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伪气功问题的批判研究(1)
现在,大家都认为“对气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增强辨别真伪气功的能力”,这里面使用“真伪”二字说明我们认为存在“伪气功”的问题。我想在中国现在不会有人反对把含有邪教教义内容并以气功名义出现的东西定义为伪气功,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凭借什么标准定义或判别某一声称为“气功”的气功的真伪呢?这种标准之所以成为标准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不论我们将要力图怎样回答这两个问题,这里首先存在一个回答问题的角度选择问题,因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客观存在着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相对不同的标准认识问题,甚至我们的最终选择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众所周知,“气功”这一名词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刘贵珍先生首先提出,其本意旨在将中国古代诸如吐呐、导引、练丹、静坐等不同称呼的方法统一命名,并赋予了中国古老的经典哲学概念“气”以具体对象———意指呼吸。但是,随着最近二十年来“气功”这个约定俗成名称所指称的事物的发展,“气功”一词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乃至于今天我们不得不开始从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气功的问题:气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技术问题);由这样的方法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现象问题);最终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原理问题)。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一直受到某种习见性的职业上的固执认识的支配,那种坚持认为气功是中国传统医学组成部分的观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它充其量只是向我们表达了“气功”一词所指称事物的中国传统医学的气功概念,因为仅从理论形态上整体区别,即使不包括众多内容纷呈的所谓“现代化”的气功理论,过去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和非常活跃的传统气功就有道家的、佛家的、传统医学的三大类。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分别从这三种分别独立的传统理论获得三种截然不同的气功概念“图象”。这样一来,如若各自从不同的气功概念角度得到相对不同的判别气功真伪的标准认识——至少这样做是可能的与合理的,我们自然会发现,尽管这些气功概念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联系,但由于其各自的旨趣、认识和描述的不同,在那些标准认识之间也就必然存在这种显著差异,甚至可能存在一些不相容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从何种气功概念角度确定判别气功真伪的标准呢?这样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认为在这些截然不同的气功概念自身当中已经存在着精华与糟粕,毋庸置疑,我们只能放弃从这些气功概念角度判别气功真伪的任何企图,从而谨慎地选择并引进一个全新的角度建立新的气功概念,并由此出发确定新的判别气功真伪的标准。实际上,恰恰正是我们的这种认为自身,已经部分预设了获得某种新的标准认识的角度选择问题:当我们认为在某一气功概念中存在宗教的、神话的、迷信的或者谬误的、虚妄的、糟粕的内容时,在我们的认为自身之中与之相区别、对应观念的角度已经历史性地根植于其中了,这就是“科学”。对于为什么我们必须选择科学的角度这个问题,这里我暂且先提一点,科学并不是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有时也会发生错误而且正是在错误中发展的,所以“正确的”或“真理的”并非我们选择科学的角度这一行为本身的单纯的理由,这除了部分取决于尝试解决气功现实问题的需要之外,我们的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文化的、社会的使然——一种“权力意志”。
然而,我们目前的尴尬处境却是:没有一种能够称得上是从科学的角度获得的气功概念——不等于“科学气功”的概念——可以作为我们判别气功真伪的标准。的确,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气功就已经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气功各项研究的主要思想工具仍然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在中国,讨论中国传统医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除了受制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情结之外,错误地理解“科学”一词并把“科学”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错解为一种简单的甚至可以倒置的因果关系是人们为中国传统医学辩护的脆弱的理由——类似的问题在气功领域也同样存在。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这里所使用的“科学”一词是指产生现代科学的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一种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气功概念不是一个科学的气功概念,严格起来,它同样必须接受从科学的角度所获得的气功概念的检验。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气功概念的一个现象问题角度,一种声称气功师可以释放“气”影响他人或周围环境的“外气”观念一直是“科学”与“伪科学”、“真气功”与“伪气功”之间争论的焦点。持“外气”观点的一方认为:通过观察实验证明“外气”有物质基础,而且众多的气功医疗实践事实也证明存在“外气”现象;持反对意见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外气”现象实验不满足随机的“双盲”准则,也不能接受可重复的检验,故不存在“外气”现象,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