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读书目的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程举林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平定东南半壁江山的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不但是权臣，而且是对近代中国学术有深远影响的学者。他注重对弟、子的教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深入挖掘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必会有所裨益。本文仅对他读书的目的予以考察、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曾国藩读书目的的发展过程
读书目的是指人们在读书过程中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里，曾国藩由读书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其仕途经历又影响了读书目的的发展变化。纵观曾国藩的读书生涯，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在入京之前，曾国藩潜心攻读“先儒语录”，读书目的主要是为求功名。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居住在偏远的湖南,受其传统家庭的影响,视野狭窄,志向不高,主要为科举考试而读四书、五经以及《史记》《文选》之类。他的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是“急于科举”[3] 。但是1833年他入湖南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封建思想教育，那里的山长讲习理学，注重实用，这对曾国藩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入京之后到咸丰二年是第二时期，是他的读书目的发展的重要阶段，他究心古诗文辞、宋明理学，明确提出了“进德”“修业”的读书观。1838年，曾国藩科举高中，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开始精心研究学问。1841年他求教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唐鉴要他把读书和修身养性结合起来，从而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读书目的不再囿于科举考试，而是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即所谓的“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4] 。他在道光22年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5] 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社会危机的日臻严重，他发现社会越来越需要“经世致用”之学，即他所谓的“经济”之学，他认为经济是理学的具体应用，要把学到的知识付之于实践，身体力行，以维护封建统治日趋衰落的局势。
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一年是他的读书目的发展的第三时期，曾国藩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之际，不是死抱成法，而是因时变通，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国藩在镇压农民起义、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化确实有比中国文化优越之处，只有虚心学习，“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6]，中国才能兴旺发达，中国才有可能“自立”“自强”起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与李鸿章等人先是在江南制造局内聘请洋人偕同华人设立翻译局，翻译西方书籍；继而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专门学校，直接培养人才；后又奏请朝廷派幼童赴欧美留学。曾国藩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有识之士的开放意识，他能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离。李鼎芳认为：“凡风气之开，外国文化之长足以输入而取用之，亦比有具远大之识见而权足以改革一方者为之倡然后可也。”[7] 曾国藩的思想虽然很保守，但能“见他人之长，则勇敢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8]。
二 曾国藩读书目的的主要内容
对读书的目的，我国历代思想家、教育家都作过探讨。先秦的孔子、孟子等强调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北朝颜之推不仅认为读书能增益德行，改变人的骄奢鄙弃等不良品性，而且他还把读书同农民种田、商贾经商并列，认为这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获取职位利禄的台阶[1] ；宋代的朱熹主张读书就是要“明天理”“灭人欲”，反对为功名利禄而读书；陈亮主张读书要致用于世。曾国藩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读书目的。
(一)进德、修业
道光22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出读书为“进德”“修业”的读书观。在他看来，“进德”是指“诚正修齐之道”，“修业”则指“记诵词章之术”。他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作主。”[9] 他认为，人的一生只有读书“进德”“修业”最可靠，因为这是“由我作主”的，只要自己努力读书，一方面就能增长知识、才干，增进人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又能净化思想、陶冶情操、培养品德，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曾国藩曾对儿子纪泽说：“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10]
同时,曾国藩还认为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他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11] 由此看来,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气质具有先天性和稳定性,也看到了气质具有可变性,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他认为读书变化气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作家的作品进行阅读，以促进自身已有气质的进一步发展；一是选择与自己气质不同的作家的作品进行阅读，以改变自身现有气质的弱点。他认为儿子纪泽的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骏”，所以劝他：“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元、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12] 他还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13] 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14]
对于气质，古人已有深刻论述，如《黄帝内经·灵枢·寿天刚柔》就有“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的见解[15]，北宋的张载认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16]“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分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17]这都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气质具有先天性。同时，张载认为气质与后天的学习有关：“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强学以胜以气习。”[18]朱熹也主张“变化气质方可言学”[19]。曾国藩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与现代人认为气质是在社会生活和教育条件影响下形成发展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变化气质是“进德”“修业”的一个方面，是完善自我、提高自身修养的一种手段。读书“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成为“明理之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0] “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21] 曾国藩已超越了传统士大夫读书做官显耀门庭的观念，认为读书能使人明晓事理，德才兼备。也就是说，曾国藩以为读书能促进道德成长、学业进步，能提高人自身的修养。
(二) 经济
曾国藩继承湖湘文化的传统，讲求读书致用。为了突出“经济”之学，他在传统儒学的义理、考据、辞章三科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经济”一科，并且认为“四者阙一不可”。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四者阙一不可。”[22] 他认为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之内，“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23] “义理和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24] “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25] 。他把经济和义理结合起来，认为前者为用，后者为体，二者是末与本的关系。曾国藩所谓的“经济”，即经世致用，又称通经史以致用，也就是说，研读儒家经典和史书的目的是为了修身治事，所以他主张读《易经》《诗经》《史记》《汉书》，学习古人治国之术，治理国家。
(三) 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的读书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修身养性，完善自我，而且把修身养性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即所谓的“始于修身，终于济世”[26] 。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27] 他还说：“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28] 曾国藩强调读书既要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又要将其推向社会，“修己治人”，实现“内圣外王之业”。曾国藩把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作为“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他的读书以“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所以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无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至于“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29]
曾国藩读书的目的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从总体上看，他突破了传统的功利目的，强调增进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注重经世致用，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识之士呼吁要在全社会进行素质教育，曾国藩的注重人的整体素质的读书目的仍有借鉴意义。(转自中国教育资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