、羊角山、松树山口、斜峪北岭、槐树口、夹子山，东 止于窗户岭，全长38公里。山区为石砌，凡经山口处为土基。山顶遗址一般高1.5 ~2米，底宽5~6米，顶宽1.5米。有的高达4~6米，宽6~8米。最东段高10米，底宽15米。
　　泰安段位于泰安市郊区、泰山区境北泰山山区分水岭上。西自窗户岭入郊区道 朗乡黄巢寨山，沿山脊折而东北，再入长清境。自界首北顶山又入泰安境，沿岱阴 泰历边界线崇山峻岭，经摩天岭、牛山口西北、马跑泉村北、讲书堂北、大药乡北、 长城岭、水泉子村、西门台、天马顶、梯子山、南天门，至四界首与泰安、章丘分 界线长城岭相接，长82公里，残垣断壁处处可见。其中东段最清晰，自大津口经黄 前镇水泉子村西北的济泰公路山口，至下港乡谷山村一带，遗址绵延不断，长34公 里，高2~4米，底宽6~10米，顶宽2~4米，石筑，间以夯土。
　　莱芜段在莱芜市境北泰山山区。西起芭麻峪，东至青石关，沿章莱、博莱边界 逶迤52公里，跨越大槐树、鹿野、上游、茶叶口、和庄等乡镇，全部为石砌。峰峦 陡险处墙高2~3米，平坦处高5~7米，底宽2.5~6米，尚存垛口。全段有3个门，史称 三关：西有天门关，东有青石关，中为锦阳关。锦阳关位于上游乡娘娘庙村北，为 齐鲁要冲，威武壮观，惜已毁于抗日战争时期。关西一段城墙最完整，长800米， 高9~11米，底宽6~8米，依山而筑，垛口完整，清同治年间为防捻军而整修加固。 青石关一带，两山对峙，形势险要。蒲松龄有《青石关诗》：“身在瓮盅中，仰看 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扪罗自兹去。勾曲上层霄，马蹄无稳步。忽然闻犬吠，烟火数家聚。挽辔眺来处，茫茫 积早露。”
　　附：
　　泰山以东齐长城，主要有临朐段、五莲段、胶南段。
　　临朐段位于境南部。西接淄博岳阳山凤凰岭，经嵩山、九山、沂山、大弁山东 去入安丘县，长75公里。城依山而筑，随岭阜沟壑起伏。凡高崖陡壁处，仅用石块 砌成2米左右的矮石墙。每遇沟壑，则用巨石构筑。一般地段为土石结构，其基础 由精加工的大石砌成，宽8~10米，高3米，上为夯土，层次分明，每层厚约20~30厘 米，夯窝均匀，清晰可辨。有些地段为冬季施工，土里掺有盐水；有的尚存木桩痕 迹，以加大拉力，保持平衡。大关乡苗家旺村南至邵家峪一段最为清楚，长12公里， 残高1~4.5米，底宽6~8米，多以沙土夯实而成，间有石块砌筑。墙南面陡峭，北面 坡缓，每隔5~10米置乱石一堆，大者若磨盘，小者似碌碡，为当年守城者御敌所备 擂石。大关乡内残存分岔段，为二道防线。从沂泉村南至大关水库南，长4公里， 高1米，宽2.5米，盐土结构，间有木桩痕迹。
　　齐长城关隘，以穆陵关最为著名。位于县东南与沂水交界的大岘山上，是齐国 通往南方的门户。遗址2600平方米，残墙高3~5米。其南面下临深谷，陡不可攀； 北侧较平缓，以平顶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地势极为险要。平顶山巅平如砥， 面积5平方公里，相传为历代齐王巡狩驻跸处。关与山之间，成一布袋状狭口，雄 关扼其口，崇山收其尾，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关东、西200米处各有一 高台，北面与长城平齐，南面凸出约2米，为关隘的军事附属设施。关北还有双重 城墙并列，证明齐国在通往都城的咽喉处设重关以防。穆陵关踞高临下，气势巍峨， 为历代军事家所重视。今台下有战国时期碎瓦片，有明重修碑1块。
　　五莲段位于境北，有长达50余公里的城址。它横跨潍、涓二水，历经100多个 山头，为泰山山脉之东现存最完整的一段。尤以院西乡西段最好：长1.5公里，底 宽6.5米，顶宽3.5米，高2.5米，砂土夯筑，至今十分坚固。遗址座落在马耳、分 流两山之间，前后均有长城村，中有古道，东西两侧筑烽火台，今台基仍存。
　　胶南段位于境北，全长55公里，残垣依稀可见。最东端城址高3米，底宽6~7米， 直入大海。古老拙朴的长城与瀚浩壮阔的大海相衬托，气势雄壮，动人心魄，今已 成为青岛市著名胜景之一，被誉为“少海连墙”。

