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腐败”的特殊危害性
姚 齐 源
时下，腐败者真像是有一股子赴汤蹈火的劲头，别说打区区几个“苍蝇”，就是任你把很不“区区”的陈希同、成克杰之类的“老虎”打到横尸遍野，他们似乎还是会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让你反不胜反。公众对于根治腐败的信心很受此挫伤。
笔者在《腐败经济学论纲》中，已经分析过转制时期腐败的两种“特殊功能”：一是“转财”——即减少国有资产增加私有财产，二是“育人”——培育新生中产阶级。在转制这样一个法制尚不稳定（也无法稳定）的特定历史过程中，这两种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腐败这一特定行为实现的——腐败分子化公为私，既转了财，自己又成了新生中产阶级。无论改革是苏东式还是中国式的，大体未能跳出此种规律。所以，说“腐败有强大的后备军”这话虽难听，但看一下现实，恐怕又不得不承认这里有某种客观必然性。
不过值得注意是，腐败的这种客观性，反过来让它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就是所谓的“边缘腐败”。这种“准腐败”行为，使得治理腐败变得难而又难。
所谓“边缘腐败”，是指腐败者利用转制过程中制度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实现“腐”而不“败（露）”——换言之，他们既要捞取到非份利益，又不会被纳入非法行为，让你查处者莫之奈何。
我们从“边缘腐败”的几个基本特征，去观察一下，为何它能有此“腐”而不“败”之魔力：
——创新性。边缘腐败往往会在那些法律、法规、制度一时还未来得及涉及的新领域，以“创新”的姿态去展开，而改革恰恰是这种新领域不断被创造的时期，这就使“边缘腐败”有其肥沃土壤。它的这种“创新性”，往往使查处者难以拿出惩罚依据。比如说，“小金库”就是中国改革中的一大发明，它就因其“新”而来得十分“边缘”：论属性，它虽然是转移了国家资金，但也并非都落入了某私人的腰包；论功能，虽然它经常被挪作非份之用，但又可以缓解本单位资金紧张；论效果，它虽然导致国家财政减收，但也可以改善单位职工生活。它这种既“坏”又“好”的特异的“边缘性”，使它被宣布“非法”了20余年，却依然“合理”存在了20多年。更令人瞠目者，出于应付无休止的查处的需要，后来又创造出一种更新的办法——干脆把小金库中的相当部分收编到“预算外”资金中去，这部分“边缘资金”就基本上被合法化了。然而，人们早就作出的一个几乎是常识的结论是：小金库是中国腐败目下的最重要管道之一。
——集团性。屡禁屡行而继续顽强流行于中国大地的“乱”收费，其中那个“乱”字，其实很无奈：由于财政拮据，我们就不得不允许许多部门的“以业养业”（老百姓叫“靠山吃山”），即要其自己去“养”自己，那这些部门就决不会“养瘦”而坚决要养肥自己，否则就太辜负本单位的“广大职工群众”了，这样一来，种种“乱”而有据的“收费政策”，又焉有不竞相出台频频出台之理？！这种“乱收费”的边缘性，就在于它已经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行为，也是政府一个部门的集团行为，是因其代表了某些部门的“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的。君不见：《焦点访谈》中所暴光的乱收费是何等的蛮不讲理！那种“本单位广大群众”抵抗查处的精神是何等的万众一心！一句话：集团性所造成的“法不治众”格局，使腐败的边缘性更加“边缘”，使对它的治理也就特别地无奈，而那些腐败的领导因次而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遮掩了其更严重恶劣的腐败行为。
——普遍性。众所周知，腐败治理的最大困难有二：一是长官意志干预，二是纪检、监察、政法等“反腐专业户”部门本身的腐败。后者就与边缘腐败直接相关：眼下许多所谓“合理不合法”的“职业”收入，大至查办案件的“合理提成”，小至教育市场化的“合理加收费用”，都与某个部门的“财政经费不足”有关，于是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以‘创收’弥补财政经费不足”。就此而言，边缘腐败几乎成了党政机关、国家事业单位百分之百的现象，因为目下我们实在已经难以找出一个不搞“创收”的党政部门或国家事业单位。而当治理腐败的专职部门自己就深深卷入到创收和乱收中时，怕是很难指望它们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了。
——专业性。集团性和普遍性使边缘腐败站住了脚，就得有人去长期经营这种行为，从而使其立足常稳。为此，党政机关中又出现一批专门从事诸如创收活动的“公关”人士。这些年，我们不难在党政机关中发现新增加了许多“工作外行公关内行”的人员，长袖善舞于迎来送往，周旋肆应于酒桌饭局，把“关系”这种“新兴生产力”的效益和效率提高再提高，为集团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最极端者，有的干脆专门弄来些“靓女”，大行“以情公关以色公关以性公关”之道，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其结果，是使党政干部的评价标准，不得不考虑这类公关人士的“特殊贡献”和“特殊情况”，经常要为他们“特事特办”，自然也就会搅乱了干部管理。
所以，谈“根治”腐败，就不能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边缘腐败”问题，否则，所谓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就会变成金玉其表的奢谈。当然，边缘腐败问题解决难度无疑会很大，所以在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不要寄希望于能快刀斩乱麻地从速根治。边缘腐败属于改革中的“过程性问题”，就只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不过从历史经验看，这其中有两点值得认真考虑：
第一，要强化“非罪惩罚”制度。现在的一个不正常现象是：一个干部要么就全无问题，而一旦有问题，他就该下大狱了。实际上是缺少日常性纠错机制，老百姓说我们总是在“表扬与自我表扬”，只要不“进局子”的干部，就都可以把他的鉴定写成“高大全”的“圣人”，这种做法结果是对不少人成了“不教而株”。例如现在一些干部好赌成性，年输赢上万，而我们往往以之为“个人生活琐事”而姑息之，结果是姑息出了一批“高干赌豪”马向东来。另外，现行惩罚制度还有一个弊端：只惩罚个人，不惩罚集体。其实，对于集团性腐败的单位，只要是造成损失很大的，就不妨搞些“集体处罚”，以惩前毖后。
第二，要抓紧解决好“公共部门的经济体制”问题。笔者多次提到：政治体系的分配制度改革，比政治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目前许多问题实出于此：一个交通厅局的领导，一年可以直接支配几亿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一个分管市长，可以随意决定几千万“基金”给你不给他；甚至一个宣传部门的头头，随便张个口就可以决定一大笔“精神文明建设资金”的去向。于是，这些本不应直接去管钱的官儿们，鞍前马后拥挤着大大小小的“乞讨者”，让他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头神气，再要他去洁身自好不搞腐败，就真是实在有点难为他了。现在国家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程度，这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对金钱这东西，是决不能再搞“人治”了。只要剥夺了许多不该直接管钱的人的权力，就自然会少了许许多多的权钱交易——这便是“改革公共部门的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