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生命观非常明确——人类没有生命处置权。不仅没有处置他体生命的资格和权利，同时也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因为，“一人一世界”的佛教世界观揭示：人的身体也是心的对境的一部分。身体并不代表完全的“我执”，它实际上是“我执”的对境——“我所执”。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也是对境中的生命。既然杀害对境中的他人是需要“偿命”的重罪，那么自杀，同样也是罪不可赦。

人类无权处死自己，不仅因为自己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更因为“我”和“我对境中的身体”并不真实存在。人们尚不能发现自我的“无我”本质，又何谈终结“自我”？

自杀源于强烈的“我执”。因果规律告诉我们，自杀不是自我的终结，而将因为“我执”的延续，开演出更深重的悲剧。
我是谁？又是谁杀了我？

人类冥冥然之中感觉到的这个“我”，只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习惯、各种想法、各种价值观念混杂在一起产生的、一个信息残余而成的笼统概念。然而，大多数人恰恰将这个概念当成了貌似主观能动的实有的“我”；将这个概念当成了生命动力之源，当成了生命主宰者，当成了价值判断者，当成了可以处理掉自己身体的判决者。

但是，这个层面的“无我”还只是狭义的“人无我”。广义的“我”，不仅包括这个被误判为实有的所谓“主体”，还包括了其对境中的身体，更包括了其对境中的山河大地、古往今来——这个浑然一体的“法我”连同“人我”一起，是佛法对一个完整生命的界定，也正是佛教世界观所揭示的“一人一世界”。而这两种“我”，其本质实为“无我”——般若空性的智慧正落脚于此。

因此，佛法提出了真正的质疑：你了解自我吗？你了解生命吗？为什么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开始追究“我是谁”？为什么禅宗的修行参的恰恰就是“念佛是谁”？

当“我”到底是什么都还没被弄明白的时候，当你从未对“我”生起铺天盖地的疑情时，何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拥有对自我生命的处置权？
自杀绝非解脱之道：悲剧依旧，果报不虚

佛法告诉我们，“我”并不是主宰者。在“自杀”的行为中，不仅行动的接受者——“自己的身体”不存在，连行动的造作者“我”也不存在。事实上，所谓的“自我生命的处置权”，正来源于“我执”，并且对“我”的执着已经到了相当深重的程度。此时，如果“存在”已经无法承载这种执着，有的人就只能选择用断灭的方式来延续这种“我执”。

身体纵然坏灭了，但强烈的“我执”依然存在，并将在下一期生命中，继续打造“我执”的对境。自杀者所期望的“一了百了”不仅不会出现，甚至将因为“我执”的深重，还要承受更大的痛苦。

从佛教对杀业的定性来看，自杀与杀他等量齐观。执行自杀和执行杀他是一样的性质，并不会因为处理的是所谓“自己的身体”而罪过稍轻。在杀人这个层面，佛教谓之为“不通忏悔”——本性是罪（性罪）。也就是说，对这种杀业没有忏悔的可能性，没有悔罪之说。犯了，就是无可挽回、无可挽救的。

菩萨戒和出家众所受的具足戒同时传载、反复强调：对于有情生命所作出的杀戮行径——“自杀（自己主动杀）、教他杀、见作随喜、乃至梦中”——均被严格禁止，连起心动念甚至梦中的无意识行为都未能豁免。而就罪过轻重来讲，所杀生命之体量越大、智慧层级越高、杀生者恶心越重，其罪过越大，尤以杀人类和杀圣人为甚。

至此，我们应该理解到，强调“人类没有生命处置权”并不是用戒律来绑架大众，实在是因为因果不虚——自杀的果报是直堕地狱而千万亿劫难求出期。

当自杀者把死亡当做“生命最后的庇护所”时，禅宗不得不以确如其实的“无我”和因果道理告诉人们，自杀非但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更大悲剧的开演。自杀绝非解脱之道。
所有自杀都源于一场误会：深陷对立难以自拔

或许这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自杀，只是源于对生命的一场误会。人类越是去追逐貌似实有的、貌似物化的对境，就越是障蔽了完整理解“我是谁”、完整体验无尽生命的可能性。越是一场攫取，就越可能是一场放弃。这是一场拉锯，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悲剧性对峙。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心性文明史，一直都在熏陶着我们对于生命主体价值的尊重。文明的祖先早就取缔了人们处置生命的权利，早就跨越了轻率取舍有情生命的不成熟阶段。

然而文明演化到今天，纵然物质繁荣、科技昌盛，人们对于生命主体价值的认知清晰度却一再探底。如果没有什么可供把捉的物化线索，人们已经快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在哪儿了。

如今的新媒体工具上正在流行着“刷存在”。所谓“刷存在”远远够不上西方曾经流行的“存在主义”，人们早已浮躁得顾不上思考与背书了，只是说如果没有工具在手头随时刷两下，不能像吃鸦片一样满足一下“依赖外境”的鸦片瘾时，人类已经无法确认自我的意义了。如果连自己都无法判断精神是否还存在，甚至随时随地恐慌四起，那么这里正在昭示的又是什么？这是否正是当今信仰空间所要