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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为中华“群经之首”,已被誉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不朽圣典”,引人注目。如果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而言,人们称许为“万法之源”,便非夸饰之词。这对于思考和研究《周易》现代课题——“科学易”,是十分有益的。江国樑君编著《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丛书一套近二十册面世,不能不称是易学界研究新著的重大收获和卓著贡献。书市上日益抢手,读者广传,荐书亦多,成为“学易斋”开拓性图书出版和经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其实,十五年前,江君推出《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便这样概述了“科学易”态势和现状:
“‘太极学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科学部分,长久以来,先儒已做了许多解释,就不多赘述。二是自然科学部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古代虽有所述,如《汉易》之象数学,《宋易》的图数学。但是真正能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中,有成效的专著似乎没有。为弥补这一空白,目前《易》学研究者,正逐步组成一支‘现代易’,或称‘科学易’,的研究队伍,固然这支队伍现在实力还不雄厚,我坚信,不久将来定是一支发展现代科学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这是《易》学原理与现代科学研究有机联系的结果。”(页496)
这段颇有水平的评估和切合实际的分析《易》学现代科学研究的课题——“科学易”,是切綮之谈,发人深省。十五年之后,我们观察、思考和概述“科学易”课题,似乎仍可适用,并不过时。为什么?一,队伍有待扩大,这似有一个造就和培养人才的过程。以往,偏重于《周易》的注释、疏解和今译方面,对现代研究课题“科学易”,少有问津;二,课题有待更新,因为,致力于义理研究的多,象数研究的少,研究科学技术的更少。即使知道:义理源于象数,也难以介入科技方面的选题;三,素养有待提高,许多研究者偏重于本本,费力于考释,好像较为得心应手,年有所获,其实,对于科学技术,对于天文、地理、气象、医学、化学、生物学、人体生命学等多未涉及,其中有个“入门难”的问题。这说明研究者的素质与“科学易”话题,相去甚远或有相当的距离,以致,许多人反映:入门难,研究“科学易”更难,研究《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亦难。这一状况,亟须改变。四,氛围有待营造。从报刊园地,到学术交流,应该为“科学易”研究留有一席之位,提供活跃《周易》研究的“百花齐放”的和谐环境和气氛。从潘雨廷教授《周易表解》出版,到江国樑君《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面世,历时已非短暂,但至今尚未引人关注和评说,包括若干《周易》研究的概述二十世纪末期成果等专著避而不谈,好像“没有这回事”状况,这是极不公允的学术氛围和很不求实的易林总结。这样,不利于《周易》研究的队伍扩大,素质提高和课题多样化,当然也不利于《周易》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有机联系。孙凯飞先生《中华文化和科技发展》认为《周易》“精华在于哲理,是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所谓‘易道’是天下万事万物变易发展的根本道理。说它了不起是因为它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对宇宙的根本规律把握得这样高深。在《易经》里没有上帝创世说,没有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也不是到神仙鬼神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太极生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象(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然后演化出天下万物万象。”又说:“《易经》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许多发明创造是受《易经》启发,所谓观卦制器、模拟物象制造器物,也是仿生,包括象形文字、绘画、音乐、数学、盖房子、种庄稼、造舟车、包括中医理论和技术,以至现代化信息技术、电脑二进制,也是受《易经》启发影响。现在的机器人,我国古代也早有,道家人物列子《汤问》中讲的偃师造的倡人,能言、能视、能步、能舞,如真人,把周穆王吓了一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机器人。”从此,我们应当对《易经》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认识其源头和主干,也认识其精华,这是中华民族的华夏基业,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对自己先人的创造和贡献,有一个充分熟悉和了解,心中不能一团漆黑,也不能有历史虚无主义,只能讲清楚历史,才好继承传统,创新发展。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说过:“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性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因此千年之交,英国报纸发表文章说:“别提西方,是中国塑造了这个千年。”这是值得我们瞩目的国际舆论和评价,诚如孙凯飞先生所指出的,“有的人又在批伪科学、批封建迷信的幌子下把中医、气功、人体科学、传统优秀文化批了个够,有的干脆鼓吹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把西方近代科学当终极真理,月亮也是西方圆,鼓吹全盘西化。”