齐女墓传说

在虞山之巅，有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冢一齐女墓，齐国女子为何要葬于此地？这里面有一段悲伤的故事。
春秋时期，周王朝开始衰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战争频繁。周敬王年间，吴王阖闾励精图治，任用了伍子胥、孙武等贤才良将，安邦治国，讲文修武，不几年，国力雄厚。阖闾为于实现他的“兴霸成王”的愿望，南伐越国，西破强楚，北慑齐晋，一度称霸东南，威震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此时，齐国国君齐景公却不思振作，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专事游乐。为了对付咄咄逼人的吴国，齐国便与楚国“交通聘使”，图谋联合。阖闾听说此事，不无担忧，他对相国伍子胥说：“齐楚通好，此我北方之忧也！”准备出兵攻打齐国，但苦于找不到借口。伍子胥为吴王出主意道：吴王太子波之妃已经去世，还没有继室，齐景公有一个未曾婚嫁的女儿，才貌出众，不如派人到齐国求婚，如果齐景公不答应，再出兵讨伐。吴玉听了频频点头，马上派大夫王孙骆到齐国为太子波求婚。齐景公虽不忍将爱女婚配至吴地，但慑于吴国的武力，只得忍痛答应，专派大夫鲍牧把女儿护送去吴国，并要鲍牧转告吴王，对爱女要加爱护。齐王幼女名少姜，自小聪明伶俐，为齐景公掌上明珠。少姜知道此行虽为生离，却无异死别，临行之际哭得如泪人儿一般。
少姜年幼，到吴国与太子波成婚后，不知夫妇之乐，一心思念父母，日夜哭泣，郁郁成病。吴王阖闾和太子波再三抚慰，日演歌舞，夜张宴筵，无法排解她的忧郁心情，每日里云鬓不整，泪痕满面。眼看如花似玉的金枝玉叶日渐憔悴。太子波又称终累，为阖闾长子，《左传》谓其败楚舟师，为吴楚之战赢得决定性胜利，可见他是一员英勇善战的猛将。但他对劝解齐女少姜却一筹莫展，吴王阖闾也毫无办法。最后又是伍子胥想了个办法：令人在苏州北城门上造一九层飞阁，并将北门改名为齐门，每日由太子波陪同少姜去城楼游玩，以北望齐国。然而齐女登楼北眺，哪里望得见齐国和父母的影子？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天，少姜倚窗远眺，却见一座青山绵亘横卧，山色时而变化，太子波告诉她：这山名虞山，因葬虞仲得名，少姜凄然一笑，心中若有所思。由于齐女终日忧伤，不久就一命鸣呼了，临终前对太子波说：“妾闻虞山之巅，可见东海，乞葬于此，倘魂魄有知，庶几一望齐国也”。太子奏告吴王，于是将齐女少姜安葬于虞山，后人称之为齐女墓。
太子波因忆念齐女，不久也郁郁而终。据《吴郡图经续记》记载：“海？山，在常熟，山有二洞穴，穴侧右石坛，周回六十丈，山东二里有石室，吴仲雍、周章、阖闾长子并葬此山……”，可见，太子波的墓也在虞山，至于太子波有否与齐女合葬，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齐女墓的确切位置，却是众说不一。有的根据“虞山之巅”的记载，认为应在虞山锦峰，称望海墩的地方，因这里是虞山最高处。另一说法是在辛峰亭下，因此处是城内虞山最高处。而合于此说的有关历史记载较多。
记载最早的志书是《越绝书》：“齐女思其国，死葬虞西山。”最详细的是南朝梁代简文帝所作的《招真治碑记》，招真治为梁天师张道裕所建，位于虞山东南麓。碑文在写到这所建筑的方位时，有“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哀垄苍茫。”之句，根据这个记载，齐女墓正好在辛峰亭的位置上。稍后的《吴地记》也有“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后葬常熟海？山东南岭，与仲雍、周章相近”。宋朝的《太平寰宇记》说得更明确：“常熟虞山有仲雍、齐女冢，东是仲雍，西是齐女。”其余唐宋旧志所记载的齐女墓位置也都说在辛峰亭下边。
辛峰亭建于南宋，初名“望湖”后改为“极目”、“望齐”，到明代更名“达观”，最后是由本邑进士萧应宫改名为“辛峰”。明清时期的有关记载，多数与唐宋时期的说法一致。如张应遴的《虞山胜地纪略》、钱达道的《虞山图记》、刘鼎的《重修辛峰亭记》等。《虞山胜地纪略》说：“"乾元宫东首有高阜突起，曰齐女墓，上建达观亭，旧有米南宫极目亭匾”，钱达道的《虞山图记》则称：“致道观之上为齐女墓，其顶达观亭。”“达观亭初名极目，其后萧应宫更名为辛峰”刘鼎的《重修辛峰亭记》则记有：“虞山乾元宫之阴，崇垤隆起，高几数丈，广倍之，土人曰，此即齐女墓也。其巅有亭名辛峰。”纵览历代文献，齐女墓确在
辛峰亭之下，《越绝书》所说的“虞西山”，因为当时的 "海？山共有五个山头，东称虞山，因葬虞仲而得名，向西北到兴福寺一带称乌目山，依次向西则称为顶山、西山、小山。古代所称的“虞西山”，即现在的辛峰亭一带。
民国初期，常熟一度成立了一个整理名胜委员会。认为锦峰为虞山最高处，齐女葬此方能望齐，于是决定在西山锦峰上树一块喝石，请蒋志范撰文以志。当时常熟著名学者、散文家金鹤冲写了一篇《齐女基:辨证》，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论证齐女墓就在辛峰亭之下，文章最后指出：“所谓望齐者，不过寄意而已，锦峰虽高，马可目极齐鲁，纵如泰岱之崇，又奚能远瞩吴楚哉。苟不厘正，则后之人盖将讹误而茫无所之矣……”金鹤冲先生的文章，字字有据，整理名胜委员会在锦峰立碣石之事也由此而作罢。但不知何故，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在辛峰亭为齐女树一块墓碑。

