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恰在危机后
暂时无派
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在具有强烈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中国，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出口产品滞销。中国的国内消费，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基本上从来就没有旺盛过。今天人们谈论的，大多是中国如何应对和渡过这次危机的办法。而我担忧的，却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我看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这次经济危机本身，而恰恰是在危机之后。今天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大的危险的开始。
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为了“撬动”内需，中央政府决定投放四万亿人民币，并制定了十大措施。那么，这个被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成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措施，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GDP的增长呢？会的。会不会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呢？不大可能。会不会消除或减少我所担忧的危机后的危险呢？完全不会；不仅不会，甚至将加大这个危险。
我的这个判断，显然不符合“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加紧落实”的评论员要求。我如此唱反调的根据是什么呢？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清楚。
通俗地说，所谓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社会产品多到少数有钱的人消费不了，而大多数有消费需要的人又没钱去买。应对这种假“过剩”，历来不过两个招数：一是人为地制造短缺，二是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手里的钱增多。前者就是将牛奶倒进海里，后者就是通货膨胀。中国的“精英”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件很简单易懂的事情，故意说得很神秘。今天中国这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及时而必要、果敢而科学，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计划，不过是一次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和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应用。
我不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完整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揭示，完全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日而语。但我也认为，它相对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和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萧条时期主 张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高涨时期主张减少货币供应量 ，提 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资。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有效需求又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那么，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显而易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前，不仅没有表现出不足，反而表现出膨胀。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同时又投资膨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特征极为明显的殖民地经济。它的“发展”，主要的不是为了国内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寄生虫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而一旦寄生虫国家的金融出现问题，消费能力下降，中国就立刻表现出生产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危机。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想有效地启动内需，必须从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上入手。可是，反观这次出台的“十项措施”，除了第八项以外，基本上完全是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会不会最终拉动整体消费水平呢？不会。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这次紧急出台的措施的根本出发点，既不是为了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而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大体上不过是那些外向型经济企业剩余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水平），也不会明显高于原来的水平。换句话说，这些投资带动的消费充其量不过是原来可能下降那一部分的补偿。与此相反的是，由这些投资创造的利润，却要落入原来就很富裕的人的腰包。其总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表面工资没有多少增加，而社会总的流动货币却大大增加，结果是实际工资水平不升反降，通货膨胀的代价将完全由原来就是低收入的群体承担。这样一来，两极分化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有效消费需求不仅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被刺激起来，反而会进一步萎缩；生产过剩将不仅会发生在外向类产品上，而且会蔓延到内销类产品上。
那么，将这四万亿全部用于消费（如有人说的按人头发钱）行不行呢？也不行。这四万亿的相当部分是债务（增发的货币）。将它们立刻投放到消费流通领域，一方面可能触发物价飞涨，另一方面会以储蓄的形式沉淀下去，不能形成有效消费。不要忘了，凯恩斯理论是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之一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简单地说，越是到了货币最后收入单位，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少。人们拿到手里的钱并不会全部马上用于消费，而是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决定当前的消费量；越是临时性的收入增加，越会变成储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水平极低的当今中国，穷人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钱口袋捂得更紧。我认为，最合理的安排是，将这四万亿的一半，完全用于社会保障如退休基金、低保补助和医疗费用的国家投入上。只有在“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希望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扩大消费才谈得上可能。不久前，中国政府有两个主要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说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话。如果他们所说的“信心”，也包括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信心，他们就应该把这次刺激内需的过程当成一次恢复全民信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增长”的过程。现在的事实是，政府一边试图刺激经济，一边又放风说要延迟退休年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除了延续一贯的劫贫济富政策，没有其它解释。
中国有句成语：温故而知新。对于这次被有些人大肆鼓吹的“大手笔”，其实本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说了四句话，其中的后两句被编辑给“脱敏”了，我希望这次能保留。这四句话是：改革还是那个改革，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人还是那伙人，谎还是那个谎。只要执政党的路线还是与从前一样：始终朝向“让一部分人”富下去的目标，始终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的利益，始终坚持以5%的人被本，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人们都不必报任何希望，也不要费任何心思去猜它的结局。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大的两极分化。
两年前，中国有一个政府领导人在国外对媒体说，他每天都为普通群众住不上房子愁得睡不着觉，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今天，普通群众住房问题依然如旧。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连续两、三年的夜不能寐，他应该早就身心憔悴了。但事实上呢？他对生冷偏涩的古诗词的记忆力丝毫也没有减退；在谈论“普世价值”时的思路一点不显得紊乱。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人要么是个不需要睡觉的“超人”，要么是个善于撒谎作秀的低级政客。这样的人，你能相信吗？
我为什么说更大的危险在危机后？这次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它对企业的冲击，尤其是外向型经济企业非常大。中国的财富在大量缩水后将更加向少数人集中，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将更趋贫困。我在《美国下一次“扩张”的可能方向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中有一个估计：美国将在六到十二个月的时间理顺它的金融混乱。一旦美国金融界的业务开始恢复正常，它就会立刻开始它的下一轮经济扩张。我给这次扩张起的名字是“虚拟制造业”，即在国内以第三产业为主，在国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属于美国企业的制造业。一场大规模收购中国企业的新的资本输出即将开始。这不是我在异想天开，只要我们回头看看最近十年美国除了在玩“虚拟”经济以外还干了什么，就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见上文）。左大培也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在华企业不回国救援反而开始收购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却呼吁中国去救？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领域，不能收购他们的实体经济？答案就是：美国在用房地产泡沫经济完成过去十年的过渡的同时，也做好了“虚拟制造业”的准备。而中国这次所谓的“保增长”，不仅不可能调整经济、做好应对美国扩张的准备，反而会是饮鸠止渴，使中国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进一步为美国的大肆收购提供便利。
有人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领域霸主地位的动摇。我不这样看。我反复说过，从历史大势上看，帝国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但它一定不会在殖民地灭亡之前灭亡。我敢肯定：作为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一定又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这除了它本身在能源、粮食和军事上的控制地位以外，还因为它处在一个有利于它的世界环境。这个有利的环境，不是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也不是日本的衰落和无所作为，而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的东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美国经济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就是中国。只要中国继续在今天发展的方向上不动摇，美国这个寄生虫就可以继续舒舒服服地靠在中国这个寄主身上统治世界，直到将中国彻底榨干。
尽管美国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盟国，但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向美国靠拢，在各项关键的国内外政策上，表现出唯美国马首为瞻。唯一能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美国虽然没有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当成“自己人”，但它却很乐于接受这群人作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为这是一个鼠目寸光，为了自己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内凶残无比、对外卑躬屈膝的最下贱、最无耻的群体。和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社会的“四大家族”也会自觉相形见绌。我在几天前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也不是经济》。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但我对此是没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是不是就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