江国樑君《“科学易”研究之我见》较为全面分析现状,很有针对性地叙及:“今人常读‘科学易’,这是研究《周易》的一种可喜的局面。然而,我也发现它有被误解的迹象。如人们一谈到‘科学’,就马上近靠电脑、量子学、生物学之类,认为这是科学,而一提到河图、洛书、伏羲、文王,似乎就是‘不科学’。这可能是沿用了西泰的‘科学’说法,是现实的可知的,是狭义的‘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又怎么样的呢?根据我研究的《易》的最深印象是:‘易学’蕴含有《易》前后人类的社会活动,自然科学活动以及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等丰富内容,现有的‘科学’二字就难以涵盖诸多领域,因此它应该有个广义的概念,即‘客观存在+宏观思维’。所谓客观存在,就是可见与未见、已知与未知的事和物的存在。所谓宏观思维,就是‘无限与有限统一’的思维方式。非此难言‘广义科学’,若非用‘广义科学’来研究《易》,就不足以言‘科学’。历史上,或言《易》研究史上所出现的‘义理’与‘象数’之争,‘经传’与‘旁门’之争,‘易万能’与‘易无用’之争等,都是不知‘科学易’的真义之故。”(《易学研究基础与方法》二,第327页)。我们应当熟悉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献,如《尚书·序》述及:“伏羲、神农、黄帝三书,谓之《三纹》(也称《三坟》),言大道也。”
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创造华夏文化的源头,包括作网罟、正姓氏、制嫁娶、造琴瑟,尤其画八卦,这是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之后,阴阳观念成为此时期重要产物,江国樑君认为“其基本点是由‘两手’十指的概念和太阳出没、月亮圆缺、日月东西等观念综合构成的。真正把‘阴阳’作为哲学概念,最早见于八卦的符号排列和《老子》的道论。如‘万物负阴而抱阳’,以及《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神农,即炎帝,倡民耕而食、织而衣,造耒耜、神五谷、制陶器、作斤斧、尝百草、创医药,有《神农本草经》传世。江国樑君认为,“神农氏基本上与黄帝相近”,但“从神农尝百草创建了药物到《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成,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就是四方、四时和五体、五脏与四时五行的逻辑发展,“天地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就成为祖国医学的理论精髓。
黄帝,统一华夏各部,初奠中华版图。此时期,指南车创造,是古代科技应用的新物。其妻嫘祖养蚕缫丝,染五色衣,在纺织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其功大矣。还有仓颉造文字、大桡作干支、伶伦制乐器等,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黄帝时代的医经《内经·外经》有传承,还有《黄帝四经》《阴符经》等传世。江国樑君认为,黄帝时期以农业生产为主,与之相应的天文学发展亦具有相当的水平。“建阳立地”,以太阳晷景投立于地为标示点。加上它的四时出没、而建四方、四维,立五行。其主者维追求黄道而建地中。
三皇之后有五帝,其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这指尧、舜、禹、商、周。《尚书》《诗经》有尧、舜、禹记载,禹时已有青铜器,大禹治水,确有其事。以阴阳五行主而建皇极于人,称“王道”。皇极为大极,三生万物,太极所由始。夏属龙山文化的时期,皇极正是《周易》的太极思想基础。商为中国奴隶制时期鼎盛期,属青铜文化、甲骨文,有黄老道(老主天道,黄主地道);而文王道(王道)、孔子道(天道)和《周易》三才之道。关于周,《史记》说周文王囚而演《周易》,因为《易经》是继承伏羲《山纹》,神农《气纹》,黄帝《形纹》和夏《连山》、商《归藏》发展出来。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记载,易的哲理就是天下万事万物变易发展的根本道理。江氏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代表这一文化的应该是:一,一万年前的伏羲文化:八卦;二,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的集说:《易经》和春秋时期孔子为《易》作《传》,合称《周易》,包含中华民族思维、孔子社会学、老子自然学。三,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这便是继承《周易》文化传统和现代创新的标志,这意味着向前和发展。因此,江氏对于“科学易”的认识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值得一荐。第一,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周易》:融会贯通义理、象数和古今科技,研究《周易》的“宇宙总体理论”或言“宇宙统一自然场”。其中,以《我是怎样研究〈易〉学的》《〈易〉之本义》《〈易〉学在古代科技中的应用》《〈易〉学中的“光——气学说”》四个论题来回答了问题。这是继《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出版之后,江氏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立论,提出令人信服的重要课题。强调宇宙总体理论首先必须掌握《周易》哲理建立的特点,并从整体把握而建“中心”观念,然后则从“光——气学说”入手,求整体、总体,完成研究的立论。强调生命学理论首先必须掌握“廿四节气”的时空含义,建“中介世界”,然后再求生命的生成和变化,完成研究的立论。强调灵智学说首先必须掌握乾坤的时空物质存在与转化,知“乾始坤生”以及“乾气”的“伸屈”,然后再求“禀赋”的先天意义和后天变化:即灵与智,完成研究的立论。这些都属于江氏个人独特的思考和发现的收获,提出切肯的见地,供人从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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