虞山与昆承湖的传说三则 人物传说八则 齐女墓传说

齐鲁文化传统的差异







王兆军　文

　　山东这地方，在地域上主要是指历史上的齐国和鲁国，只有西南
部分有那么一点属于古代的宋国，面积不大。齐国的首都在淄博，鲁
国的都城在曲阜。齐国是指山东中部到沿海的一片地域，包括济南以
东到胶东半岛的大片富庶之区。鲁国则偏居鲁西鲁南，汉以前临沂一
带到沿海又由一个叫做东夷的民族占据，鲁国人被隔离着，无法看到
大海。

　　齐人好功利。他们喜欢驰骋沙场建立功业，或外出冒险寻找新路。
因此，齐国出过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比较早的是姜尚，即西周时代的
姜太公。他帮助来自西部的姬姓建立了周朝后，就坐镇齐国，成为当
地的王。姜太公对这里的百姓灌输了男子汉当走马沙场报效国家赢得
功名的思想。

　　春秋时代的管仲，也是这样的人。他教育齐人保持高昂的政治热
情，而且学会经商求利。他后来辅佐齐王称霸中国。汉朝的韩信，被
刘邦封为三齐王，统领山东一带，是当时最显赫的诸侯之一。

　　相对于齐，鲁人有明显的不同。鲁人好道义。齐国出过许多战绩
显赫的功臣，鲁国出的却是读书人，是道德的圣贤和文章好手。孔子、
孟子、颜回，这些人都是鲁人。最先到鲁地为王的是周公，不用说，
周公是道德模范。

　　鲁国后来还出过孝子王祥、书法家颜真卿、王羲之等，就是没出
什么大政治家或大军事家。齐鲁这种不同，可以从很多历史人物上看
出来。比如，管仲和颜回，两个人就很不同。管仲和鲍叔是好朋友，
两个人做生意挣了钱，管仲说他家有老母生活紧张，要将赚的钱分成
三份，他拿两份，让好朋友拿一份。这种事，鲁人深以为羞，可是齐
人管仲并不这样想，他也许认为做人就应当有话直说，好朋友不会见
怪。

　　再有，齐王曾将一位妹妹嫁到鲁国去，目的是修两国之好。那个
妹妹在鲁国出了点桃色丑闻，为鲁人所愤怒。齐人却不把这种事情很
当一回事。他们把公主召回来，而且不久之后这位公主就和自己的一
位堂哥结了婚。这些，在鲁人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丢人现眼的事，可齐
人却不作如是观。

　　齐人因好功而近酷刁，鲁人因好义而近愚伪，也是山东人的特点。
历史上，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大都出于齐国，如晏子，如冯獾。后者
把孟尝君的那么多债权都给一风吹了，回来还振振有辞，说自己立了
大功。齐人的会说是出名的，到现在，胶东人还是比鲁南人更善辩。
同时，因为齐人不惮于生杀，养成了做事果敢的素质，性格中同时也
蓄积了一些近于残酷的成分。相对而言，鲁人就显得拙笨一些。孔子
也不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不然的话，在出去讲学的路上不会遇到那么
多困难。

　　（《闲说中国人》连载五）

食客
艾子旅居齐国，在“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的家里做食客已经三年，孟尝君对他很尊重，视为嘉宾。后来他又从齐国回到鲁国，与季孙氏相遇。 季孙问他：“您在齐国住了那么久，那么请问齐国最有德才的人是谁？”艾子说：“没有比孟尝君更好的。”季孙说：“孟尝君有什么德行？”艾子说：“孟尝君家里有食客三千，食客们穿好的吃好的而孟尝君一点儿也不厌烦。他若不是个大好人，能做到这样吗？” 季孙冷笑了一下说：“您这是在瞧不起我啊，我家也养着三千食客，难道就只有那个号称孟尝君的田文才有这个德行吗？”听他这么一说，艾子不觉肃然起敬，说：“失敬，失敬，我现在才知道您也是鲁国的大贤人啊，我明日就登门造访，到您府上会会那三千食客。”季孙说：“好吧。” 第二天一早，艾子洗漱干净穿戴齐整就去拜访，一走进季孙的大门，静悄悄的；到了大厅里，连个人影也没有。艾子纳闷：莫非食客们住在别的馆舍吧？过了好大一会儿，季孙才出来，艾子问他：“食客在哪里？”季孙装出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说：“先生您来得太晚啦，三千食客各自回家吃饭去了！”艾子方知季孙玩了大骗局，是个死不要脸的吹牛家，就打心眼里对他嗤之以鼻，嘿嘿冷笑两声就走了。 --明·陆灼《艾子后语》

青铜器铭文之研究


战国金文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发生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面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生一定的变化，铜器铭文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大的改革。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自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铭文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札记. 月令》)的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食器上的铭文，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可对几个国家(或地区)的金文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金文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文，虽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金文中那种瘦长而工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少见，且行笔多方折。至战国中期后，齐金文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大的改观。铜酒、食器上的金文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方形，但书体近于手写体(一般流行的俗体)，笔划厚重而简约，且不少文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一时期浓厚的地方色彩。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为战国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子禾子釜等，铭文均与此铭相近同。
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金文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铜容器铭文中字形规整的一类，以洛阳金村东周墓葬出土的骉羌钟铭文最著名，从铭文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文铸成，结体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而逼近小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凝重的齐国金文形成一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方秦国文字的影响。洛阳金村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令瓜(狐)君嗣子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手写俗体，在规整程度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山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文，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王墓中出土的“平山三器”(包括中山王臖鼎与方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而又潇洒,点画之间或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文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方壶铭文长达四百五十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金文。
南方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金文字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方金文那种硕长的形体特征而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方金文相径庭。至战国晚期，楚国金文形体多已变
得扁平。笔面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期楚国金文已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本阶段新出现的且比较常见的“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纪量铭文，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金文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而更有所强化，文字之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字形与结构上有不少差异。在列国金义中，旧存的西周春秋文字形体在此时已被地方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于此一阶段金文中繁生，长篇铭文中还大量使用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历来见。
战国金文中兵器铭文是一大宗，据古文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大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首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人名。
三晋兵器中的“工师”多数作合文。工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方之“左库”、“右库”，国都之“至（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方“左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当时各国制
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用“王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之合金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鼓(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文辞的特点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几级铸造负责者职名、人名，也是先纪年，然后记职名、人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方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文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工师(或有工大人)、工，相邦、诏事、亟、工，或相邦、寺工、丞、工。最高负责者由丞相担任，作丞相、师、工、丞相、丞、库、工。地方铸造兵器之铭文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工师、丞、工(工的身分亦有为工鬼薪、工隶臣、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文中的“工师”不作合文，写成“工币”或“工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可见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工)尹、攻(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但燕国兵器铭文更多的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戈、矛，铭文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有职（或称侯）、戎人、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
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子之戈”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文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戈”、”右军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文主要是铸铭，文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工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工名，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戈”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里名，如“平阳高马里戈”。也有在地名下加“造戈”二字的，如“高密造戈”，或在地名下加“左戈”“右戈”(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戈”。第二类是标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用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田齐国君)及诸卿大夫贵族，言“某某戈”、“某某造戈”，戈名或称“徒戈”或“散戈”、“车戈”。如“陈侯因咨戈”，陈侯因咨即齐威王因齐，又如“陈子翼告(造)戈”、“陈子翼徒戈”。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田氏。齐国兵器铭文中“戈”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文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虫书字体，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春秋中晚期流行的另外两种金文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名，采用“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雨台山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土戈(M100：15)所铭“周驛之戈”，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多。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析君墨启戈，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方流行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而随意。至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文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大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主
，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至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文的演变过